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参考泸州地方史料，较长建议先收藏后阅读

泸州是有两千年历史的古老城市。为川南重镇，四川八大水陆码头之ー。但在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受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制约，商业市场发展缓慢。直至1932年前，还很少有银行或钱庄金融业。解放真正兴盛时期，是在抗日战争中的1938年后。从集散市场与金融的发展，城市人口增加，便可见当时泸州市场之一般。

泸州水运繁华时代的物资集散概况
抗战时期的泸州市场，首推物资集散、转口贸易最发达。据历史资料记载，1939年后，泸州年均集散物资量达100万吨以上。其中主要交易商品是：粮食、食盐、白酒、纸、木材等8种。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当年它们的情况：

大米：泸州集散物资中，当首推大米。因泸县（当时泸州就叫泸县）及周围县份富顺、隆昌等均盛产大米，且质量尤优，如得龙铺(今特兴镇)米、远近闻名。（后来在九十年代中后期，泸州这个地方的罗沙贡米曾经一度火爆，可惜运作不如意了，没成为五常大米那样的品牌效应，值得农业从业人员反思。）兼泸州水运条件之便利，故泸州集散大米数量之大，实是惊人。

1943年前后，年集散量约三、四百万石之多，达35万吨左右。仅泸县境内一年即约输出100万市石；永宁、长宁河两流域输出在泸州集散者有二、三百万市石。每年秋冬之际，泸县之四乡骡马及人力运输入城求售者，络驿于途。

这些大米在泸州消费的仅占其五、六分之一，大部份销往江津、重庆及以下沿江城市。每年经长江运出约5000多载(船)，平均每日运出10多载，每天上午米船从泸州开出时，一船接一船，形似长龙，甚为壮观。


食盐：当时自流井、贡井两大盐场所产之食盐，除票盐外，其余食盐的唯一运出通道，是由盐井河转沱江经泸州转长江输出。其数量之大，船只和船员之多，亦实罕见。从盐井河至泸州段由自贡盐务局负责运输。使用船1110艘，驳船1298艘。每船有工人二、三名至七八名。

泸州至江津、重庆及以下等地，由泸县盐务分局负责运输。有专用盐船500艘，其中官船160余艘，余为民船。每船有工人20名左右。下表可见食盐在泸州之集散量：


食盐在泸州集散量年均达175500多吨，泸州本埠年均消费4200多吨，仅占2.43％，97.5％以上均为通过泸州转销或转运长江沿途各地。

杂粮：是第三大宗集散商品。泸州的四周由于地处盆周丘陵和盆周山地，多产豆、麦、高梁等旱地作物，形成泸州市场运销之繁荣。每年集散量约在30万吨左右。

其中，黄豆：每年集散量约在8万吨以上。多由水宁河经纳溪输入，次为毗邻贵州之产物，由赤水河经合江输入。多数转销自贡、内江、资阳等地，销往重庆者较少。


麦(含大小麦)：每年集散约17万吨，大多由宜宾输入，部份由沱江输入。经泸州市场大部份转销重庆，一部份为泸州曲酒业购作原料。高粱主要为泸县所产，小部份由富顺、隆昌、合江、纳溪输入。计在泸州集散者每年约3万吨。除为泸州酒业之需外，亦有部份转销键为及江津等地。

纸：泸州市场集散之纸分为土(草)纸与苏裱纸。土纸数量最大，每年约75万捆，即十八、九万担(每担100市斤)之数。泸县及纳溪、叙永、古宋、合江县盛产竹，有造纸历史，当时土纸用途甚广，城市居民普遍作卫生用；城乡人民广泛用于丧葬、敬鬼神烧钱化纸、烧水烟用纸等。因而泸州四邻产竹县的土纸生产较发达。


泸县每年即约生产30万捆；合江等地每年输入泸州者约10万捆；其它县输入约30万捆。在泸州城内经营土纸业的商号云集，1944年时达50家之多。其中坐商28家，专做泸县、富顺等地之运销业，年销售量约20余万捆。另有行商22家，则经营由合江来的10多万捆和其它县输入的30多万捆，销往内江以上再转销成都、川西平原各县。

苏裱纸，是由夹江输入，每年约有2000担左右。经营此种纸的商号达22家，全为夹江来之自运自销户。

木材：泸州的木材市场亦颇繁荣，年集散量约1万立方米左右。其输入是长宁河及永宁河两流域的上游区，即川西南山地区与贵州高原上的产品为主，占百分之七、八十。此外，还有由岷江及南广河流域输入的，但仅占少数。

当时在泸州市场集散的木材中，每年约有杉桷板100万疋(pǐ约五六千立方)、多由永宁河流域输入。杉条约有三四万根。船板约三四千团，多由长宁河流域输入。杉木棺材约二千余付，多数销在泸县及沱江流域各县。杉桷，杉条、船板等，半数以上销到重庆，其余转销沱江流域。


酒：泸州历来盛产糯红米高梁，又有白酒生产的悠久历史，当时年产高粱约30万市石，产酒1400万市斤之多，又有隆昌、富顺等地输入，故泸州的酒交易量甚大，每年大致有千万斤以上。

由于当时我国石油尚未开发，又处抗日战争期间，酒精需求量大，故输入泸州之白酒，主要销给本地及江津、重庆地区炼制酒精之用。

泸州特产之“泸州大曲酒”，虽名声在外，但产量不大，当时城区、小市、兰田等地，每年仅产约70多万市斤，故对泸州集散市场之影响不大。曲酒除本地销售部份外，约有50万市斤主要销往重庆等地。所以各位当年酒的传播实际没有你们以为的那么大。今天泸州老窖做到这一步应该是值得点赞的。


油与油饼：菜油每年经泸州集散者有四、五十万斤。油饼100多万市斤。另外，主要来自涪陵及万县经泸州转销至内江等地的桐油，每年亦约有200万市斤

其它还有花纱、土陶、铁锅、叶菸（就是叶子烟）亦颇不小。叶子烟运经泸州虽多，在泸州市场交易者，每年约有1万担上下，其余均为由水路从泸州经过。

由此可见，当时泸州的集散市场十分发达，集散物资若以1943年的市场零售物价计算，其总价值不下于500亿元(当时法币)。即使按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市场零售物价值计算，亦当在10亿元人民币以上，今天就更要数十倍的翻了。仅以上集散之大米，杂粮、盐、植物油及枯、木材等项数量计，1943年时价值即达390亿法币，以今天的价格计，亦达上百亿亿元人民币，对当时泸州其它方面发展起不小的影响作用。


商贸集散的繁荣带来金融业的发达
泸州的金融业在1933年前还无一家。当年6月始成立中国银行，开展存、放、汇兑业务，到1937年发展至6家，有1934年成立的川盐、聚兴诚、四川省银行3家；1936年成立的农民，美丰银行两家。抗日战争初期也还处于缓慢增长阶段。

1938年仅增加重庆银行1家；1939年增加川康、中央银行2家；1940年增加和诚、大川银行、永大钱庄3家。进入1941年后至1943年，达到一个飞速发展期。这3年间成立的银行，钱庄达16家，资本额1755万元，超过前8年的11家，资本269万元(缺中国、中央银行)的45％和552％。

特别是1941年发展尤其迅猛。这一年中便成立了泸县、宏文、怡丰银行和富川、和懋钱庄等8家，资本额达1672万元。到1943年8月，泸州有银行、钱庄共达28家。金融业的发展达到顶盛时期。它同当时泸州商业的发展互为因果。


十余年时间成就八大水陆码头之一
泸州能成为当时四川八大水陆码头之一，川南经济中心，是其所处的特定地理位置和特定历史条下决定的。

当时泸州工业虽然不发达，但川南地区在当时的地条件下，可算物产丰富。自贡的盐产，内江的糖产，宜宾、乐山的煤及木产，泸县四邻的粮食、土纸等，均为城乡人民生活所必需的产品，且产量大，销路广。当时四川无铁路，公路运输也不发达，物资的大量输出入，主要靠长江水道。泸州处于沱江与长江流域及贵州高源之间经济往来上的枢纽，便自然成为物资进出的必经门户。（当年后来也因为没有铁路弊端凸显）

抗战初期，由于国民党政府节节败退，1938年便丢失了东北、华北、华东、中南大片领土，迁都重庆、沿海工业也大规模内迁，并确定全国以西南为重点的建设方针，中国经济重心由沿海移到大西南。处在全国政治，经济中心——重庆上游仅200公里（当时今天缩短了很多）的泸州，自然成为物资供给地，这便促进了泸州的发展。


1938年后，由于工业、人口的内迁，带来工业生产原料和人民生活资料需求量的激增，牵动了物价的上涨(据史料1943年比1939年上涨70倍)，从而刺激了商业的兴盛。特别是从1939年春季物价波动失去平衡时开始，经商的人和原本不经商的人，只要手头有钱，都把它报到商业上去。有的操纵垄断，囤积居奇，有的投机倒把，造成了一时的商业兴旺景象。

据1943年《泸县商业慨况调查表》记载，当时泸州各商业同业公会即达47个，有成员户2870家。其中粮食、花纱、百货、旅栈、饮食、民船、屠宰、煤炭等八大业，各业商家均在百户以上，合计166家，占总商业户的58％。到1945年泸州商业更为发达。如旅栈业发展到284家，土纸业70家、茶社93家，分别比1943年增加27％、159％、257％。


从1941年金融业如雨后春笋发展及28家银行中22家资金投向(不含贷款)，除中国、交通、美丰、重庆、川康、金城、聚兴城银行7家投向实业外，就有12家只投向商业；另有3家既投向商业也投向实业者，也是投向商业占资本的4——6％，投向实业的占1——2％。也可见当时泸州商业之繁荣。

泸州当年商业的发展，是因为长江中下游失陷，大量人口内迁，促进城市壮大。1945年泸县城内及小市兰田两镇常住居民即达14053户。按当时泸县户平人口5.6人计，约接近8万人口(不含外来就业于店员，工人无户口的)，仅次于成、渝两市，为四川第三大城市。

当然如今这些都成为了历史，不过知道过去方能放眼未来，如今泸州还属于四线城市，在不足中不断地生长，有些吃力，但是依然坚韧不拔，我相信未来的泸州总会重现往日甚至更大的辉煌，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