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气焰最嚣张、信心最足的时候，当属胡宗南大军压进延安、毛主席转战陕北时期。他误以为这又是一场类似长征的战争，可事实给了他狠狠一巴掌。


不怪蒋介石会出现这样的错觉，毕竟就是我们自己内部的很多高层，也对“延安”有着不同于毛主席的认知。

在1946年的末尾，国民党军在山东、河北两地取得些许胜利，所谓“戡乱”的局势得到一定进展后，蒋介石有些得意忘形起来，不顾一切地开始了全面内战，

1947年初，蒋介石部署大军按自己原定的计划行动起来。打仗讲究的是“兵贵神速”，但由于种种因素的牵扯，国民党军的准备工作进行得十分缓慢，直到1947年三月才大致妥当，开始正式的军事行动。

时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师哲，对胡宗南大军的到来，感到忧心忡忡。他特地在敌军到来的前一天深夜，去见了毛主席。当时毛主席还在工作。

师哲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既有忧心，也有劝谏，还有建议。备战工作该怎样做好？一定要疏散吗？可否保住延安？我们是不是能集中部分兵力，埋伏敌军，痛击敌军，让敌军迎难而退？

毛主席听到这番话后，没有立即回答，而是转过头去边笑边点烟。师哲心想：“这时候还笑得出来，真是莫名其妙。”

随着吞云吐雾，毛主席的话匣子也打开了。他首先就把师哲的想法给否定了，并给出一“惊人结论”：我们不应该拦着蒋介石占领延安，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会输掉一切。

延安对红色革命的意义非凡，毛主席不会不知道，但他为何对延安的取舍表现得那么洒脱自信呢？

同毛主席一样，蒋介石也是信心十足，但与之反过来的是：他觉得只要占下延安了，自己就可以向全国、全世界宣布胜利了。

毛主席将延安视作一个“沉重的包袱”，甩给蒋介石，让他背上。

从长征结束，蒋介石就想得到延安。数次调遣多路大军并进，但也未能得到预想结果。如今，没了外敌的蒋介石，再次调动数十万精锐大军扑来。

既然蒋介石想要，那就给！毛主席凭借着延安一座城和自己一个人，硬生生把国民党在北方的最精锐的一部分军队，拖在西北一年多，哪都走不了，什么都做不了，一直损兵折将被消耗。

毛主席想得很好，蒋介石算计得也没错，但在对人、地、士气、人心等东西的置换上，毛主席明显胜过蒋介石许多。


简单明了地说，就是我们在执行方面，远胜过蒋介石方。

毛主席转战陕北期间，无论在陕北地区，还是在全国的其他地方，解放军的捷报频频传来。

打到1948年8、9月，苏联方面给我们转来了一封，国民党政府发给苏联外交部的“求助”信。

这封信特别有趣，它是文言文写的，后翻译成俄文，发给苏联外交部。苏方看得迷迷糊糊，但还是明白了大致意思。

信的大致内容是，哀求苏方能说服我们，不要再动兵戈，双方能和谈、合作。苏方转交给我方的是原信。

这封文绉绉的信，可以用“痛哭流涕”来形容。它本就不是给苏联人看的，而是借苏联人的手，转交给我们。


苏联人将原信转给我们，我们将信再翻译成中文。首长们都对这封信感到好奇，周总理看后断定：“这是王世杰（国民党的外交部长）的笔法。”

毛主席看过信后，则没任何反应，看完就转身去干还没干完的事了。因此，中央对这封信无动于衷，没做出任何反应。

这信虽然不是蒋介石亲笔写的，但绝对是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完成的。可见国民党军在战场上的表现，让蒋介石绝望了，以至于痛哭流涕般地来求和。


现在想求和？晚了！不久后，毛主席用一句诗，给出了反应：“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