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2日，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广东人民出版社与永庆坊·钟书阁联合举办了《富马利中国见闻录》新书读者见面会。
广医三院创始人见闻录面世
在荔湾西关，有一所被老广人亲切称呼为“生仔医院”的百年老院——柔济医院（现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这所医院创办于1899年，是中国最早的西医院之一，少有人知道的是，它的创办者是一位美国医生。
1884年，美国传教士富马利女士不远千里来到中国，开启了长达30多年的中国行医之旅。其间，她于1899年在广州逢源大街的“猪村”先后建立起广东女医学堂及附属柔济医院、端拿女子护士学校三所医疗机构。
日前，由富马利本人所著的《富马利中国见闻录》经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记录了其在中国期间生活、行医、著述等经历，为我们了解现代医学“西医东渐”的历史进程、中国最早的女性医者的培养打开了一扇历史的窗户。
清末民初女性得病后基本“自生自灭”
曾任广医三院内科医师、副院长的陈安薇是该书译者之一。陈安薇的父母也在广医三院工作，她从小就对医院早期历史耳濡目染，但在翻译这本书时，富马利女士眼中的当时女性现状，还是让她留下深刻印象。
“晚清时女性地位的低微，虽然在书里读过，但从第三方的视角去看，感受更深”，陈安薇说，当时民间基本没有女医生，“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根深蒂固，女性得病后，基本是“自生自灭”，生孩子时，也只是民间接生婆来帮忙。
另外，当时民间使用的一些落后的医疗手段，也让她唏嘘，比如香炉灰被当药来吃、井底泥被用来冷敷伤口。
富马利还多次遭遇这样的情况：女性患上了大家认为的绝症，家人们提前给她穿好寿衣，将她安置在空荡荡的房子里，任由她自生自灭而拒绝施救。
富马利看到当时的状况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救治病人，“她是非常‘接地气’的，她的初衷是想来传教，但她看到了草根阶层缺医少药的状况，刺激到她，想到为女性治病，还要培养中国的女医生”，陈安薇说。
曾任广医三院内科医师、副院长的陈安薇(左二）是该书译者之一，她在读者见面会上向大家展示部分老照片。
创办女医学堂 培养全国三分之一女医生
在开办了柔济医院后，医院坚持每周进行一次义诊，不收诊金，还会赠药，“我看到过那时候的义诊相片，有护士在导诊，看病的人从穿着上就能看出是穷苦人家”，陈安薇说。
当时，广州已有国内最早的西医医院博济医院，富马利的柔济医院创立后，除了引入当时的西医技术外，她还注重公卫和疾控方面的宣教，比如教生育过后的女性怎样预防子宫脱垂，她还引进了华南地区的第一位公卫护士，引导大家接种那时已有的天花、霍乱疫苗。
富马利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创建了广东女医学堂，专门培养女子学医，“第一批5名学生，第二批也是不多，后来慢慢增加”，在学堂中，女子们被教导内、外、妇、儿各类专科知识与技术，包括助产技术、妇产科学等。
据统计，至1933年12月，全国列入统计的医学院校有28所，其中只有夏葛医学院（由富马利创建的广东女医学堂更名而来）与上海女子医学院招收女生，1932年全国医学毕业生3655名，女生有619名，其中有214名从夏葛医学院毕业。
《富马利中国见闻录》新书读者见面会在永庆坊·钟书阁举办。
为女性带来改变命运的机会
女医学堂不仅培养了可以为女子看病的女医生，还给当时地位低下的女性带来新的出路。富马利当时的女助手、学生罗秀云，后来成为有名望的医生，也凭借独立的事业摆脱了14岁时以125美元价格买回她作妻的丈夫。
“目睹了清末民初众多女性的悲惨遭遇后，富马利认为，女性地位之所以不如男性，是因为她们无法独立赚钱，如果她能够将更多的中国女性培养成医生或护士，那这些女性就能独立赚钱，摆脱对男性的依附”，中山大学历史学博士、仲恺农业工程学院专任教师杨智文在书中写道，富马利的记载，提示了她创办三所医学机构的心路历程。
陈安薇还记得一个有趣的细节，当时女医学堂的学生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对他们，富马利有一项语言要求：必须在一个月之内学会跟广州人讲广州话。
“我觉得这是一种主动融入广州的决心，这种传统一直在学堂和医院流传下来，我妈妈当年是在江苏长大，来广州时，院长就向她提要求：三个月内要学会跟病人讲广州话，后来我妈妈一辈子都能讲广州话，有苏州音的广州话”，陈安薇说。
采写：南都记者 李文 通讯员 白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