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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自己
盛洪：我们可以清醒冷静地怀疑自己，避免在日常言谈、问题辩论、学术研究、历史认识、形势判断和行为依据方面犯错误。
更新于2020年7月16日 06:32 经济学家 盛洪 为FT中文网撰稿
“怀疑一切”这个说法有一个致命的悖论，就是它假设怀疑的主体有这个资格。然而怀疑一切又应该包含怀疑“怀疑的主体”，这才是真正的“怀疑一切”。如此一来，“怀疑一切”就值得怀疑了。不过绝大多数人在用这个说法时，一般假设自己就是一切的裁判。“怀疑一切”这个说法正是反证自己是不用怀疑的。
这个悖论怎么解决呢？第一，首先怀疑自己，然后怀疑一切。第二，在怀疑一切的过程中怀疑自己。我们往往认为自己脑袋里的东西是自然生成的，我们接受的信息是中立无偏的。其实不然。例如我们现在的信息很大程度上来自微信群。仔细想一想，这些信息是中立的吗？应该不是。微信群一般由有交集的人组成，他们之间总有些相近的地方。如亲友，同学，同事，同好，等等。即使有些不同意见，也总比不沾边的人更相近。况且有时候，由于意见不合，还可退群，或“踢群”。如果我们认为来自微信群的信息是中立可信的，就有可能做出错误的判断。由于一个微信群里的人是有某种相似倾向的，他们在选择信息时，就会有取舍。他们会转发他们喜欢看到的信息，而不转发不喜欢看到的信息。如果群里大多数人都是如此，我们所得到的信息就是有偏向的。如果能认识到微信群只是“人以群分”的显性表现，就知道上述看法更具有一般性。
即使当下信息是中立的，我们头脑中的知识结构很有可能不是中立的。观察到这一点的人更少。这怎么可能呢？接受知识难道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吗？201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泰勒曾经举过一个自助餐的例子。人们以为在自助餐中是自由选择，但有一个实验，是在几十个学校的自助餐食堂中，在总品种不变的情况下，将不同食品的摆放位置和方式变换一下，结果学生选择的食品就很不相同了，一些食品的增减比例高达25%（《助推》，中信集团出版社，2015，第3~4页）。这揭示了，人们是在一个给定的范围内进行选择，而这个范围有可能是别人操控的。由此我们可以想到更多的事情。如饭店里的菜单，同样多的不同菜肴，在菜单里的位置和形式不一样，顾客的选择就很有可能很不一样。
由饭店里的菜单可以联想到电脑软件的菜单。软件的菜单是完全人为设计的。设计的目的是让人们容易使用，但同时也可能会兼有为软件设计主体推广的好处。泰勒指出，为了兼顾各种情况和意愿，软件菜单会有不少选项，但一般用户不会花时间去看艰涩的说明书，所以他们在安装时选择“常规安装”而不是“定制安装”。定制安装需要用户每一步都要做出选择，而常规安装则不需要，因为设计者会为用户选择一套默认选项（第94~95页）。这种默认选项中主要包含了便利用户的选择，同时也有为软件公司提供用户信息和向用户推送广告的选项。因而，用户的选择也不是真正的自由选择。
由菜单又可以联想到书单，即书的菜单。在一个信息通畅的世界里，我们可以认为对书的选择是自由的。然而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在学校里读的书是人为安排的呢？在学校里，有所谓教科书。这是人们准备好的“知识套餐”，是用来“教育”年轻一代的。教科书的目的，是想用公认的“正确”知识，简洁地告诉学生一些基本信息。然而无论人们的愿望多么善良，这样做的结果仍然是限制了读书的自由。参照前面自助餐的例子，即使教科书里的知识内容没有变化，只是编排发生了变化，也会影响到学生的知识结构，而由于时代思潮，文化背景和知识局限，这些教科书及其编排未必正确，甚至还有很多谬误。然而我们很多人对世界的看法，从小学到中学就奠定了基础。如果教科书是错的，我们也会跟着错。而且错误的看法比没有看法更糟糕。
即使我们获得的信息是中立的，我们头脑中的知识结构是自由选择的结果，我们是否意识到，有一种东西是我们无法选择的，这就是由神经元决定的我们的心理结构。这种心理结构是几百万年人类演化的结果，它能对我们的处境做出瞬间反应。如恐惧、愤怒、嫉妒、仇恨、惊喜等等。这些反应并不是时时处处都很得当，但在总体上保护了人类生存和发展。例如恐惧能够让我们对可能的威胁保持警惕，避免遭到伤害；嫉妒让我们确定孩子的父母，从而建立起家庭制度；仇恨可用于对伤害的报复，从而建立起惩罚侵害的自然法；等等。然而，这些神经元决定的心理反应是自动的、迅速的，有时是过头的。例如愤怒过头了就不能冷静地判断形势，仇恨过头了就会怨怨相报、永无宁日。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时，我们才可能理性地避免自动心理反应的缺陷。如当唐太宗后悔自己怒杀了张蕴古，就将改三覆奏为五覆奏，即在执行死刑前要上奏五次，而且要分为两天。这样就可以避免神经元反应而犯错误。
即使我们明智地避开了“神经元反应期”，我们还有可能犯错误。这就是我们以自己为中心的心理会夸大某些东西，缩小某些东西。正如亚当 ∙ 斯密所说，人的自爱通常表现为对“自己能力的过分自负”和“对自己好运的荒谬假设”（转引自科斯，《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格致出版社，2010，第132页）。这被后来的心理学实验所证实。泰勒教授对他授课班级的学生做过一次调查，有95%的学生认为他们的水平在平均水平之上。他还发现，90%的驾驶员认为自己的水平在一般人之上，94%的大学教授认为自己的水平在普通教授之上（《助推》，中信出版社，2015，第33页）。斯密又说， “贪婪，使人们高估贫穷和富有之间的区别；野心，使人们高估私人职位和公共职位之间的区别；虚荣，使人们高估寂寂无名和德高望重之间的区别。”（转引自科斯，第132页）而贪婪，野心和虚荣，又都是人类心理的弱点。我们想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我们想占有控制他人和社会的权力；我们想赢得千万人的尊敬。这些心理弱点本身就偏离了人类正常的需要，在这种弱点基础上判断事物，就必然是用一个不准确的尺子去衡量其它事物，焉得不错？
还有一种心理结构的弱点叫做“从众”。勒庞指出，当人们形成群体时，其中的个人会接受群体中主导的观念，尽管这一观念可能比个人独立思考时更为感性和肤浅。有些人是被动接受这种群体观念的，也有的人是主动接受的，并因是来自于群体而强化对这种观念的坚信。但久而久之，很多人会把这种来自群体的观念当作自己的观念，当与别人的观念发生冲突时，会将群体观念的主流说法拿出来当作自己的说法。还有一种“群体极化”现象，即当一个人在与其观念相近的人群中，会强化他自己已经持有的观点，并可能推向极端（迈尔斯，《看不见的影响力》，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242~249页）更进一步，当某些权威人士认识到这一群体心理特征时会加以利用。勒庞曾说，政治家和宗教领袖是天然的群体心理专家。勒庞自己的理论被纳粹德国所恶意利用更说明了这一点。当一个人不仅接受群体观念，而且接受某些权威说法时，就偏离真实更远了。
还有一种心理结构弱点可能会导致理性计算的错误。我在写作“视野与计算”一文时发现，人的视野长短和大小影响人们的计算。视野较长和较大会获得更多的信息，从而得出更接近准确的计算。但较大视野也要付出注意力的成本的。为了节约人的注意力资源，人类几百万年的演化史会形成人类自动的视野范围，较远的信息对人的安危就较不重要，所以人们会自动地屏蔽过远的信息。在近几千年人类文明史的迅速发展中，影响任何个人的因素已经可以远在视野之外。但被屏蔽信息的因素仍会最终影响到个人，所以视野内不完全的信息会导致计算错误。心理学家发现，人们经常会犯“忽略基础比例”的错误。例如红色汽车发生事故的频率是绿色汽车的两倍，同时红色汽车的数量也是绿色汽车的两倍，但人们很容易认为，红色汽车更容易发生事故。另一个例子是药家鑫案。药家鑫开车撞伤了一个农妇后，不仅没有救治，反而把她杀死，认为这样做“节约”了赔偿成本。这种违反正常理性计算的行为，恰可用本能的视野太小来解释。
在避免了心理结构的错误后，还要避免“理性的错误”。在各种理性的错误中，也许最严重的错误是一种思维方法的错误。我说的主要是唯理主义建构论的错误。这种错误的要害是不承认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认为人的理性可以参透宇宙万物，甚至宇宙万物就是人的意志的客观化。因而对宇宙的认识，对人类历史的认识就是从自己大脑的概念出发来解释宇宙和历史，甚至可以创造宇宙和历史。这种思维方法意在构建一种完善知识，对宇宙和世界做出完全解释。为达此目的，它采取的方法是无视和排除与它的完美解释相矛盾的相反例证。因而这种知识的表现形式要比那种经验主义的知识形式好看得多。由于排除了相反例证，它就能够更为概括，也就显得更为“深刻”和“科学”。例如，“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排除了人类建立文明和法治的过程，也排除了阶级间合作或互相变换的事实。
所谓“排除相反例证”是经常被采用，但似乎可以被道德原则所接受的行为。这就是，在一个论证中，所采纳的例证全是事实，只是不采纳相反的事实。例如，在中国学生眼中，牛顿是一个科学家，而科学是与宗教水火不相容的东西。但我们鲜有人知，牛顿在他的后半生将大量精力投入到了对《圣经》的研究中，并得出了现在看来很荒谬的结论。我猜想，这是近代中国人引进西方科学时的故意讳言，意在消除对在他们看来不科学的文化传统的同情。另外关于理想社会的文献，如《理想国》，《乌托邦》和《太阳城》，我们接受的教科书知识是，这些是人们想象的但达不到的美好理想。实际上在这三本书中，都有关于奴隶的描述，因为只有奴隶的存在，这种理想才能实现。其中《乌托邦》的作者托马斯•莫尔虽有美好理想，但本人却很残暴，他在任英王的首相时亲手烧死了六个宗教异见者。
一般来说，教科书的知识就是排除了相反例证的知识。但尽管教科书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也有人会说，在成年以后，我们可以自由选择书籍。这没有错。这多少会纠正一些我们早年从教科书中学到的错误。但这只限于我们读到的书。因为这个宇宙太大了。我们读的书也只是全部知识中的很小一部分。在大量我们没有读到新书的领域，就仍然使用过去教科书教给我们的知识。因为这样做很简便，因为我们对早年接受的知识一般是没有怀疑的，我们下意识地认为，这些知识是当然正确的。即使后来读到的书与教科书知识有冲突，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会自动抵制那种违背教科书的知识，因为在人的头脑中，先进入的知识具有优越性。然而正是这一部分的知识，我们并不是自由接受的，但可悲的是，我们一般意识不到。
实际上，我们大多数人都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这种唯理主义的思维方法，并有意无意地用于我们自己的思维。我们经常能看到，在一本学术书籍或一篇学术论文中，观念清晰，结论明确，论证严谨，文献引用出处清楚，但很有可能是错的。正如老子所谓“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好文章”有可能是错的。这是因为作者的结论早已下定，写作过程不过是搜寻有利证据的过程，如见到不利证据可弃之一旁，不加引用。这种文章也会受到读者的肯定，因为他们不会知道作者精心布置的知识陷阱。有时会出现对这种思维方法的警惕。如胡适曾批评他的学生罗尔纲，在写太平天国历史时，只写了肯定的方面，而没有讨论它的负面影响。“做历史家不应主观，需要把事实的真相全盘托出来，如果忽略了一边，那便是片面的记载了。”（转引自岳南，《南渡北归》（电子版），2023页）但这种警惕只是有时闪现，并没有成为主流。
这种风气并不只停留在学术论文上，而是成为了我们不少人的习惯或文化。我们在我日常讨论或辩论中经常可以看到，有些人举一个例子，就下一个一般结论，或做出一个全称判断。即使是保持警惕的胡适先生也没有免除这个习惯。例如他在一次演讲中说道，“在那种忍受着残酷、无人性的规定，如相沿一千多年的妇女缠足的文明中，有什么灵性？”“在那种容忍阶级制度达数千年之久的文明中，有什么灵性？”（2114）这显然提到了中国和印度传统中存在的负面现象。但由此就说一个文明“没有灵性”，似犯了他批评的“忽略了一边”的错误。如此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明，人的理性几乎不能窥其全貌，更谈不上能用一两句话将其涵盖了。别人就很难避免这种错误了。所以直到今天，我们也经常可以在学术辩论中看到，当一个人对一件事物的某一方面做出肯定的判断时，就会有另一个人用另一方面的负面例证来否定这个肯定性证据的存在；而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两者可能同时存在。
由于对例证采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态度，一个判断就更好证明，一个概括就更易提炼，因而就能做更大的题目。于是在我们的社会，学生们倾向于写作宏大叙事，动辄建立一个理论体系，而不愿意做微观的、经验的探讨和研究。往往认为概括的范围越大，涵盖的时间越长，举证的例子越少，使用的语句越短，该叙述就越有分量，越可显示该“理论”的价值和深意。例如黑格尔说，“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这经常会被拿来当作金科玉律。他没到过中国，他对中国的了解，只是一些有关中国的书。这些书必然只是描述了中国的某些局部或某些时段，如果不是有意忽略不利的证据，或无视他还有不知道的地方，就不可能得出这种有关中国的全称判断。但人们往往对这样的叙述缺陷满不在乎，却还可能被发扬光大。如我们经常可以听到有关“中国上下五千年如何如何”的宏论。这也许就是现在我们社会中出版了大量注定不会有什么人看的论文或论著的原因。
由于这种思维方法，我们不仅用来对文字进行判断，而且用来对现实的事物和现象进行判断。当我们认为一个人是好人时，就认为他没有缺点；相反坏人也就没有优点。反过来，当我们发现一个“好人”竟然也有错误时，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他一无是处。好事和坏事之间也泾渭分明，非好即坏。历史事件也是如此。当历史教科书说某种历史事件是“进步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会认为，它使大家皆大欢喜。于是我们一时很难接受，加尔文是残酷之人。反过来，我们会认为，一个历史进步的好事，即使带来深重灾难也是值得的。所以到今天为止，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还是对法国大革命高度肯定，而这在很多西方杰出的知识分子看来就是灾难。那些灾难和反面例证似乎是一样的东西，需要我们在观念上把它们消灭。区别只是，观念的谬误并不直接带来对人们的实际伤害，灾难是实实在在的。
用概念判断历史事件的好坏，又会导致另一个错误。这就是，只要从概念上看这一历史事件是好的，就可以用伤害“坏”的主体的方法推进。如可以侵犯“坏人”的基本权利，如不许他们说话，剥夺他们的自由，甚至把他们从肉体上消灭。其实这种看法就走到了极端。为了一件“好事”而侵害别人的权利甚至生命，实际上就是一件更大的坏事。而我们从概念出发所认为的“好事”就大可商榷。例如有人认为王安石变法是一件好事，从而他打击批评他的人就没什么不妥，甚至还认为打击得不够，以致变法因此没有成功。而历史的结论是，他的变法本身就存在巨大问题，主要是将政府变成了一个直接干预民间领域的机构，从而破坏了当时的市场，并使生产力大幅下降，最后招致北宋的灭亡。而为了行新法而打击批评者，无论从具体情境，还是亘古不变的原则来说，就更是错的。
由这种思维方法主导，我们很多人是概念先导的。也就是，生活在概念中，用是否符合概念来判断一件事物的好坏。如果不符合概念，我们就要做出努力，让该事件尽量朝着概念的方向变化。而在现实中，不少大的概念不是一下子就能达到或改变，因而我们就会认为不能一下子达到的概念目标就需要革命来实现，而日常的努力和渐进的改革没有意义。这导致要么激进、要么悲观的结论。而这两者都不是社会演进的恰当的态度。恰当的态度是，抛弃那种大而无当、削足适履的概念，以当下具体情境为依托，看某种行为是否导致了人们情形的改善。珍视那些没有大概念笼罩的、但有着实际改善意义的作法和原则，也就是哈耶克所说的“正当行为规则”。其含义是，它只判断一个行为是否正当，而不管行为的结果是否导致当事人可欲的结果，也不保证一个行为一定会产生对社会有利的结果，却可以保证，在多数情况下产生有利于社会的结果。
当我们知道我们在接收信息、形成知识结构、心理的瞬间反应、心理的放大倾向，以及唯理主义建构论带来的对宇宙事物认识的扭曲和偏颇，带来的从概念出发而否定行为规则的谬误后，我们可以清醒而冷静地怀疑自己，使自己避免在日常言谈、问题辩论、学术研究、历史认识、形势判断和行为依据方面犯错误。当学者或研究生们选择论文题目时，应尽量避免宏大叙事的主题，也要放下建立理论体系的野心。缩窄论域，侧重经验，不要急于将个别结论一般化。孔子说，吾日三省吾身。这可以用来自省我们的认知是否正确，时刻保持对自己的信息来源、心理弱点和理性缺陷的批判力。这不仅是使我们的语言和文字更正确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使我们的行为更正确的问题。“正确”有什么用吗？当然有用。这就是使我们自己不犯错误。犯错误就要付代价。正确的判断将造福于我们自己，也造福于社会。不正确的观念导致的社会灾难我们有目共睹。
其实，所谓“怀疑自己”有着坚实的哲学基础，在中国，就是“知不知，上”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在西方，就是苏格兰经验主义和欧陆的不可知论。到了哈耶克这里，就是“理性不及”。哈耶克在《感知秩序》的结束语中说，“完全解释我们知道的外部世界的前提，是完全解释我们的感知和心智是如何运作的。如果后者是不可能的，我们就没有可能提供有关现象世界的完全解释。”（Hayek, The Sensory Ord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p.194）这是对“怀疑一切”的怀疑主体的批判。然而，这种怀疑自己的态度并没有削弱理性的力量，减少对外部宇宙的理解，反而是加强了。这是因为，错误的认识比没有认识还糟。而怀疑自己以避免心理和理性错误，却会使人们接近对真实宇宙的认识。虽然不可知论强调人类不能完全认识外部世界是什么，但能知道外部世界不是什么。理性在肯定方面是有边界的，但理性可以做否定性判断。靠着否定性认识的积累，人类在接近那个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