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成都之水寻访古迹

吴 微

成都之水浴我面，朝为芙蓉夕为霞；

成都之河濯我裳，诗礼万象人轩昂。

成都之溪渡我行，美酒佳肴翡翠茶；

成都之池涤我心，菡萏清雅净庙塔。


成都历来繁荣，物华天宝，除了平坦的地势、宜人的气候外，悠悠江流是为成都之魂；成都因水而交通，因城垣水道变迁古迹众多，最灿烂的当属古蜀文明和金沙文明，其分布大都在金牛区域。

早在蜀相开明治凿岷江、沱江之前，纵横成都平原河道汇聚的下游，即现在的金牛区，有一个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金沙文明出自这里。那时的成都气候温润，森林茂密，大型动物与人类共享这片土地。金沙人使用铜箭狩猎、陶网坠捕鱼，农业和手工业已具规模，掌握了冶炼沙金和青铜，烧制陶器金饰，打磨玉器石器的工艺，用象牙制成不同等级和用途的装饰品和祭祀品。出土的金、玉、漆器、石制品、陶器、象牙器、青铜器等，大到数米小至毫米，制品上的镂雕、刻雕纹理，繁简不一，美丽且生动，高超的技艺令人叹为观止，最耀眼的是以黄金薄片制成圆形镂空的太阳神鸟，重约20克，切割精湛，构图对称，色调富丽，薄如蝉翼，极具韵律动感，其含金量达到了94.2%，超过了一般金器的比重。如此高超的冶炼水平，如此精美的脱颖图腾，反映了古蜀先民朴素的哲理性思想体系，以及追求光明的信仰和尊崇天地的感恩、巧夺天工的匠心，寓意万物的循环往复生生不息，是世界唯一的文化遗产，也是中国唯一的古代文明的最高成就，国家文物局正式确定采用“太阳神鸟”金饰图案，作为“中国文化遗产”的图形标志，成都城市形象标识以它作为主题图案。

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与三星堆文化有相似处，两者有承接的关系。但两个千年文明的消失，都充满了神秘和想象，留给诸多考古研究专家和爱好者去深入发掘探索，解开更多的谜底。


成都四周古今江流不息，除升仙水外，皆为适应此城发展而开凿，别无天然河流。金沙文明的消失是因水患或因战争，或是迁徙他处至今仍是谜，但人类治理成都平原水患的活动一直未停止。有记载古蜀望帝杜宇，重视农业发展，但因水患农产遭灾歉收，蜀帝不擅治水，便下令国相开明(又名鳖灵、鳖令)决崛岷江东岸的玉垒山，导水东流，汇于原有天然河道(即绵水，今名沱江)，起分洪作用，以除水害。《华阳国志·蜀志》及《水经注》所记具体：“七国称王，杜宇称帝……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又《水经·江水注》：“江水又东别为沱，开明之所凿也。”沱江流经今成都北郊之凤凰山及天回山以北，能分泄岷江水患，拦截成都平原北部山区南下的湔水及牧马河等天然河道造成的灾害，为后来李冰增开新渠、兴水利、筑城防的业绩奠定了基础。

治好水患，民众方能安居乐业，到了秦惠文王公元前310年，已设立成都县；公元前316年秦灭古蜀，张仪、张若始筑成都城，又因成都平原古地沮洳，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中间凹陷，西侧的岷江一旦入汛期，夏秋淹，雨季涝，土质松软难以版筑，其艰难程度难以形容，便在离城十里的北郊、西郊取土，土去为坑，注水养鱼，城北掘池称为龙堤池（今青龙街北侧一带），该池得名因建有龙女祠，池旁建子云宅；杨雄旧宅洗墨池亦建在这个位置，墨池几经朝代重建，在清道光元年，有学使聂铣敏，购买旧址民房三大院、空地数亩，建起墨池书院，咸丰二年，原拐枣树的芙蓉书院迁移到此，光绪二十九年改为成都县小学堂，民国元年改名为成都县立中学校；至于在东西北取土留坑的千秋池、天井池、万岁池，东郊的柳池等，津流迳通，冬夏不竭，后均为成都一景。

筑成都城由于河道无法疏泄排水，故屡建屡废，其后再择选高岸之处改筑，位置城中稍偏，以张仪楼定南北始筑秦大城，是为蜀郡官署军事政治中心所在地；再于南部筑少城，为成都县治，置有盐、铁、市集等管理机构，里面居住从秦迁来的万家移民及无数百工技艺者，与蜀民同城共居。因而，成都城南北不正，不方不圆，西面少城东西狭而南北长，为不规则长方形，曲缩如龟，首尾由西南斜向东北，乃顺应自然态势。

成都就地造景，当属于华夏一绝。隋朝时期，蜀王杨秀要建广子城，在城南、城西取土（大致今展览馆四周一带），取土留下的坑蓄水为摩诃池，唐代中叶此池为泛舟游览胜地。高骈有诗《残春遣兴诗》：“画舸轻桡柳色新，摩诃池上醉青春。不辞不为青春醉，只恐莺花也怪人。”大意是美景让诗人沉醉，欢愉中放开青春的胸怀，花鸟呀，不用怪我过分的放纵。五代王建朝时，摩诃池改名龙跃池；王衍乾德元年(公元919年)龙跃池命名宣华苑，大兴土木环池建宫殿，三年后完工，绵延十里，土木工程穷极奢华，面积延伸至正府街。孟昶时期，宠妃花蕊夫人居此，有《宫词》“三面宫池尺夹墙，苑中池水白茫茫。”“满堤红艳立春风。”“内人追逐采莲时。”池上有岛屿亭台，池中栽花，有渔家捕鱼，摩诃池的极盛可见一斑。后蜀亡，宫殿被拆毁，夹城引水渠道逐渐淤塞，池面缩小，但仍可泛舟。明代建蜀王府填池大半，天启《成都府志·艺文》载曹学佺《蜀府园中看牡丹》诗：“锦城佳丽蜀王宫，春日游看别苑中，水自龙池分外碧，花从鱼血染来红。”池体虽然缩小，仍可作游玩之地；民国三年填池作军队操场，从此这一千三百多年的古池实体无迹可寻，仅存于文字记载。


筑起成都城后六十年，公元前249年—公元前247年，蜀郡太守李冰对岷江和沱江加以改造、扩展，另辟进口（即今的都江堰宝瓶口），改变蜀相开明原有渠道流经地区，重新开凿郫江、流江（即近世称为清水河，是为外江，唐以后其下游通称为锦江），此二江向东南流于成都城下，既除水害，便于交通和灌溉，又能形成地理屏障，加强军事防御；李冰又在今都江堰宝瓶口立石人，作用为今天的水文标尺；后做石犀五头，有两头一放市桥门（今西胜街一带），一头沉之于渊（即龙渊寺之地），以作镇水石神。

1913年，发现一石犀，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饶伯康教授曾言其事：“少城西胜街中段，原为前清右司衙门。民初，第二小学堂由北门东珠市街移此。平操坝挖出石牛，牛身刻字数十，初固不识其为石犀寺的石犀……并提及江渎庙大约修建在水旁，现在城南、城内无水，却有这类庙宇存在，是必河流有变……”据饶所查，石犀寺和新出土的石犀由东至西在一直线上，足证石犀寺故址确为内江故道，江水至此折而东流，再由此向南，由今小通巷至方池街一线，过今包家巷西侧至南校场新石牛寺附近，折向东行。2013年1月，在天府广场钟楼下又出土一尊石犀，其可考年代可追溯到秦汉时期。石犀寺是否李冰所造尚存争议，但从另一方面反映了成都先民趋吉避灾的良好愿景，也是水文化精神的具体体现。


清水河的正源向东南流十余里为浣花溪，此名来自民间，说唐大历西川节度崔旰之夫人任氏，未嫁时遇一见僧人坠河衣染污泥，她在溪水帮和尚濯洗脏衣，顷刻有百花浮溪而来，故此得浣花之名。大历二年(公历七六八)崔旰入朝，让他的弟弟崔宽守卫成都城，不料泸州刺史杨子琳率精骑数千乘机侵犯成都，双方激战，崔宽战事不利很是危急，夫人拿出家财数十万招募兵勇数千人，出城与杨子琳一战，大破敌军得胜保住了城池。朝廷闻知加崔旰尚书赐名宁，任氏封夫人，民众戴其德，称其为浣花夫人并建祠纪念，石刻夫人像。在每年四月十九日夫人生辰这天，民众倾城出游，踏青赏花。浣花溪记载也有异事发生：《蜀祷机》“乾德五年四月十九日，王衍出游浣花溪，龙舟彩舫，十里绵亘，自百花潭至于万里桥，游人士女，珠翠夹岸。日方午，暴风起，须臾雷电晦冥，有白鱼自江心跃起，腾空而去，或云变为蛟。”由是浣花溪名声日隆。宋代马俌有《浣花溪》诗：“浣花溪边濯锦裳，百花满潭溪水香。宝奁散尽买霜戟，草林匹马不可当。当时灌衣只偶尔，岂似取履张子房。烈烈遽能蔽此蜀，丧乱怀尔徒悲伤。年年春风媚杨柳，彩缆㛪姌云霞张。溪边游冶红粉娘，了不识字空悠飏。采花荡桨不归去，暮隔烟水眠幽芳。”这里面提到浣花溪濯锦裳，即因蜀地出锦缎，织好后在溪水洗涤，久而得名。


自浣花溪又蜿蜒一支流过草堂寺南，与杜甫有关系，草堂是否先于诗人存在，迄今尚无定论。但因诗人曾来宅居，写有大量诗作，草堂因而名气很大。有陆游《谒杜少陵草堂祠堂诗》为证：“结庐浣花里，终郧来阳乡。至今草堂寺，名山与水长。”端平三年蒙古兵入成都尽毁城郭，但唯独保全了草堂寺，足见杜甫的名气胜过兵燹；元朝纽璘之孙南加台，出资还在此办起少陵书院。其后诸朝至清末，有蜀王、官吏、名士等对草堂寺重修、培修、作碑记、摹刻杜甫像，且绘草堂图刻石等；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大力修缮，设成纪念馆，多有老一辈革命家及外国友人来游或题咏，留下手迹和珍贵墨宝。

汉代的成都城依托二江枢纽，逐步兴盛。《汉书·武帝纪》载：汉武帝曾先后令唐蒙、司马相如“始开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凿道运粮，与中原、周边国及西南夷众多少数民族地区部落交流往来，人口日增，户数仅次于长安，秦城狭隘已容不下增加的人口和繁荣的工贸，少城的西南发展至城外郫江以南，逐渐形成商业互市之区、货物集散之所的南市（即今西校场一带），与外江两岸的锦官城、车官城（专门管理军事车运道路）隔江相望，是为少城外的小城，再往西扩展已达青羊宫。管理工业制作金银器类的工官之司，据石湍所言，在现今成都南校场发现大量矿渣，疑系当时工官司的遗址。

张仪所筑秦城至唐乾符三年，历时一千一百八十六年，高骈因记南诏围成都事，为加强防御，于旧城外扩筑罗城，彼时，在郫江西北筑縻枣堰（今九里堤）来阻挡南流之水，而东注于新开的清远江（又名油子河），环绕罗城北东两面汇入外江，原来的内江因无水源而干涸，重新开凿西濠，导磨底河支流，穿成化成桥南折流至青羊宫，再入锦江。清水河与油子河成环绕南、北、东城三面水系，作为护城河。

李冰筑二江时，成都西、南、东都无人工河道，城内也没有小河和溪流。直至晚唐成都老的河道郫江改道，残余河身变为池塘。公元785年，韦皋任西川节度使，从郫江北段引西北内江之水入城，开凿解玉溪(解玉溪名是因溪中的细沙可以磨解玉石，故得名。此溪故道在今摚扒街往南一线)，经城中斜向东南至大慈寺前，再于东廓附近流入内江；唐代时，大慈寺一带逐渐繁荣，城市逐步向东发展，韦皋开解玉溪流经寺侧，是为成都一大胜景。

韦皋既凿解玉溪，在今安顺桥稍东的锦江北岸、郫江与流江汇合处建合江亭，与郫江北岸的张仪楼、散花楼构成自西向东的风景线；又在亭旁筑楼阁台榭，种植美竹异卉，名为合江园，游人云集，远航之船泊此，各种商舟渔船错落其间，成为宋代益盛的游览胜地。范成大《吴船录》道：合江园更是合江亭下成为万里桥东又一饯别之地。南宋末，成都全毁，亭园皆不存。明代于其地设锦官驿，清代于此征收船舶税，后住有民居。两江合流处，今仅存一小片三角形空地。

解玉溪修建六十年后，公元853年又一任西川节度使白敏中，在化成桥下分流一支，经将军碾穿过新开西濠汇入解玉溪，为金水河源，成为沟通两河、连贯成都东西两面的新水道，又供应街市居民生活用水，由唐至后均皆如此。《大清一统志》：“金水河在府城内，自城西入，由城东出。”据石湍提供资料：1984年修西干道时于东御街西南口发现宽约八米之旧河床遗址，旧河床密布木桩；又于祠堂街发现宽约六米之河床，此当为金水河旧河床，近世金水河河身在其南，与旧河床平行。

明代蜀王府“城下蓄水为濠”，即成蜀王宫城的御河，与金水河不相连；清代在城内新通一濠才与金水河相通。


成都有水必有桥，最著名的升仙桥（又名七曲星桥、驷马桥）跨磨底河，下游合清水河，据考证是为司马相如“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题柱之处。《成都记》“城北有升仙山，升仙水出焉。相传三月三日，张伯子道成，得上帝诏，驾赤文于菟于此上升也。”岑参《升仙桥》诗：“长桥题柱去，犹是未达时。及乘驷马车，却从桥上归。名共东流水，滔滔无尽期。”由是司马相如留在成都的故事脍炙人口，千年不衰。

水给成都带来了富庶和人丁兴旺，古蜀人少不了祭祀水神，最早崇祀蚕丛和蜀相开明以及李冰。徐在潜先生认为禹王庙三国时就有了，《华阳国志》有记载：“蜀中山川神祠皆种松柏，王浚……取其松柏为舟船。唯不毁禹王庙及汉武帝祠。”北宋仁宗时，张俞《上蜀帅书》，力主建禹庙崇祀先贤，便在大慈圣寺北面空地（即今四圣祠、庆云街一带）建禹王庙，每逢岁时民众来拜祭，渐渐成俗，为东门一景。明代宣宗宣德十年，大慈圣寺遭火灾，禹王庙移至今四圣祠街和惜字宫街，清代末荒废，后旧址修建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另一个祭祀庙是江渎庙（在今文庙西街）北壁外，据考最早创建于隋代开皇二年(公元582年)郫江北岸，唐高骈筑罗城后，因为故道淤塞，池水不能充盈渐废。《括地志》云：“江渎祠，在成都县南上四里。唐代以后江渎庙建有池，到五代时池扩数十亩。唐末蜀中书令赵廷隐起南北精舍予池上，千梁万栋，各极奢丽。宋代官吏，每于此避暑。”冯浩《设厅记》云：“庙前临清池，有岛屿竹木之胜，红菜夏发，水碧四照，为一州之观。”庙中栽种松柏，年久成为巨材，北宋时有个叫蒋堂的，因为建铜壶阁来此伐木；在南宋陆游时代，此池已渐趋荒凉，荷花尤盛，后世遂名为上莲池。明成华七年在庙内铸神像和巨钟，明亡后此祠被大火毁掉，只存神像和钟。公元1924年，此庙被军阀所卖，将神像和钟及铁铸侍女、铁瓶、铁香鼎、铁燔炉移至人民公园的通俗教育馆。彼时池中仍有荷，但已没有泛舟观赏者，抗战期间为垃圾堆弃之所，后逐步填平，成民居棚户，莲池则已无旧迹可寻了。

故道一改，诸多人文景观湮灭，或者景观已非故址，比如玉局观，原始地址在今柳荫街一侧的锦江北岸，后来一说在县北三十里，此局唐、宋、明、清皆以老子、张道陵讲经神话而四次重建，才有“城南”“城北”的争论。

千江万水向东流，一江两河看兴衰。我跟着成都千年的水道探寻，众多的名人大儒，陶醉于成都的楼、台、亭、阁、榭、筑，无不留下文化印迹；无数的诗界骚客，流连于成都的江、河、湖、溪、池、井，处处写下绝世情怀。成都水源之复杂，历史之悠久，名胜之众多，此篇只能言说点滴；唯其复杂才充满活力，就像一颗绝世遗珠，抹去浮土尘垢，华光熠熠如云霞燃烧，如电闪惊雷，煌煌的文明之光照亮全球；唯其悠久更独立人间，像无畏的生命之碾，代代在战胜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瑰丽巴蜀；而我更喜欢有开明、张仪、李冰、高骈、白敏中等等不安分的河道改革者再世，用心治水，专情筑城，再造一个天府之国！

来源：文化远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