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应克復（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写于 二零一五年

四 关于「反对官僚资本主义」

官僚资本：壹个含混的概念

「官僚资本主义」这壹概念最早在中共的文件中出现是毛泽东的《论联合政 府》（1945）。他说：「官僚资本主义」「亦即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 本，垄断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而残酷地压迫农民、压迫工人，压迫小资产阶级 和自由资产阶级。」

1946年陈伯达在《中国四大家族》壹书中提出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概 念。他认为，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和陈立夫这中国的四大家族利用 政治的强制方法，通过掠夺农民及其他小生产者、压迫民族工业，逐渐形成了对 金融、商业、工业、农业、文化业的独占资本，这些资本，据陈初步估算，至少 在200亿美元左右。陈还认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是封建的、买办的资本，他们对于 中中交农（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四大银行在资本上的独 占，是官僚资本最高、最集中的发展。四大家族的经济独占是反人民反革命的军 事活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摧残了生产力的发展，是完全腐朽寄生的独占。

1947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有了更明确的阐述。他 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达壹百万万 至二百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 权结合在壹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是「买办的封建 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除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 特权外，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 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这就是官僚资产阶 级成为「三座大山」之壹的由来。

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也是国民党政权的核心人物，共产党革命 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国民党政权；随着革命的胜利，他们在大陆所拥有的财产也势 必随之没收，因此将他们作为另壹个新的革命对象，似乎没有多少的实际意义， 只是为我们没收官僚资本提供了政策上的依据。

但是，这个「依据」是有缺陷的。

最明显的缺陷是：四大家族所拥有的巨大资本是否都是他们家族的私人资本？ 还是其中壹部分是国家资本，壹部分是他们的私人资本？也就是说，是否应当将 四大家族资本区分为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两个部分？

毛泽东和陈伯达都回避了这个问题，相反，在他们的阐述中有意无意的都将 之归结为私人所有的资本。毛泽东说，官僚资本「亦即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 办的资本」。陈伯达说，四大家族的资本是对金融、商业、工业、农业、文化业 的「独占资本」。笔者认为，「官僚资本」应当是官僚私人所有的资本，而四大 家族作为政权机构的核心人物，他们所经营、所控制的资本不能认为全部是他们 的私人资本。遗憾的是，从官僚资本这壹概念的提出直到1980年代的四十多年中， 壹直因循旧说，将聚集于官僚们手下的资本都误认为是他们的私人资本。

官僚资本与国家资本

早在1942年，王亚南在《中国经济原论》壹书的附论四「中国官僚资本之理 论的分析」中指出了中国官僚资本的三种形态：第壹种，是官僚本身所有的资本； 第二种，是官僚使用的国家资本；第三种，是官僚可以控制、制约的民间私人资 本。三种资本所有权性质不同。但是，后两种资本，由于官僚权力的渗入，能使 官僚所有的资本「迅速扩大起来」，如果没有后两个资本形态，「第壹个资本形 态，也许根本不易产生，即使产生，也恐怕难得形成为官僚资本」。因此，「这 三者相互的依存性和融通性，是官僚资本所以形成为官僚资本的具体内容和条件」。 王亚南对当时中国官僚资本的分析十分精辟和到位，可惜他的卓见并未为毛泽东 和陈伯达所吸取，在以后的数十年中，社会上流传的无不是秉持毛陈之说，王亚 南的精辟分析壹直被埋没。

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壹些学者对官僚资本的研究才突破旧说。最主要的是 将「国家资本」从「官僚资本」中剥离出来，这样，有三种形态的资本：国家资 本，官僚资本，壹般的私人资本。官僚资本与国家资本所有者主体不同，但官僚 资本是官僚们借嫁权力将国家资本融化为官僚私人所有而获得畸形发展的资本。 因此，认识官僚资本的消极作用恐怕首先应当认识产生官僚资本这壹体制上的原 因。这壹思路，对于认识国民党时代的官僚资本至关重要，对于认识今天中国社 会的权贵资本也很有现实意义。官僚资本可以没收，但是产生官僚资本的权力体 制如果依然存在，那么，这种资本形态仍有生长的土壤。所以，有的论者提出了 官僚资本对于民国政府的失败到底应该承担多大责任的问题。认为应将研究重心 放在分析民国政治体制的缺陷上，深入探讨旧体制与官僚资本形成的关系，分析 私人资本是怎样利用政治体制的漏洞来谋取私利的。

「四大家族」的资本有几多？

在将官僚资本与国家资本作了区分之后，人们关心的是，四大家族的私有资 产到底有多少呢？到目前为止，虽尚不能提出准确的数字，但已作了尽可能客观 的评估。陈伯达的200亿美元说和毛泽东的100万万至200万万美元说显然缺乏科学 的和事实的依据。

学者们认为四大家族中应将宋、孔与蒋、陈加以区别。宋、孔两大家族是当 时中国最显赫的豪门资本，依仗官方关系，利用时局大发其洋财，这在抗战期间 乃至战后都是国人皆知的「秘密」。2005年以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逐 步公开了四大家族的「绝密档案」。经核实，1940年左右宋子文的财产为200万 美元。到1971年宋去世时，加上房产等变卖总资产为800万美元，扣除200多万美 元税款后，宋遗留给夫人张乐怡的遗产为500多万美元。另外，到目前为止，无论 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臺湾的档案机构以及胡佛研究所的宋子文档案中，均无 发现大家所公认的足以证明宋子文「贪汙」的证据。

另壹个豪门孔祥熙有多少私有资产呢？李茂盛对孔祥熙的自有资产进行了考 察，对孔氏家族在工业、商业、金融业、文化业的资本作了估算，认为原来盛传 的孔家约有40亿美元资产的说法是大大夸大了，孔氏家族实际所拥有的资产约为 50-100万美元。 这是李茂盛在1990年初期提供的数据，确切的数字尚待档案公 开后核定。

至于将蒋介石、陈果夫与陈立夫列为「四大家族」是壹种硬凑。资料显示， 蒋介石本人名下没有什么企业。宋美龄与美国陈纳德合办的中美实业公司是壹家 宋美龄入股的中美合资企业。2003年宋美龄去世遗产只有12万美元，在臺湾、纽 约均无房产。1927年在上海与蒋介石结婚时的壹处住房是结婚陪嫁。陈果夫、陈 立夫兄弟俩为蒋介石操持国民党党务，壹生清廉。陈果夫1949年去臺湾后不久患 肺结核，因无钱治疗，导致病情难以控制，后虽得蒋介石特批5000银元接济，但 对病魔已无济于事，于1951年8月去世，终年只有60岁。陈立夫1950年初去了美国， 办了壹个小型养鸡场，与妻子过着清苦恬淡的田园生活。1967年返臺定居，读书 自娱，不问政治。晚年积极提倡「中国文化统壹中国」，至2001年去世，享年10 1岁。这都说明，二陈从政时是政治官僚，而不是亦官亦商的官僚资本，出政后过 着平民化生活。将他们列入「四大家族」是出于政治宣传需要的拼凑。历史学家 唐德刚亦说，陈立夫作为「四大家族」「不够资格」。

国家垄断资本：市场经济的天敌

除了官僚的和民间的私有资本和私有资产外，就是国家资本和国家资产了（ 资本和资产的区别在于，资本是经营过程中增值的资产，即能带来利润的资产）。 民国政府所拥有的资本，如同毛泽东和陈伯达所说的，具有垄断性、买办性、腐 朽性，以及对社会民众的掠夺性的特点，因此成为革命的对象。其实，现代国家 都占有壹定的资本，问题在于所占有资本的多少以及资本的功能而已，或者说， 国家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所占的比例以及这壹资本所产生的效益（包括利润）在 社会各种需要之间的分配问题。如果革命否定了民国政府的国有资本，却以社会 主义的名义建立了垄断程度更高的国有资本，并将所产生的利润等效益优先满足 少数权贵的需要，对此应作何评价？能否认为，国民党政府的国有资本具有垄断 性、腐朽性和掠夺性的特点，而共产党政府的国有资本不再具有这些特性？相反， 它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实现民富国强的目标？如果放眼世界，考察资本主义三 百年的发展史（其中包括七、八十年的民主社会主义发展史），以及列宁——斯 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发展史，我们发现，任何国家垄断，不论是何种名义何种性质 的国家垄断，都会有损于国家经济的繁荣和人民的幸福。所以，国有资本不可无， 但决不能垄断社会资源、社会财富和社会的经济生活。经过公有化实践的中国人 不能不承认这壹真理，以此可以预见到至今仍是庞大的国有企业体系的归宿。

垄断性是国有资本各种弊病的总根源，其弊病也远不止毛和陈所说的那壹些。 国家资本对国民经济的垄断势必挤压民间资本，使民间资本失去自由发展的空间。 民国政府时期中国的民族资本受到国家资本和外来资本的双重挤压，生存维艰。 这种经济结构又使中国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趋向萎缩。1949年后没收了官僚资 本（国家资本）之后不久，索性也消灭了壹切民间的私人资本，形成了国家资本 即公有制经济的壹统天下，其垄断性和官僚性达到了极端，也就是说，消灭了壹 种垄断性和官僚性经济，却出现了彻底的垄断性和全面的官僚性经济，虽然其性 质称之为「社会主义」的，但结出的果子却是酸酸的。

这种垄断性的国家资本（国有企业）其内部机理带有天然的病灶，那就是低 效益、高消耗，产出少，投入却多多。其深层的原因是资本的所有者、收益者与 经营者不是同壹个主体。我们可以不说这是国家资本的腐朽性，但可以说，这是 壹切国有资本与生俱来的弊端。没收了官僚资本（国家资本），推翻了这座大山， 使资本为劳动人民的国家所有，这壹弊端是否就此消失？至少在壹个不短的时期 内人们对这壹问题的认识比较天真。无情的现实才使人们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 但至今仍有壹些人肤浅地认为，只要通过改革可以克服这壹弊病。改革可能会收 到壹些效果，但它不可能根除这壹弊病。因此，出路只能是国家资本（国有企业） 这个庞大的身躯不断瘦身从而减轻这个弊病对社会的不利影响。既然当年把民国 政府的国家资本当作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壹座大山，那么，按照上面的分析，从 逻辑上讲今天这座大山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更为巨大了。如果说，当年的官僚资 本仅只「四大家族」（其中蒋、陈两家还是不够格的）而已，那么中国自上世纪 九十年代以来所出现的权贵资本已遍地开花，孽生于大江南北，其资本数额之巨 大是当年宋、孔资本的千倍、万倍，乃至几万倍。此说有何根据呢？根据之壹是， 2007年5月，波斯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指出，在中国，0.4% （约150万）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只含存款、股票等资产，不含灰色收入）。 根据之二是，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 部门联合完成的调查报告的数据，截止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 含在境外的资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壹亿元的有3220人。在 超过壹亿元以上的富豪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富豪人数的91 %，拥有20450余亿元。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资本。如果说， 改革之前是权力的集中，那么，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在权力集中的基础上又增加了 壹个财富的集中。现行体制就是沉重地背负着这「两个集中」在十分艰难地高代 价地运行着。「两个集中」的现实说明，中共已成了权贵性质的政党。指望它进 行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是越来越困难了！如果说，国民党的官僚资本是压在中国 人民头上的壹座大山，那么，如今共产党的权贵资本压在中国人头上的该是壹座 何等巨大的大山啊！

五 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质疑

1949年10月1日的庆国大典上，当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时，万 众欢呼，礼炮轰鸣，「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霄，人民沉浸在无比自豪的 激情之中。这个时刻标誌着中国从此告别了专制与贫穷，走向民主与富强。如同 胡风的颂诗：「时间开始了！」然而，人们的这壹感受和期盼与以后的现实迅速 拉开了距离。革命所带给社会的远非人们的想象，真可说是悲出望外。壹个个政 治运动纵横叠加，壹场场灾难横空出世，壹次次迫害从天而降……往事不堪回首。 1949-2009，壹个甲子年了，中国虽有大变，执政者的治国理念也有所调整，然 伤痛未曾癒合，专制政体依旧。人民要追问的是：这是壹场什么样的革命？

何谓「革命」？

革命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广义的革命是指整个社会的重建，它要经过多种形 式的革命，如思想文化革命，政治革命，经济革命（产业革命、产权革命），社 会革命，科技革命等。狭义革命仅指政治革命。我们要讨论的限于政治革命。

毛泽东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 列宁也说过相似的话：「政权问题是壹切革命的根本问题。」这裏，对革命提出 的定义，仅包括两个要点：壹是暴力，二是政权。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但 是，这样的革命我们无法将它与各种政变相区别，也无法与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 起义相区别。或者说，按照这个革命的定义，「政变」和「造反」都可将之纳入 「革命」的范畴了。

革命是人类进入近代以来所发生的事。在中国古代，各国征战，大小帝国兴 衰，奴隶、农民造反，王朝更迭，社会发生剧烈的动荡，但史学家们从未称它们 为革命。中国公元前221年建立了秦帝国，是中华文明史上的划时代事件，但史家 也不称它为革命。革命之所以在近代发生，因为社会的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 发生 了深刻的变革。

随着自由资本主义的兴起，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这是社会的 重建。适应这壹客观需要，社会各领域发生了壹系列的深刻变革，其中十分重要 的环节是政治革命。从荷兰 、英国、美国、法国，近代政治革命相继发生，其任 务是以立宪民主取代君主专制，即政治制度的更新换代。这样的革命，在中国也 曾发生过，那就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所以，是否是革命，应当看其是否以确立 新的政治制度和新的价值观作为革命的目标；这个新制度和新价值观就是自由民 主主义。这样说来，暴力与政权的易主，不壹定是革命。它可能是革命，也可能 是政变或復辟。暴力和政权的获得都只是革命的手段，不应当是革命的目的。壹 个新制度取代旧制度，即使没有采用暴力或很少采用暴力，它也是革命。法国17 89年推翻波旁王朝是革命，英国1688年国王易人也是革命，而且史称「光荣革命」。 中国1911年推翻满清皇朝，结束两千余年的帝皇专制，建立亚洲第壹个共和国， 是中国近代史上壹次真正的革命。

20世纪初梁启超与孙中山在日本就革命路径进行了长达两年的争论。回顾这 场争论颇有意义。梁启超认为：「政治革命者，革专制而成立宪之谓也」。革命 不等于夺权，而在于立宪。孙中山及其追随者在立宪的目标上是壹致的，但首先 要革命，要夺权，才能革专制而成立宪。梁任公则担心，「革命之后，暴民政治 最易发生」。革命后的共和，恐怕不是立宪，而是专制，即「共和专制」。因此， 梁启超阐释他的政治革命观：「无论为君主立宪，为共和立宪，皆谓之政治革命。 若不能得立宪，无论其朝廷及政府之基础发生若何变动，而或因仍君主专制，或 变为共和专制，皆不得谓之政治革命。」整个20世纪可以说是革命的世纪，却未 给中国带来立宪的成功。梁启超对革命的见解，至今仍具现实意义。

余英时在论述「民主革命」时提出了「积极的反革命」这个概念，很可体味。 他说，反革命势力可分成两部分：「壹部分是积极的新兴的反革命势力；另壹部 分则是消极的落后的反革命势力。前者是极权主义，后者分散在所有落后国家中 的腐旧的专制统治阶层。」他说，积极的反革命势力壹方面固然是反对民主的革 命力量的，但另壹方面又是腐旧的反革命统治阶层的死敌。所以如果就极权主义 与腐旧的统治阶层而言前者确实是「革命的」，尽管这两者在整个历史大趋势中 都只是反动逆流。正因为如此，「我们细察极权主义运动的成长，便可发觉它正 是靠反腐旧的专制统治阶层起家的。」积极的反革命势力「是最善于运用社会上 的革命心理的。譬如东方的广大人民都痛恨腐旧的专制统治阶层，于是极权主义 者便以反腐旧统治者的『革命』号召群众。因此，不仅大多数不满现状的人民群 众拥护它，许多缺乏真知灼见的民主自由分子也跟着它走。」但是我们必须明白， 「极权主义的反专制与民主主义的反专制本质上却是背道而驰的。」显然，余英 时的这些论述是以丰富的历史事实作为背景的。

余英时所提出的「积极的反革命」这个概念为我们考察20世纪中国所发生的 革命提供了壹种方法。

所以，革命是要检验的。检验革命的标准就看其是否建立了以自由民主价值 观为底蕴的民主立宪制度。虽然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推进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的进步，增进人民的福祉，从这壹意义上说，制度还不是革命的终极目的； 但几个世纪以来的世界史证明，只有民主立宪制度才能有效地促进社会进步与人 民的幸福。

要检验革命，还要排除那些不属于革命的东西。比如，暴力与政权的易主。 虽然在革命的进程中往往出现暴力与政权易主的此类现象，但政变和历史上的奴 隶、农民起义也伴随这类现象，因此，它不能作为革命的本质特征。再比如，以 推翻腐朽政权为目的的行动，是否壹定就是革命呢？或者说，将腐朽政权作为革 命对象的社会运动（有的是暴乱）是否就能认为壹定是革命呢？而且，由于这种 社会运动容易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因此往往壹时间成为响当当的革命。再比如， 革命是否可凭革命者的宣言和承诺呢？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近代所发生的革命， 为了取得民众支持，都会提出壹些迎合民众需要的口号，宣称自己是如何地为了 人民的翻身解放，人民因此蜂拥似地拥护这个革命。

由此看来，检验革命是壹件復杂的事。我们可以提出壹些原则性的东西。第 壹，检验革命的标准是获得政权之后所建立的政治制度——是民主立宪还是变种 的专制制度。第二，检验革命的主体是人民，而不是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者。第 三，检验革命的壹个必要条件是时间，甚至要有壹个历史过程，才能对其真假革 命作出客观的判断。这是笔者提出的检验革命的三原则。

检验革命需要时间，因为革命之真假，革命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是民主 还是专制，是福音还是灾难，是推进社会文明还是导致社会失伦，在革命过程中 尽不可预知，壹切要待革命成功之后才可以有答案；这个答案是通过新权贵的所 作所为和种种历史事件才得以逐渐彰显。检验革命需要时间还因为，革命党人总 是向人民宣传革命所要推翻的政权是如何的腐朽，革命所要实行的主义是如何地 符合人民的利益，革命之后的社会是如何之美好等等。这样，人们不但同情与拥 护革命，而且信仰了革命的主义，愿为实现这个主义去献身，（所谓「砍头不要 紧，只要主义真」），成了革命党人的忠实信徒，把壹切交给了党（包括生命与 灵魂），许多人因此失去了独立思考和判断是非的能力。即使党早已放弃了原先 的宗旨，背叛了革命时期的承诺，他们仍与党保持着「统壹」，维护党的威信， 成了党的工具。他们之中即使有所醒悟，也差不多已步入了人生的晚年。可见， 人们要对真假革命有壹个客观清醒的认识是很需要壹个过程的。

毛式革命——去民主主义与专制皇朝的復辟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以及他所领导的革命，前者是理论，后者是实践， 这两方面的功过是非，最终要集中到革命之后以建立起什么样的制度这个结果加 以评判。既然这壹革命是民主主义的，而且还是「新」的，那么革命的结果合乎 逻辑地应当建立民主立宪制度。遗憾的是，革命后的历史事实证实，这个称为新 民主主义革命所结出的却是去民主主义的专制主义果实。

虽然毛在《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其他的着述和谈话中也表示贊赏民主、唾弃 专制。如1945年7月黄炎培等人访问延安时毛与黄在窑洞中的壹席对话，表示中共 执政后将实行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註意这个「让」字，它意味着人民能否 监督，如何监督，主动权操在「让人民来监督者」之手。中国大陆的监督体制至 今如此），就不会人亡政息，就可以跳出「其兴也悖」，「其亡也忽」的周期率。 同年8月毛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和平建国，期间接受路透社记者甘贝尔时又说： 「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壹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 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他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 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 的独立、团结、统壹以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需要註意的是，毛贊赏民主的言论只是在特殊场合的偶尔抛掷，可不是他的 常用语，更不是他的核心词汇。毛在特殊场合表示对民主的喜好，乃出于政治斗 争的需要。当时中共尚未夺取政权，要取悦于民与取得国际舆论的好评，需打扮 自己的形象，说壹些言不由衷的话。有壹个例子，极能说明这壹点。1999年书坛 上冒出了壹本书：《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笑蜀编，汕头大 学出版社）。可此书刚问世，中共就下了禁令，在书市上消匿了。当局为什么要 封杀它呢？原来，读者从这本书中可以知道，1940至1944年中共的领导人及宣传 家是如何地提倡在中国实行民主、结束国民党的「壹党专政」的。如1944年毛泽 东与美国谢伟思（谢时任中印缅战区司令官兼蒋介石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政治顾 问）等人的谈话时说：「每壹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 中美两国「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主张民主、尊重个人的。」说「中国人民是了解民 主和需要民主的，并不需要什么长期体验、教育或『训政』。」刘少奇早在1940 年就说，壹党专政「这是国民党最大的错误，这是最违背民意与违反法律的。」 并驳斥那种认为「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壹党专政』。这是壹种 恶毒的造谣与汙蔑。」「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与目的外，没有其他的利益与目 的。」如此言论，等等等等。可中共得了天下，是怎样收拾人心的呢？今天的中 国人如果读了这本书是否会有这样的感慨：共产党岂非是谎言党。

是如何之美好等等。这样，人们不但同情与拥护革命，而且信仰了革命的主 义，愿为实现这个主义去献身，（所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成了革 命党人的忠实信徒，把壹切交给了党（包括生命与灵魂），许多人因此失去了独 立思考和判断是非的能力。即使党早已放弃了原先的宗旨，背叛了革命时期的承 诺，他们仍与党保持着「统壹」，维护党的威信，成了党的工具。他们之中即使 有所醒悟，也差不多已步入了人生的晚年。可见，人们要对真假革命有壹个客观 清醒的认识是很需要壹个过程的。

毛泽东的革命——去民主主义与专制皇朝的復辟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以及他所领导的革命，前者是理论，后者是实践， 这两方面的功过是非，最终要集中到革命之后以建立起什么样的制度这个结果加 以评判。既然这壹革命是民主主义的，而且还是「新」的，那么革命的结果合乎 逻辑地应当建立民主立宪制度。遗憾的是，革命后的历史事实证实，这个称为新 民主主义革命所结出的却是去民主主义的专制主义果实。

虽然毛在《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其他的着述和谈话中也表示贊赏民主、唾弃 专制。如1945年7月黄炎培等人访问延安时毛与黄在窑洞中的壹席对话，表示中共 执政后将实行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註意这个「让」字，它意味着人民能否 监督，如何监督，主动权操在「让人民来监督者」之手。中国大陆的监督体制至 今如此），就不会人亡政息，就可以跳出「其兴也悖」，「其亡也忽」的周期率。 同年8月毛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和平建国，期间接受路透社记者甘贝尔时又说： 「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壹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 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他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 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 的独立、团结、统壹以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需要註意的是，毛贊赏民主的言论只是在特殊场合的偶尔抛掷，可不是他的 常用语，更不是他的核心词汇。毛在特殊场合表示对民主的喜好，乃出于政治斗 争的需要。当时中共尚未夺取政权，要取悦于民与取得国际舆论的好评，需打扮 自己的形象，说壹些言不由衷的话。有壹个例子，极能说明这壹点。1999年书坛 上冒出了壹本书：《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笑蜀编，汕头大 学出版社）。可此书刚问世，中共就下了禁令，在书市上消匿了。当局为什么要 封杀它呢？原来，读者从这本书中可以知道，1940至1944年中共的领导人及宣传 家是如何地提倡在中国实行民主、结束国民党的「壹党专政」的。如1944年毛泽 东与美国谢伟思（谢时任中印缅战区司令官兼蒋介石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政治顾 问）等人的谈话时说：「每壹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 中美两国「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主张民主、尊重个人的。」说「中国人民是了解民 主和需要民主的，并不需要什么长期体验、教育或『训政』。」刘少奇早在1940 年就说，壹党专政「这是国民党最大的错误，这是最违背民意与违反法律的。」 并驳斥那种认为「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壹党专政』。这是壹种 恶毒的造谣与汙蔑。」「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与目的外，没有其他的利益与目 的。」如此言论，等等等等。可中共得了天下，是怎样收拾人心的呢？今天的中 国人如果读了这本书是否会有这样的感慨：共产党岂非是谎言党。

从毛的思想与人生历程来看，他壹直未曾接受自由、民主这些普世价值观。 年轻时他信过无政府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五四运动之后他信了马列，找到了几 件法宝：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民主集中制，社会主义。他活动的舞臺局限 于中国，不像孙中山那样，到日本、西欧、美国以及东南亚等地进行考察、研究， 汲取先进文化与现代性营养，因而思想前卫，眼光开阔。毛在夺得政权前夕，即 对西方民主反口。他说：「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 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应当是说「在毛的心目中」—— 笔者）壹齐破了产。」 毛依傍苏联，走俄国人的路。当斯大林的暴行在苏共二十 大被揭露之后，他很不高兴。他挺身而出，与苏共唱反调，捍卫斯大林，指控苏 共第壹个改革者赫鲁晓夫是现代修正主义，大张旗鼓地加以声讨。他竟以身试法， 彷效斯大林提倡个人崇拜，说「不崇拜不得了」；从此，个人专制、极权主义之 邪气日益猖獗，终使党国陷入绝境！当臺湾当局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放弃壹党 专政体制二十多年之后，现今大陆却仍坚守壹党专政固若金汤，严厉封杀言论自 由，大力打压异议人士。笔者写此段文字时，正发生了壹件令世界惊愕的事件， 即2009年圣诞之日中共当局竟判处《零八宪章》的起草人刘晓波博士十壹年重刑。 此事激起全世界舆论的同声谴责！刘晓波在法庭上说：「希望我是最后壹个因言 获罪的人。」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结出了去民主主义与反民主主义之果，反证了这场 革命不是什么民主主义的革命，只能算是假民主主义革命。已经有愈来愈多的人 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假使没有这场革命或这场革命没有取得胜利，中国会上演那 么多的闹剧、悲剧吗？专制主义会升级换代吗？人民会遭受那么多的苦难吗？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共壹直批评蒋介石实行「壹个领袖、壹个政党、壹 个主义」的独裁统治。现在，我们要问，难道中共在夺取大陆政权后不是也实行 「壹个领袖、壹个政党、壹个主义」的独裁统治吗？所以，中共的政权取代国民 党政权，不过是用共产党的极权专制取代了国民党的极权专制而已。问题更在于， 共产党的极权专制比国民党的极权专制更为无道与野蛮，其历史后果更为惨烈。 如果我们将蒋介石与毛泽东、国民党与共产党、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毛式空想、 专制社会主义）进行壹番实事求是的比较，壹定能有力证明上述的结论。就蒋介 石与毛泽东而言，笔者认为，无数的客观事实可以证明，蒋介石是壹个正面的历 史人物，而毛泽东只能是壹个反面的历史人物（应属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布特、 萨达姆之流）。这是壹个值得研究的大课题，相信不久就会有这方面的专论问世。

毛的革命何以有功？功在哪裏？难道革了国民党政权的命，建立了比国民党 更专制、更独裁的极权统治，是有功吗？直至今日，中国人要获得言论自由，结 社自由与人权保障，由极权体制转向民主宪政障碍重重，其根源难道不是因为毛 种下了极权体制的祸根吗？极权体制下深得荫庇的权贵阶层怎容人们对极权体制 进行伤筋动骨的改革呢？

这裏涉及到壹个重要问题，即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大批怀抱理想的知识分 子作出投奔中共的人生选择应作何评价？如果根据中共在建国之后的所作所为， 作出当时的这种选择是错误的评价，这不是历史主义的科学态度。在当时的历史 背景下，唾弃专制腐败的国民党，寄希望于中共将中国引向民主宪政，乃人心所 望，情理所归。中共在夺取国家政权后，反口转脸，背弃初衷，復归专制，使国 人大所失望，这帐只能记在中共主宰者的头上。现在，这批国之良士已步入耄耋 之年，其中不少老者成了「两头真」（青年时代真诚地信仰主义，拥护中共，投 身革命；中共立国后，在持续的政治运动中，在国家的挫折和自身的不幸中感到 迷茫和困惑；到了晚年，通过反思，走出困惑，皈依普世价值，又重归真诚）人 物。八十年代以来，在批判毛泽东的专制主义同时，亦反省自身，引来人们的尊 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