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实的这篇文章（下称“史文”），其用意也许是要揭露或批判当年那次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的荒唐，但文中有些用词太过绝对，有些描述与当时情况不符，以偏概全。个人以为，既然是要写史实，那就得用词准确，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当年那段历史本身已够荒唐的，一点不需要添油加醋，更不需要用词激烈，只要如实描述即可。平实的文字，准确的描述，更能令人信服。
举一些具体的例子。比如下面这一段：
史文：“1968年冬，毛泽东发出驱逐令:“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由此，“上山下乡”风暴来势猛烈。各级“革委会”全力驱赶从初中到高中6个年级的中学生（当时统称“老三届”）到指定的边远地区或条件艰苦的农村，名曰“扎根农村”，不准返城。“
——“全力驱赶“这样的说法，会让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误解，以为人们是被赶去农村，好像赶鸡鸭似的。其实当时的情况叫”动员”，美其名曰：让学生“自动报名”。而动员的手段各种各样，有的非常恶劣，无所不用其极。学校里是由老师动员，由一些学生和工宣队的人组成宣传队，敲锣打鼓到学生家里去宣传，天天上门，闹得四邻不得安生。家长的单位则给家长们办学习班，学习语录，要家长去说服子女自动报名。这一招对于成分不好的人尤其有效，对他们可以训斥逼迫。好多学生是迫不得已，或不愿看着父母被连累，不得不去报名的。
——当时从初中到高中6个年级的中学生，也不是全部下乡。66、67两届的高、初中生的分配原则仍然是“四个面向”，那就是“面向农村，面向工矿，面向边疆，面向基层“。所以这四届的学生里，有很大一部分并没有下乡。全部下乡的是68届高、初中，和69届初中生。其中年龄最小的，是69届初中生。他们在文革开始的时候还是小学生，根本还没资格当红卫兵，也没有参加串联。他们小学毕业以后在家闲散了很久，等到”复课闹革命“以后，才被分配到初中。也就是说，69届初中生不是考进初中，而是全部送进中学的。他们在中学里基本什么也没学到，而69年毕业的时候，正赶上”上山下乡”的“最高指示”下达，所以就和68届的高、初中生一起，被“一片红”地全部下了乡。这些学生里面，有些人下乡的时候还不满16岁。
——“名曰“扎根农村”，不准返城。”这样的说法也比较模糊。当时的事实是，报了名以后，学生的户口就被从家里迁出。从此以后，他们就不是城里人了。而当时城里人的口粮，油票，布票，肉票等等，只有凭户口才能购买。没有户口就意味着你根本无法在城里生存。
再看下面这一段：
史文：“而知青们不甘心在农村山区呆一辈子，他们悲观失望，苦闷无奈，自暴自弃，神圣的“红宝书”的薄韧纸成了他们卷烟叶的用材。他们的优越感使他们在内心鄙视农民（虽然他们都虚伪地喊“向贫下中农学习”），他们自发地抗拒被农民的同化（例如知青顽强地保持刷牙习惯）并向往着不惜一切代价返回城市。他们刚刚开始为自己的孽行付出代价。他们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的唯一收获是逐渐具备了与他们年龄不相称的心机，让他们在黑暗时代里悄悄各自发展着黑暗的念头。“
——这样的描述会让人误以为所有的知青都是这样。但事实上，也许所有的知青都希望返城，但并不是所有的知青都“鄙视“农民，都”具备与年龄不相称的心机“，更不是所有的人都在黑暗里各自发展着”黑暗的念头“。这样的用词很不准确，以偏概全，非常不负责任，对无辜的知青也很不公平。并且，最主要的，对后人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毫无帮助。
在下面这一段里：
史文：“但知青们的返城要求被某副总理所叱责。这些以前的“革命闯将”如今无招，掩面而泣。他们曾欺辱了很多别人，现在轮到他们也被欺辱。悲愤之下，1979年1月份云南省万名知青发起绝食抗议，他们给“中共中央”发送了一份短短的六字电报:“不回城，毋宁死”。
——这一段的意思，换句话说就是，知青，也就是当年的“革命闯将”，现在吃了苦头，有苦难言，受报应了。这样的说法或措辞，对于当年不是“革命闯将”、没有欺侮过别人、没有干过打砸抢的知青，是极其不公平的。当年云南知青里，许多是当年的六八、六九届知青，许多人文革开始的时候，还是小学生，他们根本不可能参加红卫兵，更不可能干过打砸抢的事。对于当年在云南发生的那段令人震撼的往事，可以参看邓贤的《中国知青梦》。
在最后一段里：
史文：“大多数的知青，除了抱怨命运和诉说在农村受苦经历之外，他们既不肯认识自己在“文革”中的责任，也没有实事求是地对待自己和历史的意愿。他们把自己打扮成无辜者，认为自己在“文革”初期制造“红色恐怖”的行为，是当时的国家责任，与己无关。他们甚至特别滑稽地把自己在“文革”中的“集体犯罪”粉饰为“响应毛主席号召”的天真无邪。他们诿过于时代，不敢承认自己是那时代的一部分。事实上他们很有资格质问：我们是怎样被教导成那个样子的？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心理错位，把自己在“文革”中的“崛起”引为“青春无悔”──正是心瘾难断，谈何救赎自己。这些历史的灰烬，唯一去处只能是历史垃圾箱。“
——作者这一段是说“大多数”的知青，在文革中是有责任的，却把自己打扮成无辜者，。。。这样的说法，应该说对大多数知青是极其不公平的。正相反，知青中，符合上面这些“条件”的，应该是极少数。
——文革初期能参加红卫兵的，只是出身好的一部分。这一部分里，搞打砸抢的又只是一部分。而这些人在知青里的比例是很小的。前面已经说过，当年知青的组成，是66，67届高中和初中生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因为那两届高中和初中生的分配方案是“四个面向”，而不是全部下乡。只有68届初、高中和69届初中生的分配，是完全的“一片红”，也就是一个不留地全部下乡。这些学生在文革开始时都比较小。另外，也别忘了“知青”这个群体，还包括了69届以后77届以前的应届毕业生中的一部分。把大部分知青说成是打砸抢的红卫兵，不仅毫无道理，也是有悖当时的事实的。
对文化大革命，全国全民都需要、也应该反思，包括知青。但这是另一个大题目，不能和知青的问题混为一谈，更不应该把知青中小部分人在文革中的恶行安到所有知青头上。这是不公平，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我本人也是当年知青。我相信作者的初衷是要帮助人们了解那一段荒唐的历史，引起人们的反思，从而使这样的事情或类似的事情不再发生。对此初衷，我是非常欣赏并赞成的。写下这些看法，只是想说，如果作者写的是自己的经历，怎么写都可以，只要是真实的。但如果是写知青这个群体和上山下乡这个跨度极大的历史过程，则应该有严谨的态度，用客观的文字，详实的参考资料，准确的描述，才能让人们充分了解当时的事实，从而引发人们自己去思考和判断。
由 梅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