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9日，李兆麟同志完成了中苏友好协会的工作，就急匆匆前往南冈区红军街1号，去参加中共哈尔滨市召开的会议。

他的贴身警卫员李桂林无时无刻不跟着他，守卫着他的安全。

李兆麟作为原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现被任命为哈尔滨苏军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兼任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会长。

李桂林担任贴身警卫的前一天，陈云同志特别嘱咐：兆麟同志是我们一位很有政治影响的重要干部，他平时总是为别人着想，很少考虑自己，你要好好照顾他，一定要保卫好他。你的任务很重啊！

所以，李桂林与首长形影不离，只有这天，出现了一场看似不起眼的小意外。


3点多，会议结束之后，李兆麟乘坐汽车回到中苏友协办公室，仅仅在距离办公室只有几十米远的地方之时，车出现了故障。

司机小卢下来修车，李桂林也在帮忙。

就在这个时候，《哈尔滨日报》社的社长唐景阳坐着自己专用的马车路过此处，他要去中苏友协办事。

唐社长得知李兆麟的车坏了，就请他同坐马车一起走。

李兆麟吩咐李桂林和司机继续修车，他先回去办公。

李桂林心中觉得不妥，但这是首长的意思，他一直目送着李兆麟进了中苏友协的院子里，看到李兆麟下车的背影，才放心和司机修车。

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成了他和李兆麟最后一次见面。

待他白发苍苍，他回忆起李兆麟的那个背影，依旧泪流满面，悔恨非常：“是我……是我太年轻，是我对敌斗争经验太少了！”

这位待他如亲兄弟一般的首长，已经进入了军统特务的包围圈……
01
李桂林和小卢用了好一阵子才把车修好，李桂林一刻都不敢耽搁，马上就去了李兆麟的办公室，然而李兆麟并不在。

李兆麟的秘书小于告诉李桂林，李兆麟回来之后又急匆匆地走了，只给李桂林留下了一张字条。

李桂林一看，字条上写着：下午三时应邀去水道街9号商定国大代表。

李桂林一看李兆麟是去开会的，而且就在附近，他稍稍放下心来。

不过想想又觉得不对劲，李兆麟没有跟他提到下午有这么一个会，如果有会，肯定是要一起去的，这是规定。李桂林越想心里越没个底。

他立刻和小卢出发去找李兆麟。

水道街9号是一栋大楼，里面房间不少。

李桂林先去隔壁服装店问了问：今天这里是不是要开个会？具体在哪个房间开会？店主说不知道什么开会的事情。

李桂林只好退出服装店，走进大楼寻找。


李兆麟在字条上并没有写具体的房间号，李桂林只能一间一间找。

李桂林找完了第一层所有的房间，没有找到李兆麟。

向来和李兆麟形影不离的李桂林这时候有了不安的感觉，他加快了脚步，跑上二楼去找。

二楼的房间不少，眼看着天就要黑了，李桂林有些着急，一边找一边问路过的人有没有见到一个穿大衣的男人。

这时候，有几名行色匆匆的男人从李桂林身边路过，李桂林心急如焚，拉着其中一个人就问：“请问先生有没有看到一个穿大衣的男人？”

那人的态度极差，很不耐烦地回了一句：“别烦我，我什么人都没看到过！”

说完几个人就下楼走远了。

李桂林此时已经意识到不对劲，立刻出门让小卢赶紧开车回中苏友好协会，立刻上报给哈尔滨中共市委。

在看到那几个凶神恶煞的男人之时，李桂林敏感地意识到李兆麟可能出事儿了。

他回到了水道街9号，在路上正好遇到了地下党同志马亮，马亮听了李桂林的描述之后也觉得不妙，两人就一起回到了水道街9号大楼，继续寻找着。

他心中还有一丝侥幸，也许首长和他走岔了，他在一楼找的时候，李兆麟已经回去了。

但是去李家寻找的同志很快回来了，他说李兆麟的妻子金伯文说，李兆麟自从和李桂林出门之后就没有回来，金伯文也一直在家中陪着孩子，没有出门，不可能和他错过。


金伯文听说丈夫失踪了，急匆匆安排好孩子，来到了中苏友好协会等消息。

这么多年来，李兆麟遇到过不知道多少次危险，但每次都能逢凶化吉。他深知家人和同志们对他的担心，是绝对不可能不声不响消失这么久的。

晚上11点，李兆麟失踪7个小时。

苏军和中共的部队将水道街9号围得水泄不通，每一间房间都被仔仔细细查找了一遍，但找不到任何线索。

但李兆麟在离开中苏友协之时写的字条的确是他的字迹，秘书小于是亲眼看着他写的，地址是绝对不可能弄错的。

水道街9号离中苏友协比较近，这一路上来来去去不少都是自己人，特务在这条街上直接绑走李兆麟也是不可能的。

如果有人在大楼内迷晕李兆麟或者暗杀李兆麟，将他带走也不可能没有目击证人，毕竟这大楼走廊里人们来来回回走着。

那么李兆麟到底在哪里呢？

中共地下特工马亮的对外身份是哈尔滨警察局监察长，他亲自参与了两次全面搜索，他也非常疑惑，怀疑这些国民党警察署的警察们根本没有好好搜查。

协助搜查的苏军和住户语言不通，搜查也很费劲。

一直参与检查的李桂林还是崩溃了，人们都听见了他愤怒而焦躁的声音。

组织领导来找李桂林，让他去保护金伯文，向她汇报情况。

李桂林后来才知道，领导是担心他年轻气盛，控制不住情绪莽撞行事，担心他给敌人留下制造事端的口实。

冯仲云同志知道李桂林已经急疯了，他安慰着李桂林，还要走了李桂林的手枪，把他锁在房间里。


组织不允许李桂林去现场，一直到李桂林终于冷静想通，对领导做了保证，不会被人轻易利用。

市委领导让李桂林直接去找陈云同志，苏区专门派了一辆车将李桂林送了过去。

李桂林一见到陈云就忍不住心中的沉痛，表示愿意接受组织上的处分。

而陈云对他说：“这不是你的责任，我了解你，我也听其他同志说起你，都认为你是一个好同志，党信任你。”

此时的李桂林还在默默祈祷着奇迹的出现，如果首长还能回来，他一定不会轻易离开首长身边了……

02
在天蒙蒙亮的时候，马亮坚持对大楼进行第三次搜查。

这一次搜查要求搜查到每一个角落，地面上的痕迹都不放过。

现在天亮了，很多细节可以看得更清楚，但一楼二楼的房间都搜查结束了，依旧没有任何线索。

马亮知道，这次搜索之后如果什么都找不到，苏军和哈尔滨警察署就会放弃这里的布控了。

他很焦急，强制自己冷静下来，一寸一寸查找着。


就在二楼结束打算上三楼的时候，马亮突然注意到了角落里面有个不起眼的房门。

这个房门比较隐蔽，这么多人寻找，竟然都没有注意到它。

现在天亮了，走廊上看得比较清楚了才注意到这个房门。

而且这个房门还上了锁，马亮越想越奇怪，就叫身边的警察找负责人来开门。

这名警察说：“这件房间我们已经问过了，这是一个废弃的仓库，没有必要打开检查。”

马亮听了这话之后又气又惊：“这么多人找了半天都没找到，开个房间门还要听你指挥我？”

这警察一听马亮的斥责，知道没办法敷衍了事了，只能说实话：“因为这件房间转手了好几次，已经不知道现在的主人是谁，也就没有办法拿到钥匙。”

马亮二话不说，直接找到一块砖头，对着房门上面的窗户就砸了上去，他知道这些警察敷衍又怕担责任，亲自从窗户翻了进去。

房间里充满着腥臭味，房门打开的瞬间，在场的人都闻到了。

这间屋子乍一看整齐干净，根本不是什么仓库，穿过客厅就是卧室，腥臭味就是从卧室串来的。

马亮赶紧打开卧室门，第一眼就看到了卧室床下，有一双穿着皮鞋的脚露在外面。

马亮叫来两名警察搬走这张床，他心中唯一那点侥幸都熄灭了。

是李兆麟同志，他的身下是一滩血，身上还裹着一床毯子。

这毯子就是为了暂时掩盖血腥味，延迟遗体被发现的时间。

李兆麟的身上被凶手捅了7刀，致命的一刀在心脏，是一处贯穿伤，其他6刀都不致命。

凶手的这种杀人手法在江湖上称为“七刀八孔”，这是一名职业的杀手。

马亮在看到李兆麟的眼睛之时，愤怒和悲怆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李兆麟无法瞑目啊！他被暗杀时死死盯着凶手，他带着不甘和不舍，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才36岁。

当时东北的形势很复杂，哈尔滨有诸多国民党特务组织，暗杀中共党员、民主人士和苏军官兵。

李兆麟通过公开活动揭露国民党抢夺胜利果实、假装和平共处却蓄意发动内战的丑恶嘴脸，他已经成了国民党当局的眼中钉。


到底谁是杀害李兆麟的凶手不言而喻。

他的被害在哈尔滨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中共中央机关和东北局机关报发表了社论和报道。

多名抗日将领联名通电，要求严惩凶手！

解放区的群众团体纷纷以集会、游行的方式抗议反动派的罪行。

在这种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国民党当局表面上撇清自己，假装参与破案。

3月中旬，哈尔滨市警察局侦缉队抓住了犯罪嫌疑人孟庆云。

孟庆云承认自己就是杀死李将军的凶手，愚蠢的他听从了军统的鬼话，以为一个人承担杀人罪责，不仅可以获得重金，还可以被军统特务神不知鬼不觉地救出来。

当时对外身份为警察局长的军统特务余秀豪将孟庆云交给了苏军应付。

余秀豪原本想要找人毒死了孟庆云，这样死无对证，责任也推给了苏联红军。

余秀豪让曾经学医的手下特务南守善在20个包子里面下了毒，送去给孟庆云吃，没想到孟庆云根本没吃，就没有毒死。

苏联红军没过多久就撤离了我国东北，没有给余秀豪杀人灭口任何机会，他们还把孟庆云一同带走了。


急于脱罪的同时，国民党诬陷的手段也是一成不变的卑劣。

他们放出假消息，说李兆麟被害是和桃色事件有关，诋毁李将军的名誉；一会儿又放出消息，说军统会在李兆麟同志的追悼会上放置炸弹。

同志们正在愤怒不已之时，发现大街上到处张贴着早就油印号的小报，大肆宣传李兆麟同志“死于私人报复”。

03
李兆麟同志追悼会当天，中共和苏区的武装人员严格防守，在大会周边的高楼上都设置了警卫人员和轻重机枪。

追到大会万人参加，灵堂就设在市中央中苏友协的院子之中。

安葬当天，上万群众排起了长队，跟着灵车行进。

李桂林穿着白色的孝服，带着悲恸、悔恨、愤怒紧紧跟在灵车之后。

他要为李兆麟做最后一次贴身警卫。


身后千万群众呼喊着：“反动派你们，你们听着，你们杀死了一个李兆麟，千百个李兆麟要同你们斗争到底！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中共中央下了死命令，对凶手，绝不姑息。

为什么李兆麟的牺牲，一定和国民党特务们脱不了干系？因为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遇险了。

国民党特务把李兆麟视为第一号暗杀任务，他们有20多名特务专门盯着李兆麟，寻找时机暗杀。

他们甚至还安排了两名特务专门对付李桂林。

1945年，军统特务在一次宴会之中准备毒杀李兆麟，没有想到李兆麟没有参加宴会。

后来他们又在李兆麟参加活动回来的路上放冷枪暗杀，结果杀错了人，把身材和李兆麟相似的哈尔滨日报总务部长李钧误杀了。

当时党组织已经认识到李钧是被误杀的，对李兆麟的防卫更加严格。

军统依旧没有放弃，还在屡次制造暗杀活动，不过都失败了。

这些行动在东北军统滨江本组组长张渤生暴露被捕之后，全部交代出来。

张渤生被捕之后，军统头目戴笠派来了一名心腹，这人就是余秀豪。

余秀豪此人曾留美深造过，获得了警察行政博士学位，回国之后在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担任教务长，为军统少将。

此人阴狠狡诈，向来不择手段。

到了哈尔滨之后，他就立刻亲自策划暗杀李兆麟，而且依照戴笠的说法，暗杀行动一定不能让外界找到军统的蛛丝马迹。

余秀豪经过一番对比之后，认为最佳的暗杀地点是两个，一个是关吉玉的办公室，还有一个就是水道街9号。

关吉玉是李兆麟的同乡，他是国民党松江省政协主席，余秀豪想要关吉玉把李兆麟约到自己的办公室。

水道街9号的这个房间曾经是国民党特务机构一个秘密联络点，但要找个理由把李兆麟约到这里。

关吉玉是国民党官员，而且办公室门前人来人往，暗杀不方便，而且明摆了和军统有关系。

最后他们决定还是在水道街9号的这个房间，现在只要找个借口把李兆麟约过来。

他们找到一个叫孙格龄的中俄混血儿，此人是军统的女特务，参加过不少暗杀行动。


余秀豪为什么偏要找这个中俄混血儿呢？

因为他查到再一次暗杀中，李兆麟的一位警卫连长为了保护他而牺牲。

这位连长正好有个俄罗斯的妻子，女儿叫柳芭。

李桂林回忆说，李兆麟是一位非常体恤下属，对年轻战士就像自己的亲兄弟一样关怀的首长。

在哈尔滨，李兆麟和小同志一起吃苞米面高粱米；看李桂林睡觉太冷，他还把大衣刚脱下来给李桂林穿。

李兆麟对同志们感情很深，警卫员牺牲之后，他一直没有放弃寻找他的家人，但一直没有消息。

没错，余秀豪就让孙格龄冒充柳芭。

孙格龄也不是突然出现在李兆麟面前的，李兆麟因为工作关系和哈尔滨市长杨绰庵经常碰面，柳芭就被安排做了杨绰庵的秘书。

孙格龄在李兆麟面前表现得非常“进步”，她经常表达对国民党政府腐败非常不满，同志们对她渐渐就降低了警惕性。

见时机成熟，在一次闲聊之中，孙格龄装作无意说出自己的父亲就是那位连长。

李兆麟对孙格龄更加没有了防备，对她尤为关爱。

04
余秀豪将最后的暗杀任务交给了他的心腹杀手何士英。

但李兆麟身手了得，枪法也很精准，身边也有机警的李桂林。想到此前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余秀豪为了万无一失，又经过了更加详尽的安排。

3月8日这天，孙格龄找到了李兆麟，说国民党接收大员和自己有要事与李兆麟相商，希望他能来水道街9号见面。


李兆麟因为行程已经安排满了，拒绝了孙格龄的邀请。

案发前一天，孙格龄打电话到李兆麟办公室，她听起来很着急，说真的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李兆麟想到她“牺牲”的父亲，还以为孙格龄有了什么难事，或者遇到了什么坏人，于是就答应下来。

在李桂林和小卢修车的时候，李兆麟回到办公室就急匆匆走了，生怕耽搁了孙格龄的要紧事。

此时孙格龄已经在门外等了很久了，她将李兆麟领到了早就准备好的房间里，给李兆麟端来了茶水。

李兆麟见接收大员不在，还询问了孙格龄，孙格龄说马上就到，让李兆麟先喝杯水。

李兆麟喝出茶水有问题，他问孙格龄：“这茶怎么这么咸？”

孙格龄这时候大声说出了和土匪们的暗号：“我给您换一杯。”

躲在卧室的土匪立刻冲出来，对着已经出现了中毒症状的李兆麟疯狂刺刀，李兆麟当场牺牲。

李兆麟被害之后，阎钟章才出来用毛毯盖住了尸体，将尸体推到了床下。

本来他们还想找一些人过来处理尸体的，但李桂林已经赶了过来，他们没有来得及，只能赶紧锁门逃走。

李桂林当时看到的行色匆匆的几个男人，正是他们。

因为李桂林反应迅速，组织对水道街9号封锁及时，特务再也找不到机会转移李兆麟的遗体。

李兆麟被害一个月之后，哈尔滨解放了。

中共哈尔滨公安局局长陈龙第一时间发布了捕获暗杀李兆麟将军案犯的通缉令。

很快，两名持刀暗杀的土匪被捕归案，被判处枪决。

阎钟章在3年后终究落网，同年，南守善落网，均被枪决。

此外，曾经参与暗杀李兆麟，以及参与最后一起暗杀的特务，阎力维、张立钧等十多名首要分子、帮凶，都在数年后相继落网。


主要策划者余秀豪，女特务孙格龄，杀手何士英后来都再无消息，生死不明。

1990年作家陈纪滢所著的《松花江畔百年传》提到了余秀豪这个人，他因为1963年欠下巨额赌债无法偿还而绝望自杀。

他始终不承认自己主谋杀了李兆麟，但在自杀前，他给好友纽约华文学校校长胡影秋打了电话，留下遗言：“我有罪，我杀死了抗日功臣，我活该啊，我倒霉了20年。”

民族英雄李兆林在东北战场上和日本侵略者奋战了14年，在饥寒交迫的林海雪原，在枪林弹雨的松花江岸，他的背囊多次被敌人的子弹打穿，他都没有负伤。

他是我们的“福将”，却牺牲在黎明之前，牺牲在国民党特务阴险的魔爪之下，还被大肆污蔑。

真相终究还是在同志们的努力之下公布于众，特务们终究受到了法律的严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