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乡贤工作室”成为舆论热议的话题。所谓“乡贤自治”，对中国而言并非一个新鲜词汇。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个词已经存在，并且在许多地方延续施行了上千年之久。

用“乡贤”来“自治”，究竟是传统精华还是历史糟粕？那些有工作室的“乡贤”照理应该扶持弱小、教化乡里，可为何又坐视人伦悲剧，不闻不问？笔者将从历史经验出发，谈一些个人想法。

谁是“乡贤”，为何“自治”

所谓“乡贤”，顾名思义，就是本乡本土的贤能人士。

如今“乡贤”这个词的适用范围比较广，在许多新修的祠堂里，能看到一长串各种职业背景、教育水平的“乡贤”。似乎本地有能力、有威望、有财力的人都可以叫“乡贤”。

在古代，“乡贤”同样是一个褒义词，但适用范围较之于今天往往要窄得多，并且随着历史的演进，涉及的群体不断变化。

先秦是贵族制的时代，出身决定命运，虽然西周有乡遂制度，但权力完全由贵族统揽，自然也没有选举乡贤的必要。

两汉以来，地方举孝廉入朝为官，乡土社会中的有识之士获得了晋升的渠道，构成了乡贤的主体，诸如弘农杨氏、汝南袁氏这种动辄四世三公的豪门，更是包揽了乡贤的名额。

由于文化豪门、经济豪强与高官群体的合流，魏晋南朝进入了“士族时代”。在这一时期，虽然察举犹存、孝廉依旧，但毕竟“上品无寒门”，乡贤就是门阀高族。

直到隋唐以后，科举选官粉碎了贵族的垄断特权，情况才截然一变。两宋以后，要想成为“乡贤”，首先要有远超普通人的教育水平，具体来说就是要在科举开始中取得成绩。

只有科举的身份还不够，乡贤还必须有相当程度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才能在乡里获得支配性地位。比如中举之前的范进，虽然已经当了秀才，但家里穷得揭不开锅，这样的人显然也当不了乡贤。在明清时代，乡贤要能与官场取得联系，就算自己没当官，有亲戚当官也行。故而在明清时期，有文化、有权势、有经济实力构成了乡贤的基本特征。

也正是因为具备了以上诸多要素，“乡贤自治”才有了可能：

一方面，传统国家对县以下的管理比较松散，有所谓“皇权不下县”的说法。这句话当然是不妥当的，但无论皇权如何“下县”，有限的佐官、吏员、巡检司等官吏机构都不可能覆盖广大的基层社会，国家需要治理地方的帮手。另一方面，作为地方的代表人物，乡贤比外来的官员更了解本地，他们熟悉情况，具备调动百姓的能力，也有发展家乡的意愿。

国家心有余而力不足，乡贤有能力却没权力，在这种情况下，默契达成了。国家将诸如赋税征集、户口统计、徭役调发、民间教化等任务交给乡贤，作为回报，地方的具体事务也一并交由乡贤负责，只要完成赋税，不违反律法，基层治理事务大多可以由乡贤决定。

于是乎，乡贤主导的“地方自治”出现了，在许多地方成为基层社会的常态风貌。

到了近代，传统制度受到了剧烈冲击，科举制度也在20世纪初寿终正寝。但是，乡贤们并没有立刻退出历史的舞台，相反，由于民国政府的控制力较弱，此时乡贤治理地方、左右人民的能力反而提高了。在权力与利益的诱惑下，不少乡贤不再“贤能”，士绅也没了“绅士”的做派，反而成了鱼肉乡里的劣绅，所谓地方自治，反而成为地区动乱的根源。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彻底重组了基层的组织秩序，让广大劳苦大众翻了身。人民政府深入城乡基层，组织动员起每一个群众参与国家建设，不再有留给乡贤自治的空间。与此同时，随着家庭组织、教育模式、生产结构的改变，新的社会已经不再需要乡贤、宗族来动员和引领社会发展。乡贤治理就此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在某些区域还有残余、反复。

乡贤治乡，则人人争当乡贤？

自从唐宋贯彻科举选官的原则之后，以科举士绅为代表的精英主宰了地方社会，构成了乡绅，或者说乡贤的主体，主导了此后长达千年的地方自治。

最近一些年，舆论中出现了一种论调，认为乡贤自治更能尊重本乡本土的实际情况，有利于保护基层的利益，调动地方发展的积极性，值得当代国家治理学习、借鉴，甚至直接套用。

笔者还见过这样一种言论，说是只要恢复乡贤自治，当下社会中的一切丑恶现象都能涤荡干净。理由是乡贤治乡，则人人争当乡贤，有朝一日“十四亿人民皆乡贤”，又哪里还会有丑恶呢？

这类说法引发了许多网友的反感。仅就逻辑而言，以上论调似乎是可以成立的，也的确有不少历史事实能够支持这个结论。比如明初江南赋税极重，在士绅的呼吁和运作下，明中叶以来江南的赋税有所减轻，百姓得到了实惠。在明清两朝将近六百年的时间里，江南能够成为全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乡贤确实做出了贡献。

然而，并非所有地方都有“江南好风景”，同样是在明清时期，乡贤自治也有不少失败例子。比如明末的陕北，倘若乡贤真的能毁家纾难，践行儒家的仁与义，还会有成千上万的贫苦农民揭竿而起吗？

在古代，乡贤的存在意味着支配结构的存在，无论这种支配是“含情脉脉”的，还是血淋淋的。即便是在江南，乡贤自治也还是出现了不少严重的问题。比如在明朝末年，位列“乡贤”的精英们非但没有践行孔夫子“天地之性人为贵”的教诲，反而欺压奴仆，要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在金坛、溧阳一带，暴动的“削鼻班”喊出了“我辈何必长为奴”。

将历史视野进一步下移，在近代中国，所谓“乡贤”、“士绅”的形象就更加糟糕了。鲁迅先生笔下的赵老太爷、鲁四老爷、假洋鬼子，都是当时的士绅乡贤，却无一不是造孽的货色。民国时期，还真的搞过地方自治、乡村自治的实践，至于结果，这里就不用多费口舌了。念及此，我们似乎就能理解为何“乡贤”二字会戳中众多网友的心理按钮。

看到这些反面事例，再去审视所谓的“乡贤自治”，无怪乎网友们要问：治理地方的乡贤真的就“贤”吗？在乡贤支配的结构下，普通平民有多少实现阶层跨越、成为乡贤的空间？

上述问题，历史给出的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没有监督，难有“乡贤”

从历史来看，乡贤自治绝非万能良药。有人认为，乡贤自治之所以有不成功的一面，是因为自治还不够彻底。乡贤自治本应是美好的，但受到各方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国家的干预，导致乡贤们乡贤不能贯彻理想。

然而问题来了，地方社会从来不是铁板一块——有衣食无忧的乡贤家族，也有辛勤劳作、只求温饱的小农之家，还有衣食无着的流氓无产者。乡贤自治所追求的“地方利益”，有没有涵盖小农、无产者的利益呢？

就算乡贤们都是真正的“儒家知识分子”，热衷于保护普罗大众的利益。但是，乡贤的财富是哪里来的呢？他们的地位是谁映衬的呢？他们的权势要凌驾于谁之上呢？

不难想见，作为既得利益者，乡贤家族的利益与普通民众，特别是贫苦百姓的利益天然存在着冲突。指望所有乡贤都能保护百姓、关怀贫苦，于情于理都有些强人所难。而将基层民生寄托在一个群体的道德品质或是“施舍”之上，则实在也是个不靠谱的事情。

既然乡贤代表的只是少数人的利益，这种极为不合理的体制怎么还能延续千年？笔者认为，来自上、下的监督发挥着明显的作用。

在“官府—乡贤—百姓”的网络里，乡贤处于中间位置，因而面临着来自两方面的制约。对上，他们受到官府的制约，在土豪劣绅的黑档案里，我们看到了官绅勾结的丑陋面貌。但也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官都是乡绅能够“勾结”的。任何一个生机勃勃、强有力的政府，都一定会竭力向下传达信息，增强垂直管控能力。

对于下层民众的诉求，乡贤们也不可能完全忽略，否则就是自掘坟墓。化身为土豪劣绅的“乡贤”追求吃干榨净，肯定会激起无穷无尽的反抗，进而导致自身被反噬。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就为我们展示了这样的风貌。

所以，这些约束共同构成了乡贤治理地方必须遵循的“规矩”。当然，由于地位的高下之别，最能起到作用的，一定是来自上层的压力，因而地方自治的主要约束，大多都来自于官府。

结语

可以说，乡贤自治是传统帝国统治制度的组成部分，由于国家的垂直控制力有限，这才给了乡贤有限的治理空间。即便是在传统时代，乡贤自治也受到制约，只有在制度混乱、政权软弱、统治失序的时候，“乡贤”主导的完全意义上的自治才出现了大发展，进而酿成了更大的混乱，加速王朝的终结。正因如此，新中国建立后，作为传统附庸的“乡贤自治”被逐步扫进了历史的垃圾桶。

到了今天，我们当然可以重新审视“乡贤自治”，也可以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积极服务于基层治理，甚至形成补充。但是，究竟谁能当“乡贤”？“自治”的范畴在哪里？人民群众如何约束监督“乡贤”及其所在的家族或宗族？如何杜绝部分黑恶势力打着“乡贤”的旗号在地方为非作歹？这些问题显然是要慎重考虑和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