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衷扩张的俄罗斯，为何缺乏变革动力，永远无法跟上文明脚步？
原创 叶克飞 欧洲价值 2024-04-27 13:34


在国家历史的书写中，俄罗斯向以复杂著称。在历史的长河中，俄国就像其双头鹰徽记一样，时刻觊觎着东方的广袤领土，又从未放弃对西方格局虎视眈眈。英雄与阴谋交替出现，雄心和晦暗此起彼伏，变化不断塑造着这个古老的国度。当然，书写的复杂并不仅仅基于历史本身，也基于写作者及其时代背景。

俄裔法籍历史学家、俄国史和俄国文学研究领域权威学者米歇尔·埃莱尔在《俄罗斯帝国史：从留里克到尼古拉二世》一书中就总结了这一点：

“过去的极端脆弱性在我们眼里触目惊心。放眼全球各国，对历史的看法不停地在变化：新的文献出现，政治体制变化，年轻的史学家踏上舞台，想要用自己的方式来理解过去，强势推进新的方法。但没有哪个地方能像诞生十月革命的那个国家那样，过去竟然经历了如此频繁和激烈的动荡。”

动荡自有原因，米歇尔·埃莱尔写道：俄国历史学家米哈伊尔·伯克洛夫斯基在十月革命后担任行政职务，负责“历史阵线”这一领域，进而提出了一个与过去建立联系的原则：历史，就是重回过去的政治。这就造成了一个局面：

“伯克洛夫斯基的公式可以使国家的政治领导层从过去取用自己的所需，由此来决定往昔时代，谁是恶棍，谁是英雄，谁是白痴，谁是贤人，谁是可以宣告未来的先知。”

相比之下，美国作家安布罗斯·比尔斯悲观得多，他的结论是：

“历史是对大多数无足轻重的事件通常并不准确的描述，这些事件是由执政者和士兵的行为所引发的，而执政者绝大多数都是十恶不赦的恶棍，士兵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白痴。”

在斯大林时代的初期，行政意志主导下的“俄国历史”主基调是“悲惨的牺牲品”：“俄国历史之初就可归纳为一连串挫折，都是因为落后而挨打。蒙古大汗、土耳其贝伊、瑞典封建主、波兰—立陶宛大公、英法资本家、日本贵族都是急先锋。而每一次，都是因为落后。”这主要是为了表现苏联打造工业强国的急迫感，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提供历史依据。



不过几年之后，斯大林改变了看法，因为相比工业，他更需要：“利用俄国民族主义来巩固政权，于是又对过去进行了改动。要建立一个强国，疆域要不断扩大。1936年新的历史课本要让学生接受对乌拉尔图国的描述，公元前9世纪，乌拉尔图国坐落于外高加索的凡湖周边。为什么选这个国家？因为这是未来的强国领土上建立的第一个国家。”

之后：“随着30年代后半段欧洲局势的日益紧张，俄国的过去又开始发生变化：新的敌人出现，以前的敌人暂时得到忽略。俄国的历史不再是一长串的失败，而是一系列的胜利，胜利出现在东方、西方和北方，而且一次比一次漂亮。对过去的评判会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改变。对罗斯（Rus）一词的起源和诺曼人在罗斯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对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或多或少改良主义的行为所进行的探讨，都是国家事务。”

苏联解体后，对俄国往昔的观点又再次发生改变。米歇尔·埃莱尔在书中写道：

“如今，可以把俄国史看作帝国诞生、发展、强盛、衰落的历史。帝国是指这样一种国家，它由专制君主领导，囊括被占领土上的民众或聚集于其麾下的民众，从这样的概念中可以发现一个观念，无论是外交政策还是国内政策，无论是社会组织还是习俗风尚，均以这个观念为基础。”

在《俄罗斯帝国史》一书中，米歇尔·埃莱尔按时间线索，讲述了俄国上起留里克王朝，下至罗曼诺夫王朝于二月革命后崩塌的千年历史，呈现了俄国的崛起和衰落。全书分为两部分，上半部分从862年开始，直至彼得大帝登场，下半部分从彼得大帝至尼古拉二世退位。

公元862年，留里克成功统治诺夫哥罗德。882年，诺夫哥罗德公国的奥列格大公征服基辅公国和其他一些部落，基辅罗斯逐渐形成。13世纪初，基辅罗斯衰落。

拜占庭帝国灭亡后，末世君主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侄女索菲娅·帕列奥罗格和伊凡三世成婚，他们的儿子瓦西里三世即位后，以“第三罗马”自称。1497年，伊凡三世颁布法典，以拜占庭的双头鹰国徽为俄罗斯国徽，以此证明俄罗斯是真正的“第三罗马”。

正如米歇尔·埃莱尔在书中所言：

“俄罗斯帝国正式诞生于1721年，彼时，北方战争的得胜者彼得大帝自封为皇帝。但从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的15世纪起，莫斯科就总有一种梦想，想要成为君士坦丁堡的继承者。百年以后，这个想法变成了一个很有名的说法：‘两个罗马陷落，第三罗马稳如磐石，第四罗马绝不会出现。’1547年，伊凡四世（伊凡雷帝）获得了‘全俄沙皇’的称号。沙皇（是拉丁语恺撒的变体）说拜占庭消失之后，自己就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但蒙古奴役俄国之时，拥有沙皇之名的是鞑靼人的可汗。伊凡雷帝因此也想成为金帐汗国的继承者。”

彼得大帝的改革使得俄国变得强大，在经济和军事上均有建树。1721年，彼得一世被俄罗斯元老院授予“全俄罗斯的皇帝”之头衔，俄罗斯也正式变为“俄罗斯帝国”。

此后，俄罗斯又经历过叶卡捷琳娜大帝等强大君主，但到了尼古拉二世时，他抱残守缺，坚持主张君主的绝对权力，反对改革，凄惨结局早已注定。

在这千年历史中，俄罗斯一步步由扩张形成，它以专制制度为底色，以对外扩张为永恒主题。但与此同时，它不懂建设的弊病也始终难改。以西伯利亚为例，17世纪时，俄国已经基本完成对西伯利亚的控制，但始终只知掠夺。即使彼得大帝的改革，推动了军事和工商业的发展，但改革的目的仍然是集权统治。



1855年即位的亚历山大二世认识到俄军在克里木战争的失败，本质原因是工业和政治体制落后于西方，因此决定废除农奴制——这是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都不敢触及的问题。虽然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仍不彻底，但仍然克服了巨大阻力，让自己赢得了“解放者”之名。此外，他还推动司法改革，给予女性更多权利，逐渐放开审查制度，允许舆论和文艺创作批评政府，推动大学的教授治校，也让俄罗斯的文艺变得空前繁荣。他在位期间，俄罗斯铁路里程大增，工业发展速度前所未有。但在决定启动君主立宪的当天，他遇刺身亡，改革进程戛然而止。
俄罗斯始终呈现着一种奇妙的形态：一方面热衷于扩张，不断依靠狡诈阴谋和军事侵略实现目的，另一方面缺乏变革动力，始终无法跟上文明的脚步。俄罗斯历史学家们也在这种氛围中沾染了同样的习气，即习惯“对国家的强权欢欣鼓舞”，“认为扩张领土是自然而然的事”。

比如乌克兰历史学家、彼得堡大学教授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1817—1885）在19世纪中叶时，就说希望很快就能见到这样一个时代：“其时，无论是出于统一国家还是强化国家的目的，均可采取强制手段，虽然历史学家盛赞这种做法可谓骇人听闻，而且也不可能站在讲台上，认同宗教裁判所的拷打折磨和火刑堆，认为这么做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目的，可以统合信仰，将彼岸地狱烈火中的灵魂大量拯救出也并不会得到赞许”。

也正因为这样，在很长时间的俄罗斯历史书写中，都没有提及殖民政策。米歇尔·埃莱尔认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态度，有两个理由：

“其一，扩张疆域，直至自然极限（山脉、海洋）的倾向很容易理解。俄国就像压路机，一路穿越广袤的平原，带去文明和文化。其二，因为一个强大的帝国存在，历史学家们可以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为出发点，研究这个帝国的过往。赞誉头戴胜利光环的国家还有一个额外的动机，那就是许多代人奋力得来的这个强大的国家将会成为后世历史学家膜拜的对象，其所受追捧的热度，从前的人根本无从知晓。”

这也正是米歇尔·埃莱尔在撰写《俄罗斯帝国史》一书中所极力想要避免的，他的写作注重于铺陈政治体制和其背后的人，观察不同阶层者在时代洪流中的命运，将所谓的“自豪感”压制到最低限度。他试图通过俄国乃至苏联不同历史时期的官方历史阐释，揭示俄国人自我认知的变化。

这样的书写显然是可贵的，而且它毫不留情地揭穿了一个事实：许多俄罗斯人对过去的美好想象，实际上极端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