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的党政军领导职务，在接下来的8月和9月两个月里，邓小平多次召开座谈会，强调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希望。

由于很多工作都需要复出的邓小平来做，所以每天都显得十分忙碌。

在10月的一个晚上，邓小平在一间四合院忙碌的工作，他喜欢带院子的住所，在忙碌时候，可以走动走动，这样就可以劳逸结合了。

这时，伍修权夫妇带来一个30多岁的女人，进了院子后，见到在院子里走动的邓小平，介绍说：“今天我给你带来一位小客人，她就是丛德滋的女儿，叫丛丹。”


邓小平感觉有点吃惊，立刻走了过来紧紧地握住她的手，说：“你长得真像你父亲。”

听了邓小平的话后，丛丹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就像是受委屈的孩子终于看到了亲人一样。

她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对于父亲的记忆，是挂在她家墙上的一张烈属证。
那是1951年12月初的一天，在兰州宁沃庄文化造纸厂的家属小院，丛丹像往常一样，中午放学回家吃饭，刚走到家门口，就听到喧闹声铺面而来，一大群人送来一块牌匾，上面写着“革命烈属”。

父亲高克明在客厅里，拿着锤子和钉子，把一块玻璃镜框挂了起来，因为丛丹的年纪还小，并不懂得玻璃镜框上面的字的内容是：“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第00001号，查丛德滋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其家属当受社会上之尊崇。除依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工作人员伤亡褒恤条例》发给其家属恤金外，并发给此证以资纪念。”

落款是“毛泽东”三个字。

在一切都收拾妥当后，高克明把丛丹叫到了身边，对她说：“我不是你的亲生父亲，你的亲生父亲叫丛德滋，解放区被特务害了……你真名叫丛丹，是你爸爸取的。”

小丛丹一直以为高克明就是自己的亲生父亲，没有想到竟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这突如其来的转变，让丛丹不知所措。

从母亲那里，丛丹逐渐得到了一些父亲丛德滋的事情，但是又没有多讲，她也不好多问，担心伤了养父的感情，对于生父丛德滋，丛丹更多的印象是来自于墙上的烈属证。


烈属证

在中苏关系恶化的时候，曾经丛德滋入党介绍人的伍修权为人诬陷为苏修特务，刚刚当上老师的丛丹也被学校停止教学，她带着刚生下不久的儿子到农场去劳动。

她不相信生父会是什么“苏修特务”，而是坚信是为革命牺牲的，因此她下定决定要搞清楚父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可是，她查了很多资料，都没有找到父亲的信息，丛德滋这三个字开始变得越来越神秘，越是这样，她越要弄清楚。

1977年10月，丛丹带着父亲的烈属证来到北京，找到了父亲的入党介绍人伍修权，受到了伍修权夫妇的热情接待，对于去见邓小平，她丝毫没有准备。

当邓小平跟她说“你长得真像你父亲”时，她的情绪怎么可能控制得住？在丛丹痛哭的时候，卓琳抚着丛丹的肩头安慰说：“孩子，别难过，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邓小平却拦着卓琳说：“你别劝，就让孩子哭个痛快吧。”

想起牺牲的丛德滋，邓小平的心里也不得劲，他们早在1937年就已经相识，并在一起共事，“八一三”事变后，丛德滋到山西从事抗日救亡工作，被安排在八路军总部，担任115师团级文职干部。

在丛丹情绪得到宣泄后，邓小平详细询问了丛丹一家这些年的生活情况，并鼓励她要经得起挫折，不然就不是革命烈士的后代。

在分别的时候，邓小平给丛丹留下一个地址说：“孩子，以后有什么事就直接跟我说。”


丛德滋烈士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为什么他的烈属证编号是00001号，在烈属证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丛德滋，字悦生，1910年11月18日出生在辽宁凤城县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一家人靠租种土地维持生活。

1923年，丛德滋由凤城县高小毕业，考入凤城第二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他酷爱学习，喜欢读书，深受教师和同学们的欢迎。

当时的东北是北洋军阀奉系的地盘，也是北洋军阀势力最根深蒂固的地方，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一向对学校管控极严，不让学生们接触到新的思想。

凤城位于辽宁东部，今丹东境内，处于奉系军阀的腹地，但是在大革命浪潮的冲击下，丛德滋所在的学校很快受到影响，在此期间，丛德滋接受了革命思想，意识到中国人想要获得独立、自由与解放，就必须打到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推翻旧制度。

自1926年，国民革命军开启北伐战争后，将矛头对准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大军阀，丛德滋每天都在期待革命军的到来。

然而在北伐军接连击败吴佩孚和孙传芳后，蒋介石为夺取革命果实，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浩浩荡荡的大革命以失败告终，东北也没有等来北伐军，这让丛德滋很是失望。


1927年7月，在大革命失败后，丛德滋也从凤城第二师范毕业，毕业后，他在学校的组织下，到江浙一带游览参观，这次参观给他提供了一次考察社会的机会。

在此期间，丛德滋等同学听闻李大钊同志被军阀杀害的消息，十分震惊，从此立下了“要为民族的独立，解放去奋斗”的革命志向。

1928年，皇姑屯事件爆发后，接替张作霖主持东北军政的少帅张学良担任东北大学校长，张学良提出了“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应社会之需要，谋求文化之发展”的宗旨，丛德滋同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东北大学教育学院。

在校期间，丛德滋攻读史地专科，并接触新的思想，爱国热情更加高涨。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东北大学被迫搬迁到北平，丛德滋和同学们一块到北平去复课，在北平，他接触到《共产党宣言》《唯物主义》等进步书刊，也结交了很多进步学生，从而进一步坚定了他的革命志向，投身到抗日救亡斗争中去。

1933年，丛德滋在东北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东北军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工作，当时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不断高涨，尤其是像丛德滋这样流亡在关内的东北人，想要收复山河的情绪很重。

在全国抗日热潮此起彼伏的时候，蒋介石却坚持发动内战，为了围剿红军，蒋介石竟然将在华北一带驻防的东北军调入关内作战，以实现分化瓦解东北军的意图。


1935年2月13日，丛德滋随军来到湖北麻城等地，与红军作战，不知道是东北军水土不服，亦或者是思乡心切，装备精良的东北军接连打败仗，士气更加低落，反内战情绪更高涨。

作为东北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丛德滋的文笔是很厉害的，在此期间，丛德滋写了不少通讯、评论等文章，发表在北平的一些报纸上，主要揭露抨击国民党反动派“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和投降卖国的行径，极力呼吁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丛德滋的爱国主义言论，很快被国民党反动分子所察觉，在1935年6月13日，以“共产党嫌疑分子”将其抓捕，并监禁在武汉行营军法处，经张学良营救，才得以释放，恢复自由，然而有“共党”嫌疑丛德滋却深受张学良的胃口，从此便将其留在武汉行营工作。

1935年9月，红军北上先遣支队攻克天险腊子口，北出甘肃南部，随即进入陕北根据地，在这样的形式下，蒋介石急调张学良率东北军开赴陕西围剿红军，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丛德滋也随军到达西安，担任剿总办公厅秘书。

1936年4月1日，丛德滋在张学良的授意下，创办了东北军进步刊物《西北响导》，他亲自执笔，在刊物上连续发表23篇文章，其中，《收复东北，保卫东北，开发西北》一文，因为表达了对全国局势的认识，表达了东北军和全国人民的意愿，宣传反对内战，团结抗日，很快引起轰动，极大地激发和鼓舞了人们的斗志。

丛德滋随后又担任《西京民报》主编，在此期间，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东北军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的影响下，丛德滋思想更加倾向革命，因此，经常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在东北军内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而第一个将西安事变真相刊登出来的，就是丛德滋。

在12月13日凌晨，张学良派丛德滋等人接管了《西京日报》，让他以最快的速度将西安事变的事情刊登出来，宣传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的抗日主张。

接到任务后，丛德滋和大家商议决定将《西京日报》改名为《解放日报》，由丛德滋担任总编辑，他亲自手书报头、组稿、编排、校对、印刷，仅仅用一天的时间，《解放日报》就以崭新的内容创刊发行。

12月17日，以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组成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西安，成立了以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三方代表组成的“三位一体”联合办公厅，下设有宣传委员会，丛德滋担任宣传委员会委员，负责特别宣传工作，从此，《解放日报》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

在《解放日报》发行之前，丛德滋有时会送到周恩来那里亲自审阅，周恩来对丛德滋的工作非常关心，经常给予指示，让丛德滋感触颇深。

1937年2月8日，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不久，国民党中央军开入西安，《解放日报》被迫停刊，丛德滋也紧急撤离。


离开西安后，丛德滋先后走访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城市，在上海结识了在上海读书的山西女青年王竹青，王竹青白天学习，晚上到我党主办的工人夜校教书，十分向往革命。

“八一三”事变后，丛德滋与王竹青投入到守卫上海、反击日本侵略的斗争中去，上海失守后，两个人回到王竹青山西汾阳老家，在这里结婚。

当时八路军总部就设在这一带，丛德滋因此与八路军取得联系，结识了邓小平和杨立三等同志，投入到抗日救亡工作中去。

因为丛德滋的身份比较特殊，党组织决定让他打入到敌人内部，为党做地下情报工作，刚开始，丛德滋有些犹豫，他认为自己更适合做宣传方面的工作，并不适合做情报方面的工作，担心自己业务不熟练而给党组织带来巨大的损失。

但是组织上是信任他的，认为他是值得委以重任的，就这样，丛德滋答应了。

当年年底，在组织的安排下，丛德滋来到兰州，受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党代表谢觉哉、处长伍修权的直接领导。

当时丛德滋为了有一个合法的公开身份作掩护，他想到创办一个通讯社，但是这个想法虽好，却并不好执行，国民党当局对进步刊物的出版和发行一向管控得很严格。

丛德滋的通讯社立案登记迟迟得不到批准，为此，丛德滋便动用了一些关系，经过一番斗争和努力，于1938年2月中旬获得登记，创办了《民众通讯社》，并于3月1日开始发稿。

当年4月，丛德滋又担任了甘肃省抗敌后援会宣传组的组长，主持编辑了《抗敌》杂志，影响很大，当时萧军等进步文化人士到达兰州，受到了丛德滋夫妇的热情接待。


为了方便开展工作，丛德滋以进步文化人的公开身份积极组织动员广大群众宣传抗日活动，并利用曾经的老关系，多次营救红军战士，经过严格的考验后，丛德滋在1938年10月被批准为中共特别党员，从事我党的情报工作及第三国际情报工作。

在谢觉哉的安排下，丛德滋顺利打入国民党第八战区政治部，担任政治部主任曾扩情的秘书，早在之前，丛德滋就与曾扩情共过事，因此很受信任。

除此之外，丛德滋与一位叫张汉臣的人结为朋友，张汉臣是张学良的朋友，以前与丛德滋一块工作过，通过张汉臣，丛德滋准确搜集到许多国民党军事部署和设施等方面的情报。

自1938年到1941年的三年多时间里，丛德滋做了很多情报，然而由于隐蔽战线的原因，很多工作内容都不得而知了。

通过一些资料查到，1938年秋，苏联曾援助中国一批武器，其中包括中国军队最缺乏的野战炮，却被国民党反动派藏匿了起来，丛德滋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和苏联驻兰州军事代表，从而揭穿了国民党消极抗日的阴谋，谢觉哉借此对国民党这一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

为了掩护中共在兰州建立的电台，丛德滋派人在电台处开办了一个煤场，以经营煤炭作为掩护。

当时甘肃是西北马家军的地盘，丛德滋还搜集了关于马步芳、马步青和国民党中央之间的矛盾等情报。


西北马家军

随着抗日战争进入僵持阶段后，国民党更加消极抗日，反而于1939年1月，提出“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反动方针，丛德滋的《民众通讯社》也被勒令要求停止发稿。

在这样的环境下，斗争形势变得更加严峻，1939年6月，中共甘肃工委遭到破坏，工委负责人李铁轮、罗云鹏等同志被捕入狱。

因为丛德滋的党关系就在甘肃工委，伍修权指示大家做转移，让丛德滋到延安去，这样会安全一点，但是丛德滋却表示要留在敌人的心脏战斗下去的请求。

不久，党中央调伍修权同志回延安，临行前，他特意约丛德滋密谈，对他说：“现在情况不好，外面风声很紧，我们不得不充分的准备。”

丛德滋坚定地回答说：“你就放心去吧，革命工作能坚持一天就坚持一天。”

在白色恐怖的斗争中，丛德滋坚守在兰州，为党收集情报，因身份暴露，于1941年1月20日，曾扩情以“过小年”为名，邀请丛德滋赴宴。

接到消息的时候，有朋友已经意识到情况不了，让丛德滋赶快离开兰州，但是丛德滋却并没有害怕，跟大家说：“曾扩情让我去，我就和他再谈谈，如有变化，再研究怎么办，你们明天早上到我家来，等我把情况告诉大家。”

他也预知到此行的危险，临行前跟妻子王竹青说：“现在情况很紧张，为了摸清曾扩情的动向，我还是决定去一趟，如果今晚没回来，就是被捕了……及时与组织取得联系，要鼓起勇气，带好孩子，必要时，可请求离开兰州。”


曾扩情

就这样，丛德滋以大无畏的精神孤身前去赴宴，当天晚上，曾扩情下令让人将丛德滋逮捕，投入到兰州大沙沟秘密监狱。

因为国民党反动派知道丛德滋在中共党内地位很高，为了取得机密信息，特务们先是采取软化手段，以荣华富贵来诱导丛德滋，却遭到丛德滋的呵斥。

特务们开始对丛德滋施以酷刑，对他进行严刑拷打，却依然没有使丛德滋屈服。

在软硬兼施都没有得逞的情况下，敌人开始施展“持久战”来长期折磨丛德滋，敌人特意给他安排一个特殊的牢房，睡觉不能把腿伸直，站立直不起腰，吃的是糠馒头，烂白菜，喝的是洗菜水，在这样的非人待遇中，始终没有动摇丛德滋的革命意志。

在丛德滋被捕后，党组织进行了多方营救，却始终没有成功。

恼羞成怒的敌人们，在丛德滋患重病发高烧的时候，给他的水里下了毒药，1942年4月19日，丛德滋在狱中牺牲，时年32岁。

在丛德滋牺牲后，国民党反动派担心被人抓到迫害共产党的把柄，编造了丛德滋“得脑膜炎死的”的谎话，然后将丛德滋遗体扔到黄河铁桥北面的山洞中，并通知王竹青去领尸。

丛德滋的生前好友，以“东北同乡会”的名义，将丛德滋葬于兰州城东南方向的五省义地墓区。

1942年，邓小平曾找到王竹青一家，对丛德滋同志的牺牲表示慰问。

在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对丛德滋同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51年开始，中央开始落实烈士遗属的政治待遇，以便让那些为革命作出牺牲的人的家属有更多的照顾。

谢觉哉、邓小平等人第一个就想到了曾经一块出生入死的战友丛德滋，因此派人前去打听丛德滋烈士家属的下落，经过多方打探，终于与王竹青取得了联系。


王竹青给谢觉哉写信说丛德滋的孩子都活着，还拍了一张照片寄给谢觉哉，谢觉哉从照片上看到烈士的两个孩子十分可爱，但是穿着确实有点寒酸，丛丹穿的鞋，脚趾还露在外面，心里很难过，当即给甘肃省民政厅写信：丛德滋的遗属王竹青现在带着两个孩子，生活比较困难。

他给民政厅提出三条要求，第一条是提供孩子们上学期间的公费待遇；第二条是将丛德滋的遗骨迁葬至当地的烈士公墓；第三条是给王竹青安排适当的工作。

谢觉哉随后把这些情况都汇报给了毛主席，本来谢觉哉以为毛主席不会知道丛德滋这个特别党员的事情，没有想到，毛主席感慨地说：“我从西安事变时期就听说过丛德滋。”

在随后颁发的烈属证上，因为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丛德滋，所以的烈属证上就是“第00001号”。

根据相关部门统计，自中国近现代民主革命以来，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约有2000万人，他们用鲜血换来了革命的胜利。

然而由于战争年代一些信息保存并不完整，全国有名可考并收入各级《烈士英名录》的仅有193万余人。

对于丛德滋来说，能够在成千上万名烈士中，编号为00001号，实在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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