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香山脚下，有一处由著名建筑家梁思成设计的梁启超墓园。在梁启超与夫人李蕙仙合葬的墓碑旁，种着一棵象征着坚强气节的白皮松，梁家的孩子们称它为“母亲树”。

不过，这棵母亲树不是为了李蕙仙而种，而是为了纪念梁启超的二夫人王桂荃。这个将一生奉献给梁家，却从未有过名分的传奇女人。



王桂荃，原名王来喜，四川广元人。1891年，李蕙仙嫁给梁启超时带来了两名陪嫁丫环，其中一个就是王桂荃。
当时虽说她年纪小，但聪明、勤快，也善解人意，对梁氏夫妇的生活起居照顾得十分周到，因此深得梁氏夫妇欢心，他们甚至还把家里的事情、包括财政，都交给她掌管。

王桂荃的出身很苦，从小没了娘，4岁时父亲不幸猝死，继母又虐待她，把她卖给了别人。从4岁到10岁她被转卖了4次做丫环。最后，随小姐李蕙仙来到梁家，她的名字王桂荃还是梁启超给她起的。

梁启超称呼她“王姑娘、三姨、来喜”，他曾说她“是我们家极重要的人物”。

1903年，梁启超在日本，因为独生子梁思成身体赢弱，为了传宗接代，梁启超将王桂荃收为侧室。

她为梁启超生了7个子女，养大了6位：梁思永、梁思忠、梁思达、梁思懿、梁思宁、梁思礼。

加上李蕙仙生的梁思顺、梁思成、梁思庄，梁家一共有9个孩子。

这些孩子们对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他们管李蕙仙叫“妈”，管王桂荃叫“娘”。


1924年9月，李蕙仙因为乳腺癌逝世；

1929年1月，梁启超也因为肾病和医疗事故去世。

梁家的重担，全部压在了王桂荃的肩上，九个尚未成年的儿女中，最小的只有4岁半。

一个女人带着九个孩子，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

眼看孩子们饿得面黄肌瘦，她经常偷偷落泪，不得已卖了旧楼，出租新楼，自己和孩子们挤进了后面的小楼，又在外面打些零工，以补贴日常开销。

王桂荃是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她对儿女的影响很大。

在李蕙仙、梁启超去世后的岁月里，王桂荃以一个女人柔弱的肩膀，艰难地挑起了照顾全家的重任。




但就是在这样艰难困苦的境遇里，“可爱的宝贝”也始终是王桂荃对这九个孩子的共同爱称。

无论生活条件多么艰苦，遇到再大的风浪，在她眼里，这九个孩子个个都是心头肉，从来不舍得骂，更不舍得打。

她总是想尽办法让孩子们多上学，多念书。孩子们犯了错，她也只是轻声细语地教导他们改过。

王桂荃的辛勤付出，换来了孩子们的尊重与爱戴。

虽然在梁家没有任何名分，但是她在孩子们心目中的分量却是很重的。




1941年，梁家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举步维艰。

这时，小儿子梁思礼正好高中毕业，计划赴美留学。

王桂荃不惜放下尊严四处借钱，还变卖了仅剩的一点家产，终于凑足400美元，为儿子争取了留学的机会。

1949年，梁思懿和梁思礼一同乘船回国。

因为无法确切知道回来的日子，王桂荃便每天到码头上守候着，前后等了半个多月。

当早已白发苍苍的她看到朝思暮想的儿女时，热泪盈眶，和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子女们对她的感情颇深，都发自内心地称呼她为“娘”。

梁思成对他的生母感情不深，对娘却是很敬重，常常回忆说：“娘是个很不寻常的女人。”




在九个儿女的印象中，从来没有在娘的脸上看到过愁容，她个性坚毅，为人勇敢，勇于承担，乐观而坚强地面对生活中的磨难和考验。

这些品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们，成为他们读书、为人、做事的人生信条。

她的九个子女就如同九龙一般，心怀天下，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三人后来成为院士。

一门三院士，可说极为罕见。

其他六位个个都是英才人杰，在各自的领域建树非凡：

思忠为十九路军炮兵上校，思庄为图书馆学家。思达、思懿、思宁分别就读于南开大学和燕京大学，思达成为经济史学家，思懿、思宁先后参加革命，思懿曾任中国红十字会外联部副部长。




1924年起，随着梁家子女长大成人，不断离开饮冰室，王桂荃感到了孤独。

1941年，18岁的小儿子梁思礼赴美留学，王桂荃成了留守饮冰室的最后一人。

惟有一只小白猫，成为她的“老伴”。

由于没有经济来源，王桂荃不得不将饮冰室书房（里面保存着梁启超的遗物和藏书）之外的其他部分出租。

1950年，王桂荃以“梁氏亲属会”名义，将饮冰室卖给政府。之后，她搬到北京与子女住在一起。

1968年，王桂荃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83岁。

1995年，梁家子女在父亲梁启超的墓旁种下一棵白皮松以纪念娘亲。

他们在纪念碑上深情地写道：

“在家庭中，她毕生不辞辛劳，体恤他人，牺牲自我，默默奉献；挚爱儿女且教之有方，无论梁氏生前身后，均为抚育子女成长付出心血，其贡献于梁氏善教好学之家良多。”

这棵被称为“母亲树”的白皮松树，原本并不会开花，但王桂荃以慈爱和善良为养分，默默地供给和滋养，不仅让它一树花开，还让它开得绚烂夺目。

这花便是梁家九位杰出的儿女，他们在这棵“母亲树”上迎风花开，芬芳着各自的人生，也芬芳着这棵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