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很多人都不大相信，位于南方的四川方言会多年来一直被归为北方方言。长期以来，也时不时会有研究者撰文反驳这一传统观点。明明是位于南方的四川，为什么方言会归属北方？这是很多人无法理解的，即便出于历史上的移民因素，例如众所周知的清朝初年“湖广填四川”背景，其外来移民的语言构成似乎也不含有北方的因素，多数语言学观点也比较一致，认为今天的四川话大体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但究竟为什么会被认为是北方方言？感觉似乎有一些不清不楚，导致后人无法理解和充满疑惑。

笔者认为，其实这主要因为把目光都过于集中在四川话最终形成的阶段，但漫长的发展历史却忽略了，恰恰从四川地区的社会历史和人文构成来看，根本不能脱离清朝之前的1000多年里的深厚积淀，这才是巴蜀文化包容吸收其他来源的根基所在，而这一背景就与北方有很绵长的联系。今天官方也仍然认同，四川方言的构成首先是继承了古代巴蜀两大部族的语言。据说像四川话“坝”“姐”等发音就有古代巴蜀语音特点，是否属实已经很难说清。此后，巴蜀地区历史的发展脉络，北方人的涌入数量、次数和影响绝对要比南方人的影响要多得多，在文化上产生的影响也重要得多。

第一次，秦国灭巴蜀后，曾大量迁移民众，像著名的秦王政把失势的吕不韦流放入蜀。原来蜀国民众多数南迁，渐渐同西南其他少数民族融合，如三国时期，吕不韦的后人吕凯就已经同西南少数民族打成一片，享有一定威望，坚决抵御趁着刘备去世而背叛蜀汉，投降东吴的雍闿、高定。但传说当年蜀国有王子贵族一直南迁到越南，就属于传说野史了。不过，越南人祖先本身就属于中国南方的少数民族，和迁往西南以后的古蜀人发生过交集倒也是可能的。另外，像西汉末年著名的成都才子扬雄，自述先祖伯峤，是春秋末年在晋国六卿争权之乱中为避祸而“逃于巫山，因家焉”，后又“溯江上处巴江州”的，所以，那时候巴蜀境内就已经有大批著名人士属于北方后裔了。

第二次，曹魏灭蜀汉。汉末西川益州地区的刘焉、刘璋父子来自荆州。蜀汉皇帝刘备，众所周知是北方人，他从荆州入蜀同时也带了大批荆州派系的文臣武将，整个三国时期都是外来人涌入巴蜀的高峰。而他又把刘璋宗族迁回荆州公安，刘璋子孙后来一直都在东吴为官。而蜀汉后主刘禅及其宗族则被带去洛阳，流传出“乐不思蜀”的典故。三国两晋时期，战事动荡，灾荒严重，全国各地民众一直都处在剧烈动荡之中。晋朝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关中地区氐羌部落首领李特、李流、李雄家族领导了著名的流民大营入蜀。他们这一支氐羌部族祖先出自古巴国，据说秦朝统一后渐渐离开故土与北方西羌融合，三国时关中陇西一带长年战事激烈外加西北饥荒，他们聚合了大批难民入蜀避难，史书称有“十万之众”。李氏攻占成都，后来建立了十六国中的成汉，而属于东晋的《华阳国志》作者常璩严格说其实是当时的成汉人。另外晋朝的大文学家左思所写《蜀都赋》，注解引用《地理志》时已经提到，“言语与中国同”，就是说三国蜀汉地方的语言当时与中原地区本就十分接近。

第三阶段，也是奠定巴蜀文化最重要时期，就是唐朝安史之乱至唐末军阀大乱导致大批北方权贵士族入蜀，包括五代十国王建所立前蜀和孟知祥所立后蜀，一直容纳北方流民。整个唐朝，著名文人士子入蜀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前期往往表现为一种人生经历，从初唐四杰王勃、卢照邻、骆宾王、杨炯，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沈全期、刘希夷等都有入蜀经历。像王勃留存的200多篇诗文，有四分之一60篇左右是在蜀中写的。卢照邻在蜀中生活两年，留下作品虽然只有40多篇，却也占到全部作品的三成。之后张说、王维、孟浩然、崔颢、高适、杜甫等全都有入蜀经历，像著名边塞诗人岑参最后死于成都（他最后一段时间在嘉州任刺史，今四川乐山），另外，著名的陈子昂、李白均为蜀人。到安史之乱爆发，随着唐玄宗李隆基入蜀避难，唐朝后期的北方文人士子入蜀就成为一种潮流和高峰。

之后，自唐宪宗元和元年（806）至僖宗乾符六年（879），在担任巴蜀三川的节度使的93人中，大约每2名就有一人成为宰辅。例如严武、韦皋、武元衡、段文昌、李德裕、杨嗣复、白敏中、李景让、高骈等几乎全是后期重臣，或位居宰相，或爵至封侯，所以史书上有“西川为宰相回翔地”的说法。像武元衡镇蜀时，其幕僚如裴度、柳公绰、杨嗣复等后来都皆为股肱之臣，权倾朝野。这些北方的方镇大员对巴蜀文化发展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如韦皋出镇剑南西川时，大兴佛教，自出俸钱五十万，续修嘉州凌云寺大佛（著名的乐山大佛）。而且，就在韦皋时期，著名蜀妓薛涛在当时文人宴会上风靡一时，极大影响了蜀地文化，如浣花溪、摩诃池（今成都市天府广场一带，唐朝时候开凿）、张仪楼（岑参写过登楼诗）、合江亭、西亭、北池、武担寺（该寺位置应该属于今江汉路的成都军区大院内，这一寺庙南北朝佛教大盛就已经相当出名，可惜早已不存）等地都成为文人“雅集”的名胜之地。另外，杜元颖镇蜀时，命蜀僧知玄在成都大圣慈寺讲法，每天听众多达万人。这里也是玄奘法师正式剃度的地方，玄宗入蜀时有御笔题匾，在武宗会昌灭佛时期，大慈寺是罕有的没有遭毁坏的佛寺。

广明元年（880），势如破竹的黄巢义军攻入潼关，僖宗李儇逃奔汉中，第二年正月又入西川避祸，直到中和五年（885）春才返回长安。此番皇帝长期在外，成都空前绝后地成为了全国的中心，朝廷文武及士庶百姓大批南下，史书记载“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僖宗在成都举行了三次全国科举考试，中和元年（881）二年和三年。有学者研究，唐宋时期蜀中31个世族大姓，由唐代迁入的有20姓，而明确为唐僖宗时入蜀的就有14姓。所以说，唐朝后期入蜀的北方文人士子才是奠定巴蜀文化一个最高峰，晚唐时入蜀的还有著名画家孙位，在成都不少寺院道观画过佛道主题的壁画；著名文人李询更来自遥远的西域波斯；而像杜光庭既是有名文人和道士，更是十分重要的道教学者，在道教文化史上的贡献非常巨大。这一影响在五代十国时期也没有消失，与南唐并列当时最繁荣安定的地区。

建立前蜀的王建，就是随唐僖宗入蜀的将领，不久升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唐朝灭亡，著名诗人韦庄在蜀中大量招揽文人士子。后蜀后主孟昶在位时，令成都城墙上遍种芙蓉，于是成都有了著名的别号“蓉城”。五代十国，巴蜀之地文人云集，更诞生了文学史上著名的花间词派，韦庄、毛文锡、牛峤、张泌、牛希济、毛熙震等，另外包括巴蜀本土的欧阳炯、尹鹗、阎选、花蕊夫人等，人才济济，总体成就和社会影响要超过当时另一文学中心南唐金陵。


之后，宋朝的四川出现不少著名的士大夫家族，如澶渊之盟前，劝谏宋真宗避难入蜀的陈尧叟、陈尧咨、陈尧佐兄弟，为阆州人（今阆中人），祖上陈翔随王建入蜀。陈尧叟与弟陈尧佐同科中举，另一弟弟陈尧咨后来也中状元，堪称佳话。成都华阳范氏的范镇、范祖禹、范冲，号称“三范”，与史学家司马光都有深交。而且，宋代范氏主要就集中于四川，有近70万人，占全部范姓人数的五分之一。还有著名的“三苏父子”，祖上为唐代名臣苏味道（曾任眉州刺史），与杜甫的祖父杜审言等结为诗友，据说留有一子在眉州，有了后来苏洵、苏轼、苏辙一家。其他著名巴蜀士大夫家族如眉州李焘（编撰《续资治通鉴长编》），是唐朝宗室曹王后裔；隆州井研（今属于四川乐山市）的李心传（编著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百卷、《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四十卷）；汉州绵竹的南宋名将张浚及其子张栻，这一家据称是唐名相张九龄之弟张九皋后裔，张栻也为著名理学家。

另外，南宋还有邛州蒲江（今成都市蒲江县）魏了翁也是著名的理学家。两宋之交的广都名士宇文虚中（广都为今成都双流，宇文虚中别号龙溪居士，似乎得名于双流著名的黄龙溪），他本名黄中，由宋徽宗亲自赐名虚中，颇有崇道意蕴。后出使北方被金朝扣留，受金熙宗敬重，被排挤陷害死于非命。一代功勋之臣虞允文为四川仁寿人，武将重臣有安丙（广安军人，今华蓥市永兴镇，属苗族），杨巨源（利州昭化，今广元市昭化县），等等。

所以，唐宋时期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巅峰时期，应该没有太大争议，换句话说，也同样是标志巴蜀文化基本形成的阶段。那么，正是通过大批北方精英人群与巴蜀地方文化的交融整合，这才造就巴蜀之地在文学、习俗、佛道、艺术等等方面既显“阳春白雪”又具有“下里巴人”杂烩的特色。而语言，作为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在唐朝后期到两宋约400年时间，巴蜀方言也同样是受到大量北方人融入巴蜀地区生活才形成，其中也保留着巴蜀原住居民生活习惯的乡音，具有比较鲜明的地方特色。

根据现在的学界研究，唐宋时期的“官话”本质上还是沿袭魏晋的“长安话”或“洛阳话”，当时人一般称为“京、洛音”。唐朝正以长安、洛阳并列为都，而北宋虽然建都汴京开封，但洛阳也一直为西京。从语言传承来说，例如崔荣昌就通过隋朝陆法言的《切韵序》对梁益地区声调的记录，并把巴蜀方言列为隋唐时期北方语言的四大小区之一。包括宋代文人像范成大、陆游、黄鉴等人诗文传下的记载，宋朝时的巴蜀方言和本来的中原官话还是有不少差别，因此范成大称“蜀人乡音极难解”，见《丙申元日安福寺礼塔》诗自注（崔荣昌《巴蜀语言的分化、融合与发展》，见《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7.1）。像宋代大量四川诗人习惯用韵都与中原文人有一定区别，“宋代四川地方日常通行语言不是通语，而是颇具地方特色与通语音系差别很大的语言”，所以，宋朝以后的巴蜀方言就是当时中国西部有很强地域特色的方言了。（可见刘晓楠《从历史文献看宋代四川方言》，《四川大学学报》2008.2）


第四次，元蒙和明初的移民。蒙古灭宋，光巴蜀地区抵抗蒙古就长达几十年，重创五代两宋近300年的安宁。元蒙大军进入巴蜀仍然以陕甘方面的北方人居多，例如入蜀的蒙古大将汪世显就是金朝末年镇守巩昌的世家大族（今甘肃省定西市），据说他们祖辈属于蒙古部落中的汪古部，后来世代居住陇右逐渐汉化。但也有学者指出，不排除因汪氏投降以后，为了靠拢和获得蒙古好感，故意把祖辈说成是汪古部，一如历史上许多皇室权贵为了拔高出身弄虚作假。这一观点颇有说服力，例如追溯汪氏祖上比较显赫的为唐朝汪达，曾经西征高昌、龟兹有功，因此镇守陇西世代相传。汪达远征西域和常年居住在河西，与西北诸多民族交往融合，虽为汉族可能后来联姻传承难免与其他西北部族发生融合。就像李唐家族虽为汉人，但祖上也混合有鲜卑血统。汪世显因阔端征讨河西时被劝降，从他及其子孙，像汪德臣、汪直臣、汪良臣、汪翰臣，汪惟正、汪惟贤，汪惟孝，汪惟明，汪惟能、汪安昌，汪嗣昌，汪寿昌，全都在元朝受到重用，就连明朝前期，汪家依然在河西地区有很大势力。

因为明朝起初建立于南方，这一阶段四川受南方文化影响比较突出。自秦灭巴蜀以来，近2000年里，巴蜀地区到南宋后期和明朝才初步完成北方文化与南方特色的大融合。语言学方面也证明，明朝时期，巴蜀语言的南方特点才表现比较明显，多为单音节词，与南方语言的风俗更接近。这一重要资料主要来自于明朝末年的四川遂宁人李实所撰写的《蜀语》（目前我国存世最早的第一部方言词汇著作）。后人研究其内容表明，明朝的四川方言已经和现代四川话大体近似，如古全浊声母已经清化，鼻音韵尾m已经并入n，浊上变去已经完成，入声韵尾基本消唐僖宗入蜀失（ptk等音）。

到第五次，清初“湖广填四川”（相关联的则是“江右填湖广”），这是众所周知的由南方两湖移民大量进入巴蜀，经过明朝前期和清朝前期两批南方移民融入巴蜀，到清朝前期基本确立了最终四川方言，也标志南北文化特色在巴蜀融合的基本成型。

所以，历史上四川话的形成，本身的确是以原始巴蜀部族语言为根基，只不过由于巴蜀地区长期受到北方移民融入交流的文化影响，一度几乎淹没本来面貌（魏晋到隋唐接近中原官话），然后再吸收南方移民带来的南方文化特色（南宋到明朝），综合而成的一种方言。一方面，巴蜀多次受到北方移民的文化影响时间长达1000多年，另一方面，最重要的唐宋时期移民多数都是文化精英阶层，也以此奠定了巴蜀文化的主要内容。而此后明清的南方移民大多则是普通平民，从明初到清初统共400年左右，也无法再撼动巴蜀方言的根基，最终四川话的特色才会是以北方方言（京洛官话）为基础，但又保留着较为突出的地方特色。

但凡重要的历史事件和文化现象，绝对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出现，一定都有内在的联系和动因，只不过往往掩藏在不易觉察的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