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80年7月，原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南天王”、广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第一集团总司令陈济棠的儿子陈树柏，从美国出发，踏上了回国的旅程。

其实早在1979年，大陆就曾两次要邀请陈树柏回国讲学。那时正值改革开放时期，不少海外华裔学者都收到了邀请，而陈树柏早已名扬海外，所以祖国自然不会忘了邀请他。

但陈树柏却因为自己的身份以及曾经与共产党为敌的经历而忧虑重重，不敢回国。于是，心系祖国的他先给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试探一下小平同志的态度。

很快，陈树柏就收到了中国科学院院长钱三强的回信，信中说邓小平已经收到信，并表示他无需顾虑，他若回来，祖国热烈欢迎。陈树柏这才安心地来到了北京。

陈树柏与邓小平同志见面之后，相谈甚欢。

两年后，陈树柏再次回国，却向邓小平提了一个大胆且有些冒犯的建议：给共产党改名字。

这是怎么回事？陈树柏为何会建议共产党改名？邓小平又是如何回复？


【军人与科学家的结合】

陈树柏出生于1929年，是陈济棠的幼子，受父亲陈济棠的影响，小时候的陈树柏立志从军，想要继承父亲的衣钵。为了实现这个梦想，陈树柏自小便刻苦学习，后成功考进黄埔军校，成为了黄埔军校第22期的学生。

1948年，19岁的陈树柏从黄埔军校毕业。当时国共两党正处于针锋相对时期，国民党非常需要优秀的军人，所以陈树柏一毕业就上了战场。

当时陈树柏被委任为少校连长，奉上级命令，带领军队从成都开拔到海南岛。在守卫海口附近的铁桥时，陈树柏的部队曾与解放军交战数十次，给解放军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不过当时国民党已见颓势，败局已定，即便陈树柏负隅顽抗，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1949年，国民党大部队败走台湾，陈树柏率军殿后。
1950年，陈树柏也跟随部队撤退到台湾。

至此，陈树柏的从军之志只能放下了，他决定另谋出路。


1951年，陈树柏前往美国留学深造，并学业有成；1955年，他从弗吉尼亚军事学校毕业，获得了电机工程学学士学位。陈树柏的求学之路并没有停下，1957年，他获得了伊利诺斯大学电机工程学硕士学位，1962年，获得了该专业的博士学位，在学术方面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

随后，陈树柏去圣克拉拉大学担任电机工程及电子计算机系副教授。1968年，年仅38岁的陈树柏成了圣克拉拉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也是那所学校中唯一一个华人教授。

即便如此，陈树柏也没有停止科研的脚步，出版了一本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的著作和30多篇学术论文，为科技发展做出了卓业贡献。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诚邀海外的美籍华裔学者来中国讲学，陈树柏也接到了邀请，但是他却迟迟不肯动身。并非他不愿回祖国，而是他不知道共产党是否是原谅他曾经犯下的过错。

曾经在海口，陈树柏更是正面对抗解放军，有这段历史在，陈树柏实在是不敢轻易应邀。但他又心系祖国的发展，在这样一个矛盾的心理下，陈树柏决定先试一下邓小平同志的态度，所以就给他写了一封信。

陈树柏在信中提到了三点：一是回国之后是否能受到礼待，二是共产党是否能对曾经既往不咎，三是他可不可以在中国讲学。

信送出去之后，陈树柏就焦急地等待回信。很快，中国科学院院长钱三强就给他回了信，信中转达了邓小平同志的意思，并希望他能早日启程回国。

陈树柏既感动又激动，感动的是共产党竟如此宽宏大量，激动的是离开祖国这么多年了，终于可以回去了。


1980年7月，陈树柏和夫人林若星抵达北京，见到了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十分友好地接待了陈树柏。一见面，邓小平同志就十分亲切地打招呼：“我是称你为陈教授好呢？还是陈博士好？”

陈树柏谦虚道：“您叫我陈树柏就好。”

邓小平同志摇了摇头说：“我不是同你客气，只是想了解一下国际上的习惯。”

陈树柏这才解释说：“在美国，若是一个人既是博士又是教授，一般都会叫他教授，因为博士比较多。”邓小平同志笑着点了点头说：“既然如此，那我就叫你陈教授吧。”

陈树柏没想到邓小平是如此的和蔼可亲，心中的顾虑就更少了。

其实本来陈树柏并没有想提自己的父亲陈济棠，毕竟他的身份太特殊，但邓小平却主动提起了他：“令尊治粤8年，建树颇多，至今老一辈的广东人都非常怀念他。”


陈树柏对于邓小平同志给父亲的评价如此之高感到意外，要知道，当年陈济棠可是始终坚持反共。对于邓小平这样的赞誉，陈树柏答道，自己当年年龄尚小，对这些了解并不是很多。

其实，邓小平同志之所以会给陈济棠如此高的评价，主要还是陈济棠曾经和共产党之间有一段非常隐秘的“友好史”...

【“南天王”陈济棠给共产党“让路”】

那是1934年，国共正是酣战之时，蒋介石调集大军准备对中央苏区发起第五次“围剿”，他在中央苏区的四面八方都设下了伏兵，南路的伏兵正是陈济棠的军队。

陈济棠是广西防城人，早年间追随孙中山先生，讨伐过袁世凯，也参加过二次东征。

自从陈济棠入主广东之后，便将广东的政治经济建设得井井有条，在陈济棠的治理下，广东那段时间的确发展比较好，因此也被人们称为“南天王”。


当时陈济棠在蒋介石手下办事，但两人终究是面和心不和，蒋介石妄图一统中国，而陈济棠可不想自己苦苦经营了这么多年的广东，就这么拱手让给蒋介石，所以他曾联合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成立多个机构，试图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

陈济棠当时手握重兵，不仅有十几万陆军，还有近百架作战飞机，但陈济棠始终没有真的跟蒋介石闹翻脸，因为他所管辖的广东地区的地理位置实在是有些尴尬——他的地盘还跟共产党的红色区域相接。

这就导致陈济棠一边要防守蒋介石吞并自己的地盘，另一边还要防守共产党。他和蒋介石打，共产党受益；他和共产党打，蒋介石受益，总之他就是要么是“鹬”要么是“蚌”，无论如何“受伤”的都只有他自己。

尤其第五次“围剿”开始，从蒋介石部署兵力时北重南轻，陈济棠就立马意识到蒋介石的真正意图：先把共产党逼进广东境内，让陈济棠与共产党互相伤害，到时候蒋介石再光明正大地率军杀进广东，那时陈济棠与共产党两败俱伤，蒋介石就能坐收渔翁之利。

这如意算盘，“响”的陈济棠在广东都听见了。


陈济棠当然不能就这么便宜了蒋介石，他日夜苦思，整日搜肠刮肚地想对策，最终还真想出来了一个“送客”的计划。

陈济棠召集部下，告诉他们，我们可以一边慢吞吞地在红军经过的地方布防，应付蒋介石，一边偷偷地把红军放走，这样既能防止红军入粤，又能不让蒋介石的“爪子”伸进广东，不是一石二鸟？

参谋长杨幼敏道：“陈司令，咱们不打红军简单，那红军对咱们可不会手软，现在最要紧的，是得让红军知道咱们的‘良苦用心’啊！”

陈济棠觉得有道理，便说，那就找个靠得住的，去和红军通个气。

陈济棠对自己的计划非常有信心，甚至连去给红军通信的人都选好了。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咱们的红军刚好也是这么想的。

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红军时，因为受“左”倾思想的影响，以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对形势错误估计，导致红军节节败退，被蒋介石的军队四面包围，面临生死存亡的大考验。红军只能离开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但四面夹击，除非飞出去，否则基本是困兽之斗。

对此，红军领导人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等人反复研究蒋介石的布局，最终决定从“南天王”陈济棠这一侧突围，他们看出了蒋介石与陈济棠之间的矛盾，若是能利用好这个矛盾，这次红军就能化险为夷。

毛泽东也同意这条行动路线，接下来，红军只需要等待机会，因为陈济棠必然不会这么“老实”地听从蒋介石的安排。


果然，1934年9月下旬，瑞金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陈济棠的送信使徐副官。

这人是红军第九团团长罗炳辉带来的，罗炳辉有个弟弟与陈济棠的一个护卫认识，于是陈济棠便通过这一层关系联系上了罗炳辉，并写了一封信交给自己的徐副官，让徐副官跟随罗炳辉去见周恩来。临走前，陈济棠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徐副官亲手将信交到周恩来手里。

周恩来一听，便知红军的“生机”来了，立马接见了徐副官，很热情地招待了他。

徐副官将信交给周恩来，陈济棠在信中称他非常赞同共产党抗日的主张，所以以和为贵，他将派出杨幼敏的等三名代表谈判，并说让红军派粤赣军区司令员何长工来谈。

很快双方便达成一致，何长工、潘汉年接下重任，代表红军去与杨幼敏等人谈判，双方经过了三天三夜的谈判，最终定下了五条约定：

第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第二：互通情报，用有线电话通话；第三：解除封锁，互相通商；第四：必要的时候，红军可以去陈济棠的防区，建设后方医院；第五：可以互相借道，红军如有行动，可先告诉陈济棠部队，陈济棠部队后撤20公里。


就在双方要签订协议的时候，何长工收到密报，内容是何长工喂的鸽子飞了，杨幼敏立刻警惕道：“健行先生，你们是不是要远走高飞了？”

杨幼敏不愧是参谋长，一语中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让何长工二人尽快签订协议，返回苏区，红军马上就要撤离，但当时不敢保证陈济棠一定会遵守诺言，所以潘汉年便否认了，说这是庆祝和平的意思。

杨幼敏喃喃道：“原来是这样...不过你们真的要走的话，我们也会履行承诺，网开一面的。”

何长工二人心下一惊，因为他们明白此时协议的其他内容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红军签署整个协议的目的就俩字：借道。

而陈济棠需要做的也只有俩字：让道。

何、潘二人迅速签下协议返回苏区，10月27日，中共中央军委下达命令突破第一所防线，陈济棠假装拦了一下，便迅速放红军离开了。后来为了不让蒋介石发现端倪，他还派部队假意去追了一下，最终结果当然是没有追到，红军也顺利地通过了陈济棠的管辖区。


这件事对红军当时的生存和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虽然陈济棠主要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但不可否认，他对红军发展是有贡献的。

【陈树柏建议共产党改名】

陈柏树不知道这段历史，所以不明白邓小平同志的这番高度评价也是情理之中，不过当年陈济棠坐镇广东的八年，确实对广东有非常的贡献，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后来陈柏树便也放开了，关于国内的发展也给邓小平同志提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希望祖国在推进现代化的同时，也能多发展科技教育，培养人才。

陈树柏离京前，邓小平同志还送给了他一副自己的亲笔字，那是鲁迅先生的诗句：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这表达了邓小平同志对祖国统一的殷切期盼，陈树柏也深受感动，从此与共产党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情谊。所以1982年8月，陈树柏才会再次来京。

这一次，陈树柏向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个十分大胆的建议，那就是给共产党改个名字。

陈树柏认为，现在欧美国家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十分不友好，这对中国走向世界是一个很大的阻力，所以最好改个名字。

邓小平同志没有反驳他，而是问他应该改什么名字，陈树柏道：“社会民主党就挺好。”

当时邓小平同志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掐灭了手里的烟头，放声笑了起来。虽然没有做解释，但一切尽在不言中，中国共产党的名称不是一个一般的符号，而是历史和人民的共同选择，代表着党的理想和信念。

当然，陈树柏常年身在海外，不清楚那三个字所代表的分量，因此邓公才笑而不语。


尽管这方面意见不同，但陈柏树依旧热衷于报效祖国，他向邓小平建议让海外学人与中国大陆在深圳合办一所“中国实验大学”。

这是陈树柏一直以来的理想，甚至他还辞去了待遇十分优厚的圣克拉拉大学教授的职位，专门研究办学的事。他想将中华五千年文化与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结合起来，为中华民族培养更多的人才，让千万海外学者回国为国效力。

陈树柏这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思想让万千学子收益，他在科研和爱国方面的成就，值得所有人尊敬。至于历史如何评判他的父亲陈济棠，就看后世心中如何看待是非对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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