作者 顾乃忠（江苏省委党校教授） 写于 二零一六年
如前所说，所谓的十月革命，实际上只不过是壹场政变，十分缺乏群众基础。在农村，虽然布尔什维克有关于土地、和平和面包的承若，新政权暂时得到了底层农民的支持，但这种情况很快就发生变化。随着抢夺农民的粮食以及其他种种暴行的发生，素来温顺服从的俄国农民便忍无可忍，起来反抗，暴动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在城市，更是壹片反对之声。据史载，对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抵抗活动，早在十月革命后第壹周就已出现了。且不说克伦斯基成功地征募了壹支不大的哥萨克部队开进到彼得格勒郊外。单在首都城内，作为反对派的社会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及其他不满分子组成了壹个“全俄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该委员会号召人民收回对新政府的支持。绝大多数教授和知识分子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许多白领工人包括政府雇员拒绝工作，部队裏的社会革命党人占领了首都的某些建筑。[29]而工人方面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在布尔什维克党刚刚建政后，工人阶级还享有选举、出版等方面的自由，也能选择工作并取得优厚的报酬。但是，过不多久，事情就发生明显变化。根据考茨基的出版于1919年的《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30]记载，变化的原因是，由于俄国广大工人群众的水平很低，上述这些措施有日益使工业完全丧失其作用的危险。因此，为了拯救工业，不得不形成壹个新的官吏阶级，并使它掌握支配工人的权力。“这个新的阶级逐渐把壹切实际的和事实上的控制权抓在自己手裏，把工人们的自由变成纯粹虚假的自由。”[31]自然，这些事情的发生不能不引起工人群体的反对，而且这种反对由于缺乏粮食供应等原因势必变得格外强烈。虽然新政权遭到工人、农民和市民的全面反抗，但是，此时的布尔什维克政权依靠“壹党专政”的力量，已经剥夺了工人和所有人的结社集会的自由，因此，“工人们的反对始终是没有组织的和分散的，不能形成密集的队伍来反对具有更高度的组织的官僚政治。工人们无法同他们抗衡。”[32]
仅仅在组织上阻止工人和其他各阶层的反抗，对苏维埃当局来说并不是上策，上策是如何使人们根本不可能产生任何怀疑苏维埃制度的神圣性的思想和感情。要达到这壹目的，就要统壹思想；为了统壹思想，就必须控制报刊；而控制报刊的手段，主要是报刊审批和出版审查。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后，控制报刊的手段是十分严厉的，不仅针对着资产阶级报刊，而且针对着所有不效忠于现行政治制度的报刊。布尔什维克当局为这种严厉的报刊管理制度辩护的理由，是“从这样壹个天真的假设出发的，即：确实存在着壹种绝对真理；只有共产党人才掌握那种真理。它也从另壹个假设出发，即：所有的新闻记者根据他们的本性来说都是撒谎者，只有共产党人才是真理的狂热的拥护者。”[33]在布尔什维克当局看来，到处都有那种把他们所看到的事情信以为真的撒谎者和盲信者，所以必须实行严格的报刊管理制度。可是，报刊管理制度实行了，实际效果究竟如何呢？“在那些不必耽心受到压制而又只有某种倾向的报刊才有权利发言的地方，最容易滋生谎言。这样，报利就简直有了撒谎的护身符，这种情况还鼓励了那些喜欢骗人的家伙。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关于报导的真实性并不会由于取消了出版自由而有所加强。相反地，它还因此受到最不利的影响。”[34] 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统治下，为什么到处都是欺骗和谎言，我们在这裏看到欺骗和谎言的数量与报刊审查制度的严格性是如何在恶性循环中互成正比例发展的奇妙情景。
布尔什维克政权为了镇压工人和其它阶层群众由于利益受到侵犯而产生的反抗，并使之俯首贴耳地服从专制统治，除了使用舆论欺骗、道德说教等软的手段外，还使用硬的手段。——具体地说，就是管、关、杀的红色恐怖。据考茨基在1919年的记载：“苏俄已经组成了壹系列革命法庭和非常委具会（俄国自称的‘肃反委员会’——引者註），‘以反对反革命和投机活动以及滥用职权的行为’。它们具有专断的权力，可以宣告任何被控到它们那裏来的人的罪名，随意决定枪毙那些不受它们欢迎的人们；也就是说，可以枪毙它们所捉到的壹切投机商和奸商，以及他们在苏维埃公务人员中的同谋犯。它们的手段并不到此为止，而是连累到每壹个胆敢批评它们的可怕虐政的正直人士。在‘反革命’这个集合名词下，把各种各样的反对者都包括了进去，不问这是发生在哪壹类人中间，产生的动机是什么，用的是什么手段，抱的是什么目的。”[35]为了让读者了解这种无法无天的红色恐怖的具体情况，介绍几个具体细节也许不无脾益。据《国中之国：克格勃和它掌控下的俄罗斯》记载，契卡（cheka）们所奉的指示是：“妳们审问被告时，不用找什么证据，只消让被捕者回答他是什么出身，受什么教育或职业。靠这个就能决定此人的死活。这就是红色恐怖的内涵和实质。”[36]据莫斯的《俄国史》记载，在红色恐怖时期，外表特别像具有特权者的人会有麻烦。1918年初，壹个布尔什维克被杀死在萨拉托夫，因为他穿着壹件时髦的外套，被人当做了壹个“布尔昂”（上流社会壹员）。眼镜也足以使壹个人变得可疑，在国内战争中，有人甚至因为指甲干净、双臂平直而被红军枪毙。[37]在这次大清洗中，被杀的人数，普列汉诺夫在大清洗开始不久的1918年4月预言，“列宁将砍掉几百万人的脑袋”。[38]如果说普氏的说法还是壹种预见的话，那么，下面的数字就是历史事实了。据2009年成书的《二十世纪俄国史》记载，在1918—1922年2月，被杀的人不少于200万。[39]
人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些恐怖行为是在违背列宁和俄共中央意誌或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基层布尔什维克造成的；恰恰相反，这壹切都是在以列宁为首的俄共中央完全知情并亲自部署下发生的。据前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的2003年出版的着作记载，1918年1月，反革命政变刚刚过去两个月，列宁在《如何组织竞赛？》壹文中说，“有许许多多贯彻‘社会主义金科玉律’的办法”——他将其中的壹个办法叫做“将十分之壹犯游手好闲罪者处决。”决定命运的公式为“十分之壹”。雅科夫列夫接着评论道，后来希特勒也喜欢上了这个公式，卫国战争中党卫军分子枪决苏联和平居民，是每十个人中杀壹个。在坏人的行为中，壹切都很相似。[40]据《真理报》记载，当时有人写信要求布尔什维克党和政府机关清洗所有那些不与共产党共命运的、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才利用共产党的坏蛋和野心家。列宁在1919年3月27日回信说：“写信的人要我们纯洁我们的党和我们的政府机关，清除那些‘毫无良心的临时同路人、自私者、野心家、走狗和强盗’。这是正确的要求。我们早已提出并在实行这个要求。……我们现在和今后都会枪毙那些被捕获的强盗、自私者和野心家。但是，为了使清洗工作进行得更彻底更迅速，就需要真诚的非党知识分子在这方面协助我们。”[41]列宁的这些指示和号召对于全国规模的大清洗，无疑起了直接动员的作用。至于在对全国各地的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逃跑等具体事件的处理中，列宁亲自下达的枪毙、处决的命令则多得不计其数，这方面的详细情况可参见芦笛的网文《列宁与红色恐怖：“仇恨与復仇的贊美诗”》。[42] 在大清洗的具体操作中，契卡发挥了重大作用。据考证，在1918年第壹季开始的反对各式各样的反对者、不配合者的“十字军讨伐”，使大清洗全面升级。根据列宁的指示和人民委员会的决议，契卡被授予绝对的权力：独自进行搜查、逮捕和枪决的权力，尤其是契卡不经过任何法律手续，不用向任何法律机构报告的情况下可以自行枪决“人犯”的权力。更为严重的是，不仅国家契卡拥有这样的权力，而且各州县的下属机构也拥有了这样的权力。[43]而对于契卡们的工作，据《二十世纪俄国史》记载，列宁也给予高度评价：“契卡在直接行使无产阶级专政，这对于我们是很重要的，在这方面契卡的功劳之大无法估量。除了用暴力镇压剥削者，没有别的办法解放人民群众。契卡就是这样做的。”[44]
这裏需要指出的是，布尔什维克政权的这种即决裁判的恐怖手段根本没有效果。因为这些非常委员会本身就不纯洁，不但是庸碌之辈，而且还有已经干了或正在干着各种抢劫勾当的匪徒都钻进了各级委员会。能够阻止这些坏蛋和野心家钻进革命法庭和非常委员会的手段只有不受管制的自由的报刊。但是，当时的俄国已经没有自由、公正的报刊，相反，“报刊完全掌握在那些被坏蛋和野心家盘踞的政府机关手裏”。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有什么把握不让这些坏蛋和野心家设法钻进革命法庭和非常委员会，从而推波助澜，使真诚的非党‘知识分子’遭到枪杀呢？拥有至高无上的最专制的权力的，正就是这些被设立起来同贪汙腐化现象作斗争的非常委员会。它们完全不受任何形式的监督，也就是说，它们大部分是在确实有利于贪汙腐化现象的情况下活动的。”[45]大清洗的成效如何姑且不论，我们关註的是，这种为了维持政权大规模地使用恐怖和暴力的行径，无论如何是违反人道主义的，是对雅各布宾恐怖主义的接续，而且是更为恶劣的接续。[46]
人们自然会产生疑问，壹个如此恐怖、暴力、血腥的反人类运动，究竟是何以能在全国范围内发生的？这要从列宁的强调独裁说起。列宁在提出组建特别法庭和肃反委员会要求的同时，又提出实行个人独裁的问题。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列宁说：“无可争辩的历史经验证明：在革命运动史上，个人独裁成为革命阶级专政的表现者、代表着和执行者，是屡见不鲜的事。” “所以苏维埃的（即社会主义的）民主制与实行个人独裁之间，绝无任何原则上的矛盾。”[47] 为了把他的独裁主张贯彻于全党，列宁又随即提出“给与壹切企业的个别领导人以独裁的和无限的权力”的要求。列宁说，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必须强调“个人独裁制”，任何大机器工业都要“使成百成千人的意誌服从于壹个人的意誌”。[48]事实上，列宁是要把独裁原则贯彻于全党的主张，早在建政前就很明确。据奥地利学者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的《国际史》记载，列宁认为，壹个处在独裁政府体制统治下的革命党，也不可能以民主原则——被选举权和党员对党的领导机关进行民主监督的原则——作为基础。它不可能是民主的群众性政党。革命需要壹个人数不多的、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党，他们是动员群众和领导群众的杠杆。[49]建政后，列宁集党政军以及立法、司法、行政权力于壹身，终于使他的独裁主张得以大行其道。所以，《国际史》又记载，阿克雪裏罗得写道：被列宁加以理想化的有知识的“职业革命家”，只不过是像雅各布宾壹样的激进资产阶级，列宁的想法是把党变成壹所由壹名以中央委员会面目出现的厂长领导的大工厂。托洛茨基写道：列宁的方法是“壹幅半明半暗的、可悲的雅各布宾主义强硬派的讽刺画……整个国际工人运动要被壹座雅各布宾派法庭指控犯有温和罪，而掉下断头臺的第壹颗脑袋，将是马克思的巨人之首”。托洛茨基还预言，在布尔什维克体制下，“党将会由党的组织、党的组织由中央委员会，以及最终中央委员会由独裁者取而代之”——由“壹个掌握生杀大权的人”取而代之。[50]在独裁统治之下，无产阶级还有主人翁的地位吗？党员个人还有价值吗？还是《国际史》记载，“普列汉诺夫指控列宁力图以对无产阶级专政取代无产阶级专政，并把‘党员’贬低为‘小轮子和小螺丝钉’，说列宁的党的思想是壹种‘神权政治性质的组织空想’，列宁关于职业革命家同工人阶级的关系的见解是巴枯宁的观点，不是马克思的观点。普列汉诺夫以先见之明写道：列宁的组织原则将导致‘归根结蒂壹切都围着壹个人转，这个人註定了要总揽所有权力于壹身’”。[51]在这裏我们看到，恐怖、暴力、独裁、专政天生地紧密联系在壹起。
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共产主义试验在开始的头两年就被证明失败，但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政权为了保全自己作为执政党的地位不是承认失败，改弦易辙，而是在统治手法上耍尽花招。他们突破了壹切政治伦理的底线，他们违背了执政前向人民允下的所有承诺，他们改变了建党时关于布尔什维克性质的初衷。考茨基记载，作为讲究实际的彻底的政治家，布尔什维克在他们统治的过程中已经显着地表现出他们的适应环境的本领。他们本来是根据平等的普选原则选出的国民议会的热心宣传者，可是当国民议会对他们有所妨碍时，他们便立刻把它打入冷宫了。他们是死刑的坚决反对者，可是他们却建立了血腥的统治。在他们执政之初，他们宣布他们的目的是粉碎那个代表旧政府的权力手段的官僚机构，但他们却建立了壹种新的官僚统治来代替旧的。他们曾经依靠瓦解军队的纪律并最后瓦解军队本身的办法取得了政权，但他们现在已经建立了壹支经过严格训练的新的军队。他们本来力求把各个阶级置于同壹水平，相反地，他们却已经壹手制造了新的阶级差别。他们已经造成了壹个地位低于无产阶级的阶级，而把无产阶级提高到特权阶级的地位；他们又使另壹个阶级出现在无产阶级之上，这个阶级领取高薪，享受种种非壹般人所能想望的特权。他们最初无情地剥夺资本，目前却正在准备把半个俄国的矿藏交给美国资本家，以便取得他们的帮助并在各方面同外国资本妥协。……[52]考茨基的这些记载虽然是在1919年，但是，近年来发现的越来越多的史料证明，考茨基的记载是可信的。根据考茨基的记载，我们可以说，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政权实际上只做了壹件事情：拆了壹座大厦，又建了壹座大厦。不同的是，原来的大厦是别人的，现在的大厦是自己的，仅此而已。就大厦功能的积极作用和结构的合理性而言，后者远不如前者。而为了这壹拆壹建，毁灭了无法计算的俄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政权不仅不认为是罪恶，还壹直把它作为历史功绩来歌颂。
如果我们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政权）在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过程中的罪错加以概括，那就是他（们）否定人类在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的壹切积极成果。普列汉诺夫说得对，许多为每壹个文明人承认的全人类概念列宁壹概加以否定，或者从消极意义上加以诠释。例如，对于任何壹个有文化的人来说，自由主义是壹个正面的观点体系，而对于列宁来说，这无非是“自由主义的下流货色”；对于任何壹个有文化的人来说，资产阶级民主，即使是打了折扣的，毕竟仍然是民主，而对于列宁来说，这是“庸俗行为”。可是，那种不受任何限制的阶级恐怖，却被他认为是“无产阶级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53]诸如此类的反对普世文明的概念和行为，对于列宁来说不胜枚举。总之，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政权在人类社会有东方和西方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的“理论”指导下，在俄国绝不走西方道路的口号下，他们拒绝了西方的、实际上也是全人类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所有积极成果——议会政治、三权分立、自由、平等和人权。在这条反人类、反文明的道路上，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统治究竟是怎样壹副面貌，要清楚地了解这壹点，我们还是来看看与列宁同时代的思想家们的、包括列宁的战友的揭示。
伯恩施坦在1919年8月的文章中说：“布尔什维克抛弃了选举权，因为对他们来说有组织的发展进程是不适用于政治的。然而事物的逻辑胜过统治者的任何暴力，当暴力和发展的规律相矛盾的时候，它只会破坏而不会壹致地为进步服务。而布尔什维克就是这样。它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是由尖锐的矛盾组成的：极端的社会唯心主义和赤裸裸的东方暴君专制并列。只要不及时发生转变，就必然会成为壹个十足的畸形儿。”[54]伯恩施坦是有先见之明的，苏俄的社会主义模式确实是壹个十足的畸形儿。
考茨基说，我们在俄国所看到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它的反面。俄国工人在无权支配生产资料这壹点上，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处于大致相同的境地。“苏俄和西欧的差别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已经足够强大，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资本的专政，并且也把权力关系改变到了这样的程度，即使重要经济垄断企业的社会化在最近的将来将成为工人的壹项政治胜利；而在俄国，生产资料是高度集中在壹只手中，它的所有权受着专制的国家机器的保护，同时工人被分化了，没有自己的组织，没有壹个自由的出版界或自由的选举，完全被剥夺了任何反抗的手段。”[55]
考茨基还说：“在俄国，和财产所有权的垄断相类似的是教育的垄断。教育是专政借以支持政权的工具之壹。”此外，“更坏的是知识自由的遭到全部摧毁，这甚至也打击了共产党党员这个集体。没有了知识上的自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不可能真正参与我们的时代的知识。”[56]
奥托·鲍威尔认为，布尔什维克政权统治下的俄国是壹个无限的专制主义的国家，这个国家专制的特点之壹就是特别加强意识形态控制。鲍威尔说，在俄国，“专政按照自己的统治利益，规定在历史、经济、社会等问题上可以宣教些什么。它不容许偏离统治政党的现行观点。它排斥种种学说，因为这些学说可能为统治政党中壹个被打倒、被击败了的派别服务。这就给历史和社会领域内的自由研究划定了狭窄的范围。由于害怕受到惩罚，研究者不敢越雷池壹步。这种恐惧把研究工作限制在正统思想的范围内，正统思想有时归根到底是用对执政党领导人的着作的解释来代替对事实的自由探讨，从而倒退到经院哲学的方法之中。”[57]在控制意识形态这壹点上，鲍威尔还将布尔什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做了对比。鲍氏说：“法西斯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在其它方面是截然不同的，但在下面这壹点上，两者是完全相同的，即壹小撮当权者决定关于历史和社会哪些可以说、可以教、可以印。只允许壹种意见、壹种主义存在。不愿意讲授这壹主义的教员，壹个都不能容许在从小学到高等学校的所有学校任教。不宣传这壹主义的书报，壹份也不能刊印；不为这壹主义服务的艺术作品，壹件也不能刨作。谁胆敢发表另外壹种意见，谁就在利帕裏群岛和索洛夫基群岛的集中营裏结束自己的生命。”[58]
在没有出版自由、知识自由的情况下，社会的任何主导思想——在俄国是官方自我称谓并自我解释的马克思主义——必然变成国教。布尔什维克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本来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壹个学派。但是，“在（他们）夺取了国家政权之后，就把马克思主义（的这壹学派）变成国教，这个宗教的信条及其解释都受到政府的监督，对于这个宗教的批评，甚至壹点点最微末的偏差，都要受到国家的严厉处罚，这样壹种马克思主义，以西班牙宗教裁判的方法来实行统治，以火刑和屠杀来进行宣传，实行壹种戏剧性的仪式（例如列宁尸体的防腐保存），这样壹种马克思主义不仅仅降到了壹个国教的地位，而且是降到了中世纪或东方迷信的地位”。[59] 考茨基如是补充道。
如果有人认为伯恩施坦和考茨基本来与列宁就不是壹个派别，他们批评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政权是理所当然的，那么，我们来看看与列宁同为社会民主党左派的理论家、并被列宁誉为“革命之鹰”的有用+1罗莎·卢森堡吧。我们知道，卢森堡是暴力革命的支持者，也是十月革命的坚定拥护者：她在肯定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将工业、贸易、银行国有化的同时，激烈地批评列宁将土地分给了农民而没有国有化的做法；她甚至在写出下面我们将引用的文字的同壹篇文章《论俄国革命》中，还充分肯定十月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但是，就是这个卢森堡却在1919年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反自由、反民主的表现和本质作了既生动又深刻的揭示。卢森堡认为，在俄国，命令，工厂监工的独裁暴力，严酷的处罚，恐怖统治，这壹切都是治标的办法。达到再生的惟壹途径应该是：公共生活本身的学校，不受限制的、最广泛的民主，公共舆论。卢森堡指出：“如果这壹切都取消了，现实中还剩下什么呢？列宁和托洛茨基用苏维埃代替了根据普选产生的代议机构，认为苏维埃是劳动群众惟壹真正的代表。但是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壹定会日益陷于瘫痪。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惟壹的活动因素。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壹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壹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壹种小集团统治——这固然是壹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壹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就是说，纯粹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雅各布宾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不仅如此，这种情况壹定会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暗杀，枪决人质等等。这是壹条极其强大的客观的规律，任何党派都摆脱不了它。”[60]
通过以上几位思想家的揭示，我们大致已经了解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统治情况和特点；其核心就是取消民主，实行专政。现在需要追问的是：既然取消民主，实行专政已经给俄国带来无穷灾难，列宁和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为什么还坚持这样做呢？我们还是用当时思想家们的话来回答吧。考茨基是这样解释的：布尔什维克党把无产阶级专政当成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先决条件，而把社会主义当成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考茨基指出：“壹个社会主义政党除了把它的权力用来实现社会主义之外，还能用来做什么呢？它必须立即致力于此，并且不顾壹切，毫无顾虑地扫清它所面临的壹切障碍。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民主同新政权发生了冲突……就不得不用专政来代替民主；这尤其容易做到，因为人民的自由在俄国还是完全新的东西，还没有在人民群众中扎下深根。这时，专政的任务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这种实际事例的教育不仅应该使国内那些仍然持反对态度的分子顺应潮流，而且应该吸引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者来效法它，鼓励他们去革命。”[61]不能不承认，考茨基的分析是符合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观目的的。
如果说考茨基是从积极的意义上解释的，那么，普列汉诺夫则是从消极的意义上解释的。针对当时布尔什维克已经夺取政权，以及列宁的在无产阶级政权的条件下，可以更快地消灭文盲，迅速发展生产力的观点，普列汉诺夫指出：“列宁实现了政变，把它宣布为社会主义革命，把俄国历史引向错误的死胡同。俄国的发展将因此落后许多年，也许几十年。”普列汉诺夫还指出：“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变为壹党专政，党的专政将变为党的领袖的专政，维持领袖权力的起先是阶级恐怖，后来是全面的全国恐怖。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因为他们壹实施民主和自由，马上就会丧失政权。列宁很清楚这壹点。既然如此，布尔什维克除了恐怖、欺骗、恐吓和强制，就别无道路可走。但是通过恐怖、欺骗、恐吓和强制能否迅速发展生产力和建成公正的社会呢？当然不能！这只有在民主的条件下，在自由的、自觉的和结合个人利益的劳动的基础上才能做到。但布尔什维克在半年不到的时间裏查封的报纸杂誌比沙皇当局在整个罗曼诺夫皇朝时代查封的还要多，还有什么民主可言呢？”[62]通过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的揭示，我们终于明白了，列宁和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之所以在明知取消民主，实行专政已经给俄国带来无穷灾难的情况下还坚持这样做，是为了“使国内那些仍然持反对态度的分子”在慑于专政威力的情况下“顺应（他们的）潮流”；是为了“吸引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者来效法它，鼓励他们去革命”。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列宁和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都很清楚，“因为他们壹实施民主和自由，马上就会丧失政权”。在上述主观的动机和客观的情势下，布尔什维克党由于它的本性所决定，应该和能够采取什么方法统治，答案自然不言而喻了。
到现在为止，我们讨论的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所作所为都是在他们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这个题目下进行的。根据上文初步揭示的材料，我们说苏俄的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失败了，而且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失败的典型；这个结论应该是能够成立的。但是，这裏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所作所为，并不都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他们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并不成熟的情况下通过政变夺取政权，他们在取得政权后把马克思的“专政”由“状态”变成“政体”，取消了普选制，取消了出版自由、结社集会自由，实行壹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和红色恐怖等等，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他们符合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后期马克思主义——的只有壹点，即跨过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在村社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然而，恰恰就是这壹点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能违背的，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阶段是不能用权力取消的。苏俄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它不是将前期马克思主义——强调“自然历史过程”的马克思主义——俄国化，而是将后期马克思主义——强调跨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由于走出了这壹步，如前所述，就等于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人世间的所有邪恶必然由此而生。
苏俄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失败的原因，除了从前期和后期马克思主义对立这种二元论的角度分析外，还可以从前期马克思主义的二元论的角度分析；伯恩施坦就是从这个角度分析的。伯恩施坦认为，布尔什维克失败的原因在于，他们不能科学地区别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他们在早期的、自然道德化的和形式思辨的社会主义面前干脆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巨大进步。他们从这壹学说中抽取了对资本主义剥削倾向的批判，然而他们忽视了其中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必要性的强调，即不承认资本主义企业主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所承当的经济职能，因而竟致直接抑制其有效地为文明进步创造基础的这种职能。”[63]两个角度的分析，异曲同工。相比之下，西欧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成功范例，根本原因就在于，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的右派领袖们将前期马克思主义——而且是“排除还拖在马克思主义身上的某些空想主义残余”的前期马克思主义——西欧化。而苏俄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失败典型，根本原因就在于，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们将后期马克思主义——而且是作为后期思想主体的马克思主义，即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峡谷”的后期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在此意义上，我贊成维利·勃兰特的观点：“伯恩施坦战胜了列宁”。[64]而所谓伯恩施坦战胜了列宁，也就是前期马克思主义战胜了后期马克思主义；或者说，也就是前期马克思主义中的科学倾向战胜了空想主义残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