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的“文革史”《天地翻覆》第一章的末尾专门开有这么一节，叫做“简短的结论”。
其中杨继绳告诉我们，自1949年以来，“为了防止官僚蜕化变质和缓解官民矛盾，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发动群众揭露官僚集团的黑暗面。”但由于“极权体制”的限制，他一直不能如意，于是“毛想寻找一种形式，不通过官僚体系，直接地、公开地发动群众来揭发官僚黑暗，阻止官僚蜕化变质。通过多年的摸索，他终于找到了这种形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杨最后郑重地强调说：“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这个“简短的结论”，也是这本近百万字“文革史”的主旋律。
但是，文革的起因果真是“毛泽东要发动群众清洗官僚集团”吗？自他执政以来，他真的是“好心善意”要一而再三地“发动群众揭露官僚集团的黑暗面”吗？
杨要把刘少奇打成“官僚”，也不应当这般不顾事实地美化颂扬毛泽东啊！
谁都知道，建国以来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发动”的各项运动都是为了强化“无产阶级专政”，推行毛式“社会主义”道路。他的政策对百姓“横征暴敛”、不给自由，搞得“怨声载道”、“民不聊生”；他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是“阶级斗争”，他的“阶级路线”不断地煽动“阶级仇恨”，制造更多的社会对立；哪里有过什么要“缓解官民矛盾”的事？毛的宣传方针只许歌颂“社会主义”的“形势大好”与“前途光明”，只能描写全国到处是“莺歌燕舞”和“花好月圆”，连文艺作品都不可以触及社会矛盾[1]，哪里有过什么要“揭露黑暗面”的事？
在1962年“大连会议”上，作家们谈起前几年农村流行的“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抱怨“无法区别共产主义风格和共产风，小说没法写。”对于这一类的“黑暗面”，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在会上也问到，“比如农村有些干部，蜕化成敌我矛盾，象恶霸似的，能不能写？”尽管他知道，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要“划条线也很难，编辑也很难，可以讨论一下”，他自己在会上仍然疾呼：“从‘左’的方面来看则是否认这个矛盾。粉饰现实，回避矛盾，走向无冲突论。回避矛盾，不可能是现实主义。……回避矛盾是不行的。写，是为了克服矛盾，是为了教育人民。”因为他一贯坚信“暴露现实的真实关系，这是马恩对于作品的一个基本要求，这也是现实主义的基本要求。”
为此，在“大连会议”上，他针对我国文坛上当时出现的一批粉饰现实的“假大空”、“高大全”式的无矛盾、无灵魂的作品，提出了文学要描写“中间人物”，即“处於现实矛盾中间”的真实人物。但是，八届十中全会之后，邵荃麟的这个“现实主义”文学主张却遭到了党内和全国报刊的大批判。
作为一个十分老到的政客，毛泽东深知控制舆论和意识形态的重要，并娴熟驭政之术。他在野的时候，为笼络人心，会大讲“民主制度”、“舆论自由”，用以反对国民党独裁。他当政之后，便又绝不容得任何批评与异见。从党外人士胡风和章伯钧，到党内“同志”刘少奇与彭德怀；从“反党小说”《刘志丹》，到“替右倾分子翻案”的京剧《海瑞罢官》，再到“隐喻讽刺时政”的杂文《燕山夜话》，有哪一个逃得过他的“法眼”和掌控？就连水利专家黄万里教授1957年在清华校刊上发表的2600字的小说《花丛小语》(见附录一)，毛也放不过。黄教授从清华附近的马路质量谈到修建三门峡水库的计划，批评那些不尊重科学技术的“官僚”，批评“唯命是从”的“歌德─但丁派”“学者”。对这些真心要“帮助党和政府纠正缺点和错误”的“直言”，毛怒斥一句“这是什么话？”，黄就被定为了“右派”。那时，假若曾被毛称作“骨头最硬的”鲁迅还活着，在他看来，也只有“闭嘴或坐牢”的两种选择。毛泽东又何尝容忍过任何敢于揭露“黑暗面”的人？
相反，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之后，毛倒是说过这样一句话：“不控制新闻出版怎么行？中国五十万个大队，一个大队报道一条社会黑暗面，不出一个月我们就垮台了。”(大意)这句话，初听起来似乎也有些“道理”，但其诡辩之处在于：以把事情推到一个“极端”而出现的荒谬，来“证明”另一个“极端”存在之必要。
之后不久，1957年春，上海永大纱厂发生了女工罢工。这个社会事件引起了刘少奇的关注，他特别指示：《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应予报道。四月末著名记者刘宾雁等奉命到那里去作了半个多月的调查。永大纱厂是个只有二百来人的小厂，但刘宾雁从工人当中却了解到了“公私合营”后新的生产关系中的种种矛盾。多年后他在《刘宾雁自传》中这样写道：
“从一九五五年全厂工人热烈拥护公私合营，欢迎共产党干部入厂当公方代表，到全厂大多数工人举行罢工，把党的干部软禁起来作为人质，只经历了两年时间。
这是一次很有趣的试验：把私有制度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公私合营实即公有)以后，生产下降，由盈利转为亏损了。工人们对于自己公有制的工厂所享有的管理权利，反倒不如它为资本家所有的时期了。……工人比党干部更担心工厂的倒闭。干部可以调转工作，工人却要失去饭碗。……”
可是很快，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全国便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那时不要说是“工人罢工”了，谁只要是提个意见，或流露一点对共产党或“社会主义”的不满，就要被打成“右派”，送去“专政”。於是，刘少奇要的这个罢工报道，自然不可能再见报了。
三年大饥荒时期还有过这么件事：1960年7月26日，湖南女工、贫农女儿刘桂阳在北京中南海北门外，双手高举纸牌抗议，上面写道：“消灭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饿死我叔叔一家六口！”和“打倒毛主席！彭德怀万岁！”刘桂阳因此被判入狱五年。刘少奇知道后批示：刘桂阳无罪，应回原单位工作，撤消判决。文革中，刘少奇被打倒之后，1969年3月16日刘桂阳又被地方军管重新收监，维持原判，并加判有期徒刑五年，直到文革后的1979年才被平反。
1960年3月12日，北京也发生过一件奇怪的“白日点灯案”(见附录二)。那天中午有人点了一盏灯笼，在天安门广场上“旁若无人”地行走。这件事立即被敏锐的伦敦《新快讯报》记者及路透社报道，还配发了一张照片。报道称，这个男子显然是用这种方式来抗议中国大陆的“暗无天日”。事后查明，四川达县灾民、红军烈属何明渊一路讨饭进京做此事，就是要表达“人民政府竟会让自己的人民饿死，这叫什么人民政府？”的控诉。这可以说是一件早期的“行为艺术”吧？这事件惊动了除毛泽东之外的陈毅、彭真、周恩来，以至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他们听到了他的呼声，对农村大量饿死人的严重事态表示愧疚与痛心，事后对何明渊的处理也还算是说得过去。
这些人民起来反对毛式“社会主义道路”的“黑暗面”，毛泽东都让“揭露”了吗？显然没有。就是在“大连会议”前不久，邵荃麟在党内也传达过来自高层的讲话：“人民公社、大跃进这样的新事物，需要经过反复实践来证明到底是不是正确的。”[3]对此，1962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破口大骂“现在不赞成总路线、三面红旗的人，把形势说得一片黑暗。”说他们刮的是一股“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毛不容许有任何人质疑他的道路。
而对付那些起来反对毛路线的民众，毛最拿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一贯手法是，军警迅速到场抓捕，控制媒体滴水不漏，甚至公开“辟谣”否认。在民主自由的西方国家，如有类似抗议政府或罢工等事件发生，警察也是迅速到场，但只维持秩序，防止肢体冲突，保护抗议者的人身安全。有“无冕之王”称号的记者也闻风而至，对当事人拍照采访，当晚就上电视，第二天一早见报，当局却无权干涉。
当然，西方也有政府当局实施暴力，打压公众和媒体的事情发生，如尼克松总统执政的时期。但有法律保障舆论自由的媒体和独立的司法体系，不会屈从政府的淫威，任何人都不可高于法律，总统也不例外。因此，几百年来，西方国家里该垮的政府，就垮了，存留的政府继续为公众服务，并受到社会主人──人民的监督。
写到这里，不妨多说几句。资本主义国家里，主流媒体奉行“黑暗面”与“光明面”并重，且“敢讲真话”的报道方针，其实可以追溯到基督教《圣经》的原则：
“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於那恶者(或作‘是从恶里出来的’)。”(马太福音，5章37节)
“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雅各书，5章12节)
“真相使你们得自由。”(约翰福音，8章32节)
现在世上一些国家的领袖又在风行狭隘的“民族主义”、短视的“民粹主义”，以“维稳治国”或“打假新闻”为由，禁言禁声；他们甚至效仿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等大独裁者，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理由，又将敢言的个人与媒体打成“人民的敌人”，企图实行野蛮的“法西斯主义”。然而，无论中外马屁文人如何“趋炎附势”与“搜索枯肠”，又无论摩登墨客怎样“摇唇鼓舌”及“花言巧语”来为之狡辩，胡说些什么“‘传统媒体’已经过时，‘政治正确’必然消亡”等昏话，这只能令人想起当年毛式“红卫兵”等“造反有理、砸烂一切”之蛮横嘴脸。愚昧又狂热的群氓乃独裁之台柱，而“资本主义”制度的灵魂──“舆论自由”──决不过时，也永不消亡！它是人民反对专制独裁的利器，万万不容放弃。
曾记否，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在美国曾有过一桩瞩目的《纽约时报》诉讼尼克松政府案。1971年6月30日下午美国最高法院依据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新闻出版自由，以“六比三”的投票表决，判《纽约时报》社胜诉，取消了纽约地区联邦法院的“禁令”，因而“五角大楼文件”得以继续发表。在说明判决结果的理由时，大法官雨果·布莱克回顾了“第一修正案”的产生过程，他讲清楚了为什么美国除了“宪法”之外，还需要有“权利法案”，并写下这样一些“振聋发聩”的话语：
“我相信，坚持对这些报刊实施遏制令的每一时刻，都是对第一修正法案公然的、不可原谅的、持续的亵渎。”
“第一修正案的历史和语言支持如下观点，即必须让报刊自由发布新闻，无论其来源如何，不得加以审查，发布禁令，或先行遏制。”
 “新闻出版界原本是服务受治者，而不是服务治人者。”
“政府对新闻出版界审查的权力已被废除，以至新闻出版界应当永远免除政府的审查。”
“只有一个自由的和不受限制的新闻出版界能够有效地揭露政府中的欺骗。”
“在我看来，对《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及其它新闻报刊来说，他们勇敢的报导非但不应受到谴责，反倒应当被称赞，因为他们为奠基的国父们所清晰看到的目的尽了责。”
今天我们重温这段历史，无论对现在的美国，还是中国，仍然很有意义。它告诉了我们，“舆论自由”要自由到什么程度，才叫做“自由”，“司法独立”要独立到怎样的地步，才叫做“独立”。
再回到“揭露黑暗面”的选择性问题。杨继绳在该书的导论里宣称：“用对执政者个人的道德的批判来研究政治与历史，不可能穷究事情的本质。所以，我在这本书里不评价毛泽东的个人道德操守。”他用这一堂皇的借口来掩盖毛派专制、特权和腐败的“黑暗面”，却选择把“官僚”的帽子戴到刘派的头上。由此，又衍生出一套“文革反官僚”论来淡化，甚至美化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掩盖了两条路线斗争以及毛式“社会主义”的反动实质。
有这样主旋律的《文革史》不就是明显地站到了毛派的一边，去为毛料理他的“文革后事”吗？

贴主:州官放火于2019_11_30 20:15:10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