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年前的英国，多佛港。在一辆荷兰牌照的卡车里，发现了58具非法移民的尸体。这些人在转运的过程中被安排躲在密封式集装箱中，为防海关检查被关闭了通风口，最终窒息而死。

偷渡客全部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每个人在上车之前只被分发了一瓶水和一个西红柿罐头，被困在卡车中的时候大声呼叫，拼命砸门。

发生在2004年的另一次事件——英国莫克姆湾拾贝惨案，过快的涨潮困住了30多名拾贝劳工，最终导致其中二十多人死亡。

这两起恶性事件有两个共同点：都发生在英国，失去生命的都是福建人。

当劳工与偷渡客惨死异国他乡时，他们远在南洋的老乡和远亲，却犹如天平的两端，彼此联系着纽带，却又身处完全不同的世界。

马来西亚首富郭鹤年，主要经营糖业、粮油和酒店等生意，旗下有金龙油食用油和香格里拉酒店这样的重量级品牌，身价以千亿计算，祖籍福建；

菲律宾前首富、SM集团董事长施至成，1970年代开始在菲律宾经营百货生意，坐拥三十多间大型商场，根据2013年福布斯菲律宾富豪榜的统计，施至成及其家族的财富总额是120亿美元。他是地道的福建人，1924年才随父母一起移居马尼拉；

在海底捞张勇之前，盘踞新加坡首富多年的黄廷方，拥有新加坡最大的私人房地产企业“远东机构”，先后在新加坡和香港等地兴建了700多座酒店、购物中心和公寓，总资产额高达400亿美元以上，其祖籍同样是福建。


01成就
相比舍命前往美国、英国的福建人，早年选择下南洋前往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尼的福建人获得了更大的成功。

这个进程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时期，广州、福建一带的人们为了躲避战乱前往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到宋朝时，受益于政府的支持，商人在东南亚与大陆之间往来更加频繁，利益驱使更多人南下马来西亚和印尼。

明朝的海禁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移民活动，但清朝之后，特别是清末战乱时期，再次出现了规模巨大的下南洋事件。

来自福建的举人黄乃裳，在参与戊戌维新失败后，带领千余人来到英属砂拉越（现在的马来西亚东半部分），大规模开辟农田，建设学校，最终这个地区成为了如今马来西亚砂捞越州第三省的重要行政中心诗巫，被称为“新福州”。

菲律宾首富施至成的创富经历更加传奇。1924年，施至成12岁的时候，从福建乘船前往马尼拉，全家把所有的财产都投入到小杂货铺生意中，主要卖蔬菜、各种日用品。

到1948年，也就是施至成36岁的时候，才开始经营第一家鞋店。为了能卖出与别人不一样的鞋，他经常要乘坐飞机颠簸40个小时去纽约进货，最终将鞋店越做越大，又将鞋店扩张为商场和连锁大卖场，施至成的财富也随之成倍增长；

有“印尼糖王”之称的黄仲涵，祖籍福建同安，鼎盛时期控制了印度尼西亚一半的糖市场，是华商中的标志性人物。

其父黄志信早年参加闽南“小刀会起义”，失败后逃往印尼三宝垄，经营建源公司，十年之后成为当地巨富。黄仲涵长期协助父亲经商，积累了丰富经验，先后涉足制糖、木薯粉、酒精、银行、航运等行业。到民国13年，黄仲涵的事业达到鼎盛时期，被评为当时全球排名第14位的富豪。

华人——特别是福建人在南洋地区的经商活动大获成功，以至于形成了相比其他族群碾压式的优势。如今在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富豪榜的前十位中，有70%左右都是福建籍。

福建移民和他们的后代，基本上控制了南洋地区最重要的产业，巨富无数，并形成了早期的国际化企业，市场遍及东南亚、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乃至欧美。


02窘境
同根同源。前往东南亚和欧美国家的福建移民都有着相同的血脉，但非常明显的是“下南洋”的福建移民，在经商的表现上要远远强过前往欧美的同胞。

2017年的一天，美国巡警在美墨边境逮捕了23名中国偷渡客。他们通过一个地道，从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前往美国西南部城市圣地亚哥。

这些偷渡客从地道的墨西哥一方开始连夜暴走，原本计划在清晨破晓时趁人不备登陆。有的尚未成年，有的年过半百——也同样来自福建。

没人知道如果他们顺利入境美国，最终会过上怎样的生活，但遍布加州的中餐馆、自助餐店一定会多出一些忙碌的身影，饭馆的老板正是他们的老乡。

根据美国联邦人口普查局的数据统计，2019年在美国的亚籍人口已经达到2140万人，其中包括台湾在内的华籍人数最多，超过了500万。在这500万人里，有超过110万都来自福建长乐、连江、福清等地。

在纽约，福建人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广东人，成为最大的华人移民群体，仅在纽约，就有超过20万福建长乐人居住在法拉盛等7、8个唐人街里，开餐馆，洗衣店，送外卖，从事最底层的劳务工作。

在美国和英国，福建人最大的产业就是餐饮和各类食品工业，这和在东南亚叱咤风云、掌握各种核心产业资源的巨富有很大的不同。

表面上看，形成这种局面因为他们在英美营生的时间还比较短。以长乐为代表的偷渡/移民集中地区，都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规模出现，以一穷二白的方式登陆美国、英国，仍处在资本的积累阶段。

很多偷渡客不仅没能携带资本登录美国，反而是在偷渡的过程中欠了数量不等的外债。例如早期偷渡者曾经被称为“万八客”，因为每个人完成偷渡所需要的费用就是18000美元。

为了凑齐这18000美元（后期涨得更多）的大数目，不少家庭已经几乎倾家荡产，到处借钱才能凑齐者不在少数。

有偷渡机构甚至专门从事金融业务，负责以最高30%的利率向偷渡者发放“贷款”，上岸之后，偷渡者需要打工偿还这些本金和高昂的利息。

沉重的债务负担之下，偷渡者难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资本积累。不仅成为巨富变成了奢望，即便是勉强营生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03渊源
远在欧美的福建移民，和中国的经济往来已经相对薄弱。这也和南洋移民和大陆之间相对密切的关系有很大不同。

根据史料和文献的记载，当黄仲涵的父亲黄志信到达印度尼西亚三宝垄的时候，当地的经济“大权”已经基本掌握在了华人手中。也就是说在东南亚地区，华人对经济的掌控已经延续了很长时间。

东南亚属于热带地区，种植各种作物都非常方便和高产，例如明朝时被称之为“旧港”的苏门答腊岛东部地区的土地就非常肥沃，“一季种谷，三季收稻”。

和非洲中部、南美洲亚马逊雨林等地类似，过于优良的耕种环境并不利于当地的居民发展进步，由于衣食无忧，他们大多会保持非常传统的经济生活方式。

正因如此，当宋代、明代之前的大陆移民登陆时，更先进的生产方式，使其能够很快在农业生产方面获得巨大优势。

除了强大的基础农业种植能力之外，背靠中国大陆，东南亚地区盛产的糖、香料、各种动植物产品、矿产、染料好药材等等，虽然在当地市场有限的，但在中国内陆地区都有很好的市场销路。

早在宋代，东南亚就与内地建立了相当紧密的贸易关系。根据《宋会要辑稿·蕃夷》所记载的情况，宋代来华朝贡的国家有26个，累计次数300多次，其中绝大多数为东南亚国家，这些国家地区均与宋朝长期经商。

并且由于宋朝本身在北方、西部地区受到游牧民族政权的压制，对南部海洋地区的对外交流和贸易更加重视，也需要贸易盈余来负担对少数民族的“岁币”。

广州和泉州是最终要的两个贸易港口，一个地理距离最近，一个和福建籍东南亚华商的关系最紧密，其中泉州在很长时间内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港口，这也从侧面说明了福建商人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巨大的影响力。

根据记载，绍兴二十三的广州，“大贾自占城、真腊、三佛齐、阇婆涉海而至，岁数十柁，犀、象、珠、香、流离等，无所不有”，语言互通，政策支持，物资商品互补，需求量又大。两宋时期，东南亚地区华商面对的是黄金般的经商环境，累计下巨额财富也就不足为怪了。

即便是后期明朝的海禁，也并没有阻绝中国大陆与东南亚华商之间的贸易往来。特别是16世纪之后，美洲逐渐纳入世界版图，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活动越发兴盛，倒逼了当时明代的民间海上贸易重新繁荣起来。


04瓶颈
财富具有累积效应。常年稳定的政治局面，可以让财富更加安全的保管和传承。在这方面，东南亚华商有比大陆更好的条件。

宋代以来，大陆历经战乱，包括辽、金、元的南侵，明朝初年和末年的混战和杀戮，清朝末年的混乱，都是社会财富的绞肉机。但远在南洋的华商们受到的冲击并不明显。

明朝海禁期间，欧洲国家抓住空档期，实现了对东南亚地区贸易的控制，赚取大量利润的同时，也带动华商参与到全球化的贸易体系之中。

从这一时期开始，以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欧洲商业机构开始走上历史舞台，东南亚华商不再依赖单一的中国内地市场，而是与欧美市场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

但是在欧美国家，包括福建人在内的华商，并不能很好的融入到英国主流的商业格局中，即便新加坡、香港一直都是英国重要的海外殖民地区。

在过去百余年的历史中，英国通过资本扶持的方式，在香港等地支持包玉刚、李嘉诚等华商做大做强，甚至直接将一些资产转售给他们，但这些重量级的华商，在李嘉诚2015年开始大规模投资英国之前，几乎没有人能够涉足英国和欧洲本土的商业。

荣业行集团的叶焕荣，于1940年出生于东莞，后迁移香港，1959年进入英国，是目前英国华商首富，第一个进入到英国富豪排行榜的华人。

他能够成为英国华商首富，却并不是通过深入到英国某些产业中实现的，而是依靠向散布各地的中餐馆、中国人提供饮食、商品，开办华人超市。本质上看，是在英华人的物资提供者，与英国本土商业的关联度非常有限。

除了叶焕荣之外，大量华商在英经营的都是和饮食相关的产业，最重要、数量最多的仍然是中餐馆。目前英国福建商会会长李光喜则是在经营宠物相关的业务，已属于比较特别的生意。

这一点和如今福建商人在美国的经营情况基本一致，大家没有办法渗透到更多的产业中，只能在餐饮、食品、中式百货等方面勉力经营，而且中餐馆、华人超市顾客中的很大比例，同样是其他的华人。


05尾声
如今中国人对于自己的经商能力颇为自豪，福建商人更是中国商界皇冠上明珠一般的存在。大多数时候，他们确实能够在大中华区和东南亚诸国翻云覆雨。

但在欧美国家，不论是偷渡客们悲惨的境遇，还是已经在营生意的华商们，至今都仍然在从事着以餐饮为代表的低端产业，历经多年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资本的积累迟迟无法完成，对当地的经济格局缺乏足够的影响力。

这种局面与华商耕耘时间较短，缺乏积累密不可分，但缺乏积累并不是所有的原因。

由于互联网的存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世界是开放的，是平等的。人们强调勤奋、金钱、利益在这个时代的重要性甚至是万能性，却忽视了一些最基本的规律。

地缘与文化对于商业的影响和限制根深蒂固，商业也从来不会超脱于社会独立存在，勤奋、金钱、利益并不能打动所有人。最值得国人骄傲的福建商人，用自己数百年的亲身经历讲述了这样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