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少年宫的前世：昭庆寺 （上）
阿立注：

这贴本来一次转发的，谁知在江南坛发了两次都失败。第二次注意看了，说文字太多，建议分两次发。

不知这是整个留园的问题，还是自建频道（江南坛是自建频道）。没时间去纠结，就分两次发。这是上集：

《杭州少年宫的前世：昭庆寺飞出去的金色蝴蝶》（上）

城市秘密

2019-11-06优质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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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5312字，阅读约5分钟

《城市秘密》作者：小满

设计：徐世明 / 摄影：子夷 / 编辑：大倾城、尤可

感谢沈弘老师为杭州旧影像所做的努力

这是城市秘密从武林路走向城西第一区块：武林宝石的最后一个段落，感觉说到武林路、环城西路都是很久远的事了，抱歉，城市那么深远，我们有时会拐到小径上看个风景，但是主线我们不会忘记，它依然在指引我们走向必然。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六公园少年宫的故事，少年宫从一个“空”的故事讲起……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曾经遍布杭州的名山古刹，大多已经随着时间消亡在历史长河之中。兴废存亡，本来就是万物流转的题中之意，不过当我们踏上昭庆寺里街眺望西湖的时候，还是能感觉到这座千年古刹隐匿的气场。


▲1925年昭庆律寺前的万善桥和天王殿（马尔智摄）。昭庆寺先名菩提院，后改称为“昭庆律寺”。因寺中戒坛曾成为国内仅有的三家拥有戒坛的著名律宗佛寺之一。宋氏南渡之初，崇道抑佛，昭庆寺一度成了军队教场，直到南宋绍兴末年（1158-1162），这里才恢复为佛寺。香客从湖边码头登岸后，沿着石板路穿过石牌坊和山门，便是天王殿前的万善桥。

曾经盘踞在湖山咽喉处的大昭庆律寺，千年来兴废多次，在南宋绍兴年间遭火灾之后，遗址大放佛光，牛羊到了这里会跪下来吃草，好事者挖掘出古碑一块，上刻“古燃灯佛降生之地”。于是僧侣重聚，信众云集，宝刹重开光芒，又成为律宗丛林之最，配享无上荣光。


▲昭庆律寺后殿的石碑（1929年，艾术华摄）

至今，有多少杭州人还记得昭庆寺的故事？

不着急，文脉虽然蛰伏，此间仍有灵性。

1929年，顺利圆满地举办第一届西湖博览会成为了杭州的头等大事，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南浔人张静江决心要打造一个“浙江旷代之盛典，湖山空前之嘉会”。为了烘托气氛，盛会期间每逢周三周日两晚，都要在西泠桥边燃放焰火。当时焰火所需火药甚多，不能一次完备，只好放在距离西泠桥附近的昭庆寺内现场制作。7月28日下午5点，太阳西斜，南风和煦，突然有冲天火光从昭庆寺内耀出，火借风势，舔食昭庆寺万寿戒坛等七个大殿，连绵两个小时，千年古刹具成焦土，曾俯视湖山百年的庄严佛像也都化为灰烬。僧人流离、工匠毙命，冲天火光将门前西湖映成赤水，漫天的金色蝴蝶飞灰里，大昭庆律寺由此断代，梵声佛唱戛然而止，留给杭州人的，只剩下地图上的一个名字。


▲昭庆寺后殿废墟。昭庆寺作为西湖博览会的烟火制造地发生走火，扑救不及，整整烧了两个小时，昭庆寺万寿戒坛的七大间房屋悉成灰烬，仅剩戒坛上的这座铜像还留存着。清理现场时，还发现两名烟火技师死于火灾，这场火灾损失不下3万元。两年后丹麦建筑师艾术华来杭考察佛教建筑拍下了这张照片，仔细观察铜像后发现其是在光绪16年（1890年）制造。

宋真宗天禧四年春（1020年），新年刚刚过去，湖山霜寒露重，城市静谧，日光昏沉，有群鸦从西湖南面飞来，低低掠过大昭庆寺山门，在大雄宝殿上盘旋良久。

62岁的紫袍法师、后世被奉为净土宗七祖的省常正在寺中端坐念佛，片刻，弟子和正月里来烧香祈福的信众听到这位老人厉声喝唱：“佛来也！”随即入灭。

根据亲见省常圆寂的弟子叙述，法师坐下地面呈现出光辉的金色，好像有无限光明蕴藏在地表之下，一瞬间要喷薄而出的样子。


▲“先得楼”，又名望湖楼，建于乾德五年（967年），相传为吴越忠懿王钱俶为昭庆寺在寺前临湖建的“看经楼”。望湖楼迁址后仍在。画作者：许赟。

弟子与信徒自然相信省常法师已登西方极乐世界，一时间钟磬齐鸣，佛号四彻，震起落在屋檐上的鸟雀，拍打羽翅越过万寿戒坛和东西塔院，径直向寺后的棋盘山上飞去。

这一幕发生在一千多年前的大昭庆寺。在杭州僧人省常圆寂时，由宋真宗御赐的“大昭庆律寺”的匾额才刚刚挂上没几年，他在此落发出家之时，此处仅仅是地方上的“菩提院”。

省常以敏锐的政治嗅觉、长袖善舞的交际能力和超前的品牌推广意识，奠定了这座千年古刹的基础，为其后世的辉煌盛景和崇高地位埋下了种子。


▲昭庆寺大雄宝殿背面。它是一个歇山顶五开间的建筑，它也是现在杭州仅存的昭庆寺建筑。1931年艾术华拍摄。


▲重修后改作“联欢厅”的昭庆寺建筑，结构从单层改成了双层。


▲少年宫内的联欢厅，这也是杭城千年古寺、西湖“四大丛林”之一大昭庆律寺唯一遗留下来的建筑---大雄宝殿。大殿为民国初年按旧制重建。

人物关系表：

省常大师（959～1020）：字造微，俗姓颜，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宋代高僧，净土宗七祖。7岁即出家，17岁受具足戒。曾为杭州西湖昭庆寺主持，创白莲社。允堪法师（不详-1061）：北宋僧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允堪幼年出家。初学各宗，后专律部。仁宗时，在杭州昭庆等寺立戒坛，授戒法。著《行事钞会正记》、《戒疏发挥记》等，对宋代律宗较有影响。李叔同（1880—1942）：著名音乐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戏剧活动家，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他从日本留学归国后，担任过教师、编辑之职，后在杭州虎跑定慧寺剃度为僧，号弘一法师。


省常天资聪颖，七岁出家，十五落发，十七岁受具足戒，二十五岁时，由钱俨上表宋庭，奏赐紫方袍。钱俨是吴越国主钱俶的异母兄弟，在吴越国和宋朝历任要职，颇受宋太宗信任，紫袍法师是当时佛教界地位最高的象征，由皇室颁发，是莫大的荣耀。能得到钱俨的举荐，说明省常此时已经成为吴越地区首屈一指的高僧。

宋淳化年间，31岁的省常成为大昭庆寺的主持，他有了施展自己抱负的平台，开始着手组建“白莲社”。表面上来看，“白莲社”是为了集合广大德才兼备之士，学佛礼佛，共修净业。早在东晋时，高僧慧远就成立过“白莲社”，作为中国佛教史上最早、最著名的僧俗团体，“白莲社”这个品牌在名僧雅士中口碑甚佳，就算是对那些本非信徒，但是喜好附庸风雅的士大夫们，也有强大的号召力和吸引力。


▲释省常大师图，俗姓颜。字造微。七岁即厌俗，十七岁受具足戒，戒行谨严。世称钱塘白莲社主，又号昭庆圆净法师。

曾经自刺指血，和以墨汁书写《华严经·净行品》的省常当然是一个坚定的佛教信徒，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不闻窗外之事，尤其是当他成为了一方僧首之后，越来越感觉到来自儒家正统对佛教斥之为“异端”的压力。

从唐朝韩愈开始，当他写下《谏迎佛骨》开始，儒家士子开始一场大规模的排佛运动，韩愈认为国家层面不应该提倡信仰佛教，他列举历史上佞佛的皇帝国运不长，反而得祸。唐宪宗阅后大怒，将韩愈贬官潮州。他的政治主张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排佛思想却影响深远。

到了宋初，也就是省常所处的时代，随着儒学和古文的复兴，朝廷中出现了不少恪守儒家立场的反佛之士。他们以韩愈为榜样，力诋佛教蠹国害民，荒诞不经；僧人不事生产，白受百姓供养。北宋古文先驱柳开曾撰《韩文公双鸟诗解》，认为为害百姓的，莫大于佛和道，都是异端，并非仁义、礼乐、父子、君臣等儒家正统，“周公不为公，孔丘不为丘”。


 

▲大雄宝殿和天王殿之间的五开间过渡门廊与香炉，穿过门廊，便是大雄宝殿的正门。右图为寺内梆木鱼，用于召集僧众起床吃饭念经等。从其大小就可看出当时昭庆律寺的规格之高。艾术华、费佩德拍摄。

省常意识到，刚从晚唐、后周毁佛的致命打击中恢复元气的佛教，正需要统治阶级的鼎力支持、需要作为精英阶层的士大夫们的鼎力支持。多年之后，曾有人对省常过于频繁的社会活动有所非议，以至于这位大德高僧也免不了动了嗔念，他私下和门人弟子发发牢骚：我朝开国以来，士大夫们尊崇古文，且大多效法韩愈，排斥佛教。所以我借慧远公的事迹，结白莲社来诱导士大夫，使他们纷纷从佛而化，接连撰文称道佛法，皈依我佛。这样可以阻塞异端，护卫佛教。“世人不知我心，居然把我当成沽名钓誉之人！”

省常靠什么交结人心，默化众生呢？除了他勇猛精进，佛法高深之外，主要因为诗写得好。当时文坛名宿宋白认为，省常诗歌造诣，与南朝诗僧汤休、唐代皎然不相上下。

省常主动出击，“以秀句相招、以清吟相诱，贻诗京诗，以招卿大夫”。而且选人极准，一出手就拿下了时任兵部侍郎的王旦，几年之后，王旦拜相，成为天下士子的首领。


▲左图：大雄宝殿后面的两个烧纸炉之一。右图：从边门看天王殿的正门。艾术华1931年拍摄。

高官入社，恰似风向指标，短短几年，“白莲社”就聚集90多位社员，京朝官约占80%；其中宰相、皇帝的秘书、顾问等高官约占三成，有“四宰相、二参政、五尚书、一状元”之说，其余包括枢密大臣、翰林学士、谏议大夫、中书舍人、寺卿少卿、郎中侍郎，从天子近臣到地方官吏，一时间英才济济。

省常虽居杭州，但是耳目极灵，王禹偁（音同称）在扬州当官时，上疏严厉抨击僧人蠹国害民：汉明帝之后，佛法流入中国，度人修寺，历代增加，不事生产，却享用衣食……先帝患病，施舍更多，如佛有灵，为何没有降福先帝？


▲杨尔曾《新镌海内奇观·十卷》（杭州夷白堂刻，明万历37年1609刊）中的昭庆寺、大佛寺图。

此疏堪称王禹偁平生最重要的政论，刚刚登基的宋真宗看过后，立即召他进京述职。同一年，这位抨击僧人的王禹偁在收到省常的邀请诗之后，写诗唱和并加入“白莲社”。其中有“谪官不得余杭郡，空寄高僧结社篇”之句。用今天的话来说，好一个大型“真香”现场。

在省常看来，这些高官名人写了诗歌唱和佛教还没算完。他启用了大量的诗板，将入社诗誊写在木板上，悬挂在昭庆寺内，如有名篇佳句，还勒石为记。可以想见，当年的昭庆寺内，风吹诗牌作响，如同省常精心编制的一张保护网：信徒看到的是佛学感悟、文人看到的是佳句绝章，而各方势力则看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和权力的佑护。

 

清朝人吴树虚在《大昭庆律寺志》中写道，宋朝杭州寺庙四百八十一间，其中“滨湖百刹，钟鼓相闻，而宏敞伟丽，道风特盛者，昭庆、净慈，对峙南北，称两大焉”。

阿立注：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