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经过几百年的征战，在昔日罗马帝国的废墟上，蛮族建立的法兰克王国又实现了相对的统一。800年，法兰克国王查理曼被罗马教皇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史称“查理曼大帝”。这位雄才大略的蛮族皇帝以及他的几位继承人深刻意识到文化建设对于封建统治的重要性，开始在全帝国境内鼓励教育、兴办学校、招聘学者、教授“七艺”（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西欧的文化从此开始缓慢地复苏，后人把这段历史称之为“加洛林朝文化复兴”。由于基督教会在当时实际上扮演着文化延续者的角色，学校大都是在教堂附近或者修道院举办，教师也大多由教士充任，神哲学仍然是他们最感兴趣的学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发展出了基督教的经院哲学。
所谓“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最初是在查理曼帝国的宫廷学校以及基督教的大修道院和主教管区的附属学校发展起来的基督教哲学。这些学校是研究神学和哲学的中心，学校的教师和学者被称为经院学者（经师），故他们的哲学就被称为经院哲学。在某种意义上说，虽然教父哲学是中世纪基督教哲学的组成部分，但是实际上它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旧文明，经院哲学才是真正属于新世界的日耳曼民族的哲学形态。随着大学的诞生，经院哲学进入了繁荣时期。
	
大学是中世纪对人类文化的一大贡献。（注21：参见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第310页以下诸页。）12世纪后期的城市繁荣，主教座堂和城市修道院的学校人数大大增加，在一些城市中出现了大学的组织。“大学”（universitas）的原意为“统一体”，本是教师和学生的行业公会。教师按照授课专业分为不同的学院，一般分为艺学院、神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等四部分，院长由教师选举产生，学校由院长联席会议共同管理。大学的学制、学位制度为哲学思维提供了充裕的时间。
	
与此同时，托钵僧团的出现亦对经院哲学的繁荣做出了贡献。
13世纪初，修道院隐修制度衰落，四处云游布道成为僧侣们时兴的修行方式，这些僧侣就被称为托钵僧。最早成立的两个托钵僧团体是多米尼克修会和弗兰西斯修会，旧译“多明我修会”和“圣芳济各修会”。它们的势力逐渐发展到了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由于不服从大学章程，曾经一度被驱逐出大学，后由教皇干预，才在大学站稳了脚跟，并且很快取得优势，成为经院神学与经院哲学的主要力量。出身多米尼克修会的托马斯·阿奎那，与出身弗兰西斯修会的波纳文图拉，是最早获得神学硕士的托钵僧，十三四世纪的哲学家几乎都出自这两个修会。
	
对于基督徒来说，上帝存在是信仰的前提，问题在于我们是否需要以及如何证明上帝存在。在早期基督教看来，上帝的实在是一个自明的事实，根本用不着人的证明。11世纪以降，由于加洛林王朝所倡导的文化复兴运动的影响，欧洲的理性主义复苏，一些神学家开始注重用理性的逻辑方法论证神学教义，关于上帝存在的哲学证明便成了经院哲学的重要内容，其首创者就是在西方思想史上被人称做“最后一位教父和第一个经院哲学家”的安瑟尔谟（Anselmus，旧译安瑟仑，1033—1109），他的论证被后世称之为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
	
安瑟尔谟认为，上帝的存在是一个自明的、必然的真理，否认上帝的存在必然导致逻辑上的自相矛盾。因而证明上帝的存在不需要借助有限的经验事实，只需要借助先验的逻辑力量，仅仅从概念就可以推演出上帝的存在，后世将这种证明称为“本体论的证明”。安瑟尔谟声称，即使是不信上帝的“愚顽人”在心里也有一个“上帝”的观念，亦即一个“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这里所说的“可设想的”亦即在思想中的意思。既然如此，“还有一种不可设想的无与伦比的伟大的东西，它不能仅仅在心中存在，因为，即使它仅仅在心中存在，但是它还可能被设想为也在实际上存在，那就更伟大了”。这就是说，如果这个“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仅仅是“可设想的”即在思想之中，那就不是“无与伦比”的了，因为不仅在思想中也在实际上存在比它更“无与伦比”，也更伟大。所以，认为一个“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仅仅存在于思想中，肯定是自相矛盾的。换言之，只要你心中有一个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即上帝的观念，那就证明他一定也在现实中存在。（注22：参见《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41—242页。）
	
安瑟尔谟的证明方式提出不久就遭到了隐修士高尼罗（Gaunilon）的批驳。说有一个既存在于思想中也存在于现实中的存在者比一个仅仅存在于思想中的存在者更伟大，这实际上已经预先断定有一个既存在于思想中也存在于现实中的存在者。因此，“要证明上述东西在现实中存在，你首先必须证明这一个无可比拟的伟大东西确确实实地存在于某处，然后从它比一切事物都伟大这一事实，说清楚它自身也是潜存着的”（注23：参见《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49页。）。就像不能用具有海上仙岛的概念来证明仙岛确实存在一样，最伟大的东西也未必不能被设想为不存在。当然，高尼罗并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他所否定的不是上帝的存在，而是安瑟尔谟对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
	
对于高尼罗的批评，安瑟尔谟不以为然。在他看来，本体论证明仅仅适用于上帝的存在，因为只有上帝才是“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而一个海上仙岛，无论怎样设想它的富饶和完美，都不能说它的概念中已经包含了必然的存在。安瑟尔谟的反驳，的确抓住了高尼罗的要害，因此在此之后，安瑟尔谟的本体论证明仍为笛卡尔、莱布尼茨、黑格尔等哲学家所欣赏和运用。不过，高尼罗要求安瑟尔谟“另有确切无疑的证明”，要求他“首先证明这一个无与伦比的伟大东西确确实实地存在于某处”，却无疑在呼唤着证明上帝存在的一种新方式，即经验的方式。这一任务后来由基督教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神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完成了。
	
如果说教父哲学的最大代表是奥古斯丁，那么可以说经院哲学的最大代表就是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4/1225—1274）。托马斯·阿奎那生于意大利，年轻时因为身躯庞大却生性怯懦，被戏称为“西西里哑牛”，他的老师阿尔伯特则预言他的吼声将震惊世界。作为多米尼克修会最杰出的哲学家，托马斯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通过阿拉伯人辗转欧洲之际，顶住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最终使亚里士多德为教会所接受，而且使之成为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权威。托马斯被尊为“天使博士”，一生著述卷帙浩繁，除了大量注疏亚里士多德著作而外，巨著《反异教大全》和《神学大全》堪称中世纪经院哲学最重要的哲学和神学著作。其思想影响深远，直至今天天主教仍以新托马斯主义为正统的哲学。亚里士多德哲学与基督教神学的结合，促成了托马斯·阿奎那神哲学的形成。证明上帝的存在，是托马斯神哲学的一项重要内容。托马斯认为，上帝的本质已经包含着存在，但这只是一个信仰的事实，对于理性来说却不是一个自明的真理，对此必须加以证明。不过，像安瑟尔谟那样从纯粹概念推论出存在是不符合逻辑的。上帝的存在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但上帝本身是我们无法认识的，因而对上帝不能做先天的证明，而只能做后天的证明，即从结果去证明原因，从上帝的创造物去证明上帝的存在。因为结果同其原因相比，显然我们更容易认识结果，所以我们往往通过结果来认识原因。任何结果，只要我们越认识它，就越能推论其原因。因为结果渊源于原因，有果必定先有因。所以，上帝的存在，从上帝本身我们是无法认识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认识到的结果加以证明。在《神学大全》中，托马斯一共提出了五种证明：1.事物的任何运动都是由在它之前的另一个运动引起的，推论下去，最后必然追溯到一个不受其他事物推动的第一推动者。2.任何事物都以另一事物为动力因，因此，必然有一个最初的动力因。3.任何事物都是从其他事物获得其存在和必然性，由此推论下去，必定有一种东西，它自身就是必然的，同时又能赋予其他事物以必然性和存在的理由。4.事物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良好、真实、高贵等品性，其标准就在于它们与最好、最真实、最高贵的东西接近的程度，因此，世界上必然有一种东西，作为世界上一切事物得以存在和具有良好以及其他完美性的原因。5.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和谐的，有秩序的，仿佛是有目的安排的。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受到某一个有知识和智慧的存在者的指挥。综合上述推论，就可以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即上帝是存在的。（注24：参见《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61—264页。）
	
托马斯的五种证明，又称为通向上帝的五条路径，其前四种显然是援引并改造了亚里士多德关于运动与变化、原因与结果、潜能与现实的学说，实际上是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无限后退不可能”原则所做出的逻辑结论。由于这些证明是从宇宙间的具体事物出发的，因而被称做“宇宙论的证明”。我们以第二种证明方式为例。托马斯的证明如下：在现象世界中，我们发现有一个动力因的秩序。这里，我们决找不到一件自身就是动力因的事物。如果有，那就应该先于动力因而存在，但这是不可能的。动力因，也不可能推溯到无限，因为一切动力因都遵循一定秩序。第一个动力因，是中间动力因的原因；而中间动力因，不管是多数还是单数，总都是最后的原因的原因。如果去掉原因，也就会去掉结果。因此，在动力因中，如果没有第一个动力因（如果将动力因作无限制的推溯，就会成为这样的情况），那就会没有中间的原因，也不会有最后的结果。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因此有一个最初的动力因，乃是必然的。这个最初动力因，大家都称为上帝。
	
托马斯所代表的理性主义使经院哲学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但是这种繁荣对于经院哲学来说却无异于饮鸩止渴。威尔·杜兰曾把亚里士多德哲学比做希腊人留给基督教的“特洛伊木马”，就此而论，正是托马斯把这匹木马拖进了经院哲学。实际上，晚年的托马斯在思想上已经发生了变化。据说，他凭借神秘的体验，对知识的价值产生了怀疑：“所有我撰写的内容与神启示给我的内容相比，不过是稻草而已”，于是他终止了《神学大全》的写作。（注25：〔美〕约翰·英格利斯：《阿奎那》，第20页，中华书局，2002年。）
--节选自张志伟《西方哲学十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