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东京梦华录》的记载，宋朝的妓院一度兴盛。仅国家的经济中心东京，就有官妓十九处，这还只是官设的，“民办”的妓院只多不少。号称当世第一名妓的李师师，就是七十二家酒楼之首矾楼的头牌，这也说明当时有许多酒楼兼备妓院的功能。


那么，当时的妓院有多繁华？

“南北天井两廊皆小阁子，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诸酒店必有厅院，廊庑掩映，排列小合子，吊窗花竹，各垂帘幙，命妓歌笑，各得稳便。”
可以说，当时的汴京的青楼，堪比十年前的东莞服务业。不过，当时碍于法律的限制，官妓向来是“卖艺不卖身”的，客人们在一旁喝酒吃菜，这些官妓则唱歌跳舞助兴，并没有什么皮肉交易。只有一些小型酒楼或妓院，会在没有得到监管的情况下让妓女与客人进行性交易，而这类妓女多属不入流的下等妓女，甚至是更加低贱的“娼”。


很多宋史题材的影视剧都有这样的桥段，达官显贵约上三五好友来到青楼觥筹交错，然后与妓女共度春宵。

实际上，在真实的历史中这样的场面是根本不会发生的。宋朝的妓院对所有社会人士开放，只要你能拿出足够的金银，就能享受到妓女提供的服务。不过，官员虽然也能逛青楼，但他们却不得与妓女发生关系。

“宋时，阃帅、郡守等官，虽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这段文字已经说得相当明白了，官员可以找几个“卖艺不卖身”的妓女陪吃陪喝，但绝不能与之单独相会，更不能与其共度春宵。这一点被写进了当时的法令中，所以每个官员都心知肚明，不敢僭越。

《夷坚志》里收录了这样一则故事：

有个叫赵不他的官员与一名官妓关系暧昧，两人经常在一块喝酒吃饭，但赵不他却从未明目张胆地去妓院找自己的老情人，只是借应酬的理由将其召到交际场合相会。赵不他心知肚明，“身为见任，难以至妓馆”，为了仕途还是不触霉头为妙。

那么，若官员前往风月之所嫖娼，在当时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呢？

《东轩笔录》中记载了这样的故事：

“熙宁新法行，督责监司尤切。两浙路张靓、王庭志、潘良器等，因阅兵赴妓乐筵席，侵夜皆黜责。”
在熙宁新法颁布的特殊时期，这几个倒霉的官员因为逛青楼惨遭罢黜，丢了自己的顶上乌纱。


南宋孝宗时期，还曾发生了一件因招妓而引发的弹劾案：

当时，朱熹担任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有人向他检举揭发说台州知府唐仲友有贪污受贿之嫌。大理学家朱熹立即对唐仲友进行了一番调查，总共揪出了唐仲友的八大罪证，其中有一条就是嫖宿妓女。

一般来说，扳倒一位官员仅需一项最要紧的罪名就够了，所以朱熹便以嫖宿妓女作为罪证，奏疏朝廷弹劾唐仲友。

实际上，唐仲友有没有嫖宿妓女呢？

这是个糊涂案。

在当时，江南名妓严蕊与唐仲友之间的关系比较暧昧，两人走得非常近。严蕊（生卒不详），原姓周，字幼芳，汉族，生卒年不详，南宋中期女词人。出身低微，自小习乐礼诗书，后沦为台州营妓，改严蕊艺名。曾作《卜算子·不是爱风尘》非常有名：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类似的情况在当时屡见不鲜，只要没人抓到官员与妓女上床，这种事根本无可厚非。毕竟，北宋时期的规定是官员不得让妓女“私侍枕席”，在日常交际中“歌舞佐酒”是无所谓的。朱熹想要办了唐仲友，就必须拿出他与严蕊进行性交易的证据，否则唐仲友便不会被定罪。

在那个没有针孔摄像头的年代，取证相当困难。朱熹选择了最没有技术含量的一种，就是逼问口供。唐仲友是一方知府身居要职，所以朱熹没办法从他的嘴里逼问出证据，只能在严蕊身上下手。殊不知严蕊虽是风月场上陪酒卖笑的小姐，但却在这方面表现得尤其刚烈。

虽然，朱熹对其进行了严刑拷打，但严蕊始终不肯松口，拒不承认自己与唐仲友有不正当关系。

这下，朱熹彻底没了办法。


倒是唐仲友这先露出了马脚，听说自己的老相好挨了朱熹的毒打，唐仲友立即派人闯到司理院，将朱熹手下的官吏痛揍一顿，替严蕊出了口恶气。这下，唐仲友的小辫子被朱熹攥住了，这件事被捅到皇帝面前，唐仲友亦遭到了严惩。

最终，唐仲友被宋孝宗罢免了公职。

至于严蕊，也因为前文的那首《卜算子·不是爱风尘》被岳霖判令从良，后被赵宋宗室纳为妾。

参考资料：

【《东京梦华录》、《东轩笔录》、《夷坚志》、《卜算子·不是爱风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