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在译文界算是扛把子，译著《天演论》广为流传，提出的翻译三准则“信雅达”也影响深远。但这位翻译界的扛把子亦对刚接触翻译的林纾盛赞不已，称林纾的翻译首作《茶花女遗事》“销尽支那荡子魂”。（注：彼时的支那尚未堕为中国的蔑称）受到首作的鼓励，之后林纾的翻译作品源源不绝，横跨十余国，而奇特的事情是，林纾本人却从未学会一门外语。尽管声名显赫，林纾却依旧因为与人在《新青年》上争论古文废止而沦为笑谈，背负一身骂名。


抛去林纾背负的骂名，林纾对于读书的热忱及对于古文的热爱让人敬佩。林纾小时候家里穷，但是又爱读书，于是在私塾当了一名旁听生。受私塾老师薛则柯的影响，深爱中国传统文学，即使迫于生计不得不终日为琐事奔波，也不忘苦读诗书，校阅古籍。有称林纾13岁到20岁七年之间校阅古籍达两千余卷的，如此刻苦也算天才的一种。

十九岁那年林纾祖父母、父亲相继去世，他亦患肺病，咳血不止。到了这个地步，林纾仍然放不下手中的书本，就着母亲，姐姐刺绣做工的灯光读书，不读完不肯睡觉。读书已经成了林纾的本能，成了他的精神食粮。

古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我以为这是要考取功名做官的意思，常言功名利禄功名利禄，有了功名做了官才有利禄嘛。但到了林纾这，很可能是我理解的狭隘了，有时候读书也可以只是一种单纯的需求。

小时候林纾将零用钱攒起来去书摊上买书，读的津津有味的同时还在旁边墙上作了一幅画，画的是一副棺材，棺材旁边写了两行字，言：“读书则生，不读入棺”。幼时随手写下的一句话成了林纾一生的座右铭。而读书也确实给了林纾一条“生路”。三十岁的时候，林纾一跃成为江南著名的举人，不仅摆脱了困窘的生活，也给林纾铺就了一条“康庄大道”。

读书取仕，理所当然的事情。林纾也有一颗报效祖国的心，虽然已过了而立之年，但仍然壮心不减，可惜“七上春官，屡试屡败”，林纾做官的这条“康庄大道”上写着“此路不通”。无奈放弃当官，专心于文学。常言道，上帝给你关了一道门就会给你留一扇窗。四十五岁的林纾无意中打开了对他意义非常的一扇窗。

这一年，林纾母亲去世，不久妻子也病故，好友担心他走不出来，便邀他一起译书分散注意力。林纾经不住好友的一再请求，终于答应，开始了他迟来的译著生涯。可是林纾不会外语，如何翻译呢？解决的方法也简单，由一个懂外语的把原著意思说来，再由林纾整理成文言文。这事好像看起来简单，可真正去做又有几人能把一篇白话文翻译成文采俱佳的文言文，又有谁能勤耕不辍呢？

何况林纾的处女译作《茶花女遗事》便一炮而红，一时洛阳纸贵，可见翻译质量。本来抱着试试看的林纾，却得到了国人相当的认可，这对于林纾无疑是一种鼓励。之后林纾又与海外才子们合作了180余部西洋小说，这些小说丰富了当时中国民众对于西方文化的认知，同时也确立了林纾“译界之王”的地位。也因此，林纾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文坛的开山祖师，对后辈苏曼殊，周作人等多有影响。

卓越的古文造诣和深厚的文学素养让林纾在翻译上顺风顺水，名声大噪。但也同样因为林纾对古文的热爱与执着导致他声名狼藉，遭人耻笑。

1915年，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新青年》上称古文无用，应废除古文，兴白话文，甚至有人提议废除汉字。林纾作为深爱古文的古文大家，忍无可忍，致书给北大校长蔡元培说，“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本来支持维新变法的林纾对新文化运动还持保守态度，由此彻底转为反对。

维护古文的人不少，但只属林纾最为激烈，最为用心，一下子也成了大家的众矢之的，古文大家如严复，信奉物竞天择，对古文听之任之，而蔡元培又支持新文化运动。一时间《新青年》及全国各报批评严复成风、批评林纾成风。林纾从译界的神坛上跌落，被推到封建古旧的风口浪尖上。面对喧嚣的骂名，林纾没有退缩，在《新青年》上与“新人”们口诛笔伐，也因此丢掉了北京大学的教席。

客观的来说，林纾反对白话文运动，也只是程度的不同而已，只是希望文言在以后仍然有一席之地尚存，哪儿想到年轻人年轻气盛，一看到有敌人就来了精神，口诛笔伐不绝如缕，林纾到最后也只能感叹一句：“吾辈已老，不能为正其非”，但他并没有放弃古文，临死依旧要儿子学习古文莫要倦怠。

这是林纾的始终如一坚持，亦是林纾译著的缺憾。曾朴说，林纾坚持古文翻译，是他翻译生涯的不足，倘若林纾用白话文翻译，将会让多少中文基础薄弱的民众也能读到外国文学呢？

林纾的“封建守旧”不仅在于沿用古文，还在于维护封建礼教，说这群年轻人啊扰乱三纲五常只是为了一己之私，如同禽兽，不可同流。批的不可谓不重，老学儒的刻板古旧显露无疑。

但矛盾的是林纾又兴办女子教育，改革儿童教育，宣扬爱国思想：“今日国仇似海深，复仇须鼓儿童心。”且林纾本人更是乐善好施，在他译著畅销的几年间收入颇高，而自幼家贫的林纾把这笔钱用来资助家境贫寒的学生。

林纾的个人品格是毋庸置疑的，无论是为国，还是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