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均鹤一生简直可以称得上曲折离奇。他叛变共产党，成为中统特工，后又叛变国民党，成为日伪特工，再后来又变身为“三面间谍”，为中共地下党、国民党、汪伪特工总部都办过事。1933年3月，博古在上海签发的最后一份文件是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叛徒斗争的提纲》。就在这份文件中，以极大的愤怒要去惩罚中共的大叛徒胡均鹤。可是谁也不曾想到，胡均鹤却悄然活着八十多岁。关于这个历史的“谜团”，本文为你深度揭秘。

胡均鹤

胡均鹤一九O七年出生于江苏吴县一个贫苦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早逝，家境困苦，依靠母亲的辛苦抚育和叔父的临时资助，才勉强读到小学毕业。十四岁那年为生计所迫，不得不离开吴县，到上海去闯天下。他先后在酱油店当过学徒，在洗衣铺做过帮工。应该说，胡均鹤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二十年代初，中国工人运动的早期领导人刘华，在沪西办了所工友俱乐部，胡均鹤时常到俱乐部里去活动，与刘华成了好朋友。1925年，上海爆发了著名的“五卅”运动，在刘华的影响下，胡均鹤积极参加了“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运动。年仅十八岁的胡均鹤被这股时代浪潮深深地卷入了。他的聪明能干和接受新事物的敏捷。使他很快就在工运中突显出来。也就在这一年，他由瞿秋白的弟弟瞿景白和李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一个职业革命家。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件，使中共在上海的组织受到沉重打击，同时也使当地的共产党人经受了一次严峻考验。在一段时间里，报纸上几乎天天都有共产党员声明脱党的新闻。但胡均鹤在此革命处于最低谷的情况下，却没有动摇和退缩。在革命队伍遭到严重削弱党内急需人才的时刻，他被党赋予了更重要的工作责任，出任了共青团中央的组织部长，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一九二八年，胡均鹤以少共国际中国支部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少共国际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斯大林还召见了胡均鹤。他在苏联逗留的时间虽然并不长，但却打开了视野。回国以后，在江西苏区从事革命工作，一九三二年初，中共派胡均鹤回上海，进入了党的上层机构，担任了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中央书记。

一九三O年，胡均鹤还以共青团中央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由林彪的堂哥林育南筹备主持的，中央和各苏区都有代表参加。会址设在白克路（今凤阳路）后的一幢大楼里。中共特科秘密地租下了整幢大楼，著名革命家李一氓坐镇机关，还从四川调来了一个叫李一超（即抗联女烈士赵一曼的化名），以李一氓妹妹的身份作掩护。李一氓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记下了对胡均鹤的印象：身材修长，口才很好，很得大家的好感。
一九三二年上半年，共青团中央在上海举办的“青年训练班”，在青训班，胡均鹤结识了从东北来的东北抗日联军著名抗日英雄赵尚志的妹妹赵尚芸。胡均鹤和赵尚芸相识不久就互萌爱意，并最终结为夫妻，共同生活在一起。难得的是，在此后长达60年的风雨岁月中，两人共同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困难和曲折，承受了一次又一次的灾难，但他们的婚姻却始终如一。

一九三一年四月，顾顺章在武汉被捕，随即叛变；6月，向忠发被捕，随即叛变；两位中共高层领导的叛变，使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当时，胡均鹤躲过国民党的抓捕，在党组织的掩护下，逃到了江西苏区。但几个月后，胡均鹤从江西苏区回到上海，不久被捕。

关于胡均鹤的被捕，目前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根据中央特科潘汉年的会议，另外一个版本是胡均鹤的妻子赵尚芸的回忆。两个版本看上去都比较“权威”，实在无法取舍。

根据潘汉年的回忆，胡均鹤化名陈炳文，从江西苏区到上海，带了一箱子红军从打土豪中夺得的金银珠宝，到上海来开展工作。胡均鹤到上海后，住进了百乐门旅馆，同时通过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的黄慕兰，与当时在中央特科工作的潘汉年接上了关系。潘汉年来到了胡均鹤的旅馆，从他手中取走了箱子。潘汉年走后不久，租界巡捕就冲了旅馆，胡均鹤被抓捕。

胡均鹤的妻子赵尚芸的回忆：1932年11月的一个夜晚，胡均鹤在机关里起草文件，他写得很晚，也许是工作太劳累的缘故，写着写着便睡着了。等他醒来时，几个巡捕已站在他的跟前。胡均鹤心里暗暗叫苦，他声称自己是替人看房子的。为首的巡捕冷笑一声，也不与他多说什么，便将他带走了。第二天上午，中共中央委员胡大海来到他家，结果落入敌手。

几天以后，上海的报纸便刊出消息，说是“逮捕了共党魁首胡大海、陈炳文”。国民党中统特务陈蔚如在他的回忆录《我的特务生涯》一文中写道：中统上海区在破获了共青团中央机关后，逮捕了胡大海、陈庆斋、胡均鹤、姜子云、袁炳辉等人，还缴获了一只保险箱。

在被捕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胡均鹤经受住了中统特务的各种严刑拷打。他甚至想以一死来保持自己政治气节。但可惜，他在生理上经受住了严刑的考验，在心理上却被国民党的攻势打垮了。

当时，中统叫来了中共叛徒顾顺章来劝说胡均鹤，调查科的特务又找来了几本中共的“地下刊物”，其中竟有党组织根据并不确切的传闻，已将胡均鹤开除出党的消息。这在精神上，给了胡均鹤受沉重的一击。另外，顾顺章劝说胡均鹤:，说赵尚芸不久即将分娩，现在一个人孤苦伶们地生活，不能没有人照应。

胡均鹤本来就深爱他的妻子，面对着顾顺章的劝说，胡均鹤动摇了。先前曾有的一点革命觉悟的政治信仰迅速崩溃，取而代之的是切身利害计算与实用主义。经过一番灵魂深处的自我搏斗，他终于向国民党屈膝投降，并答应为调查科服务。

不久，胡均鹤就接受调查科的调遣，前往南京正式加入特务机关工作。胡均鹤对自己的未来，非常清楚：中统对叛徒，不可能充分信任，惟有努力表现，才能站稳脚跟，获得重用。因此，胡均鹤积极参加到破坏中共组织的行动当中，在随后的几次重大行动中，他都表现突出，很快就得到了中统的赏识，胡均鹤担任了中统南京区的区长。后来，胡均鹤又担任平绥铁路国民党特别党部特务室主任，专事破坏共产党的工人运动。

一九三七年秋天，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人占领北平后，胡均鹤匆忙撤往内地。不久，上海、南京相继沦陷。

一九三八年，胡均鹤出任“中统”苏沪区的副区长，成了沦陷区的国民党地下抗战工作者。在这个岗位上，他曾经做过一些有益于抗战的工作。但是，政治风云的变幻莫测及，及险象从生的政治生态，又一次把他推向了悬崖的边缘，迫使他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与选择

一九三九年，日本占领军在上海部署了大批的军警宪特，严密监控各种政治力量的反日活动，国民党的“中统”和“军统”在租界开展了搜集情报、打击日伪(包括暗杀)等活动。此时，丁默、李士群叛变投敌，建立了汪精卫伪政权的“76号特工总部”，为日本侵略者效力。“中统”、“军统”与“特工总部”之间，曾展开了一场充满血腥气味的互相厮杀。

九月十七日，胡均鹤在一次行动中，因“中统”苏沪区副区长的苏成德叛变，被李士群的“特工总部”逮捕。苏成德将整个苏沪区的“中统”人员出卖。以李士群为首的“特工总部”当时以冷酷残忍著称。落入他们之手的抗日人士极少能够幸免于难。要么是舍生取义，要么是妥协投降。特别是像胡均鹤这样的骨干分子。

李士群

在这个面临着是与非、善于恶、生与死的严峻考验的关键时刻，胡均鹤再一次暴露出了他的人性弱点。为了能够苟活而不惜背叛民族，沦落为汉奸，他投靠了李士群。

李士群的政治经历和胡均鹤十分相似。他也是从中共叛徒到中统，又从中统叛变成汉奸。胡均鹤既已投靠李士群，便成了一只过河的卒子，只能步步向前紧跟李士群。也由于胡均鹤机敏干练、善于见风使舵，他很快就受到了李士群的信任和重用，成了“特工总部”的重要骨干和李士群的重要助手。他先被汪伪任命为特工总部南京区的副区长兼情报科长，不久又调到上海担任特工总部第二处处长，胡均鹤成为汪伪对付中统和共产党的最高头目，同时还兼任由李士群担任社长的“海社”的书记，从事破坏学生运动的活动。

胡均鹤深知汉奸的道路既是一条充满罪恶之路，也是一条充满危险之路。他虽然心甘情愿做了汉奸，但他并不想在这条危险的道路上，死心塌地一直走下去。他随时都在留心政治风云变化，寻找着适当的机会，为自己预留后路。

76号特工总部原是想用胡均鹤作诱饵，将“中统”苏沪区最大的头目徐兆麟抓获。胡均鹤是当时唯一能够和徐兆麟直接联系，可以找到徐的行踪的人。但胡均鹤实际上并未按“特工总部”的意图行事，反而暗中放了徐兆麟一马，从而为此后继续与"中统”保持秘密联系，留下了伏笔。后来，胡均鹤果然以暗中向“中统”提供情报，获得了“中统”的谅解，并且使“中统”认可他为所谓的“地下抗战工作者”。

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与发展，为适应党的全面领导抗战的需要。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积极因素，中共领导决策层为情报工作制定了若干非常灵活务实的政策和策略。其中之一就是充分利用敌对营垒中的内部矛盾和空隙，策反或收买其中的某些人物为中共的情报工作服务。

当时，汪伪营垒中，一些中上层人物，为了自身的利益需要，也愿意在一定程度上和中共保持有限的合作。这就是所谓的“互相渗透、互相利用”的情报工作游戏规则。当时的“特工总部”头目李士群就是喜欢运用这一"游戏规则”的人物。他身为日伪汉奸特务的大头目，为了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以加强自己在日伪汉奸内部矛盾斗争中的地位，同时也是为自身留下某种退路，他不仅在与“军统”大打出手互相残杀了一阵之后，又设法与“军统”暗中沟通妥协，在不直接威胁其自身存在的条件下，对“军统”在上海的活动，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同时，李士群也主动向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传递讯息，希望和中共取得联系，向中共提供一些日伪方面的情报。

潘汉年

有鉴于此，中共方面便给予积极回应。当时主管敌后情报工作的潘汉年，很快就派出地下党员关露到李士群的官邸担任联络任务。后来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潘汉年又亲自和李士群打交道，不仅直接从李士群那里获得了一些重要情报，而且还通过李的渠道为中共解决了某些实际问题。1942年的秋天，李士群帮助中共将中共重要人物刘晓、王尧山等人，安全渡过长江，撤退到新四军根据地去。

在潘汉年和李士群打交道的过程中，胡均鹤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由于他是李士群的重要助手并深得李的信任，因此，在潘汉年和李士群几次秘密会见时，他都在场。他不仅积极支持李士群和中共的交往，而且认真贯彻执行了李士群交办的一些任务。例如在帮助刘晓等人转移到根据地的过程中，正是由他亲自到镇江做了一系列周到的安排，才保证了转移的安全与顺利。

胡均鹤还按照潘汉年和李士群的规定，亲自编了一本密码本，由潘汉年带到根据地，从而使双方能够继续保持秘密联系。此外，从新四军根据地到江南的秘密交通线，其中有一条，也是经由胡均鹤安排的。

所有这些都表明胡均鹤在作为一个日伪汉奸特务的同时，的确是曾经为中共为抗日做过一些有益事情的。虽然其主导的思想动机是“狡免三窟”之计，给自己留后路，但客观上帮助了共产党。

一九四五年的秋天，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胜利，日本人无条件投降了。依附日本人的汉奸成了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然而，胡均鹤的心态却多少有些出人例外。尽管从1939年起，他就成了一个重要的汉奸特务，但他预留的后路。却给他带来了某种慰籍与希望。

事实也果然如此。在此历史转折关头，中共首先向他伸出了援救之手。地下党派人找到他，真心诚意地希望他能认清历史趋势，带着他的人和武器以及档案等，投奔到革命根据地去。如果胡均鹤当时能接受中共的这番好意，那他后来个人的历史与命运或许就是另一种写法了。但可惜，他在经过了一番思考之后，却托词拒绝了中共的好意。后来，中共方面又再三给他以“弃暗投明”的机会，但他均未能珍惜。

胡均鹤之所以不领共产党的情，是因为共产党当时还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他经过一番权衡之后，就把赌注押在了正处于强势地位的国民党身上。他幻想能够利用长期与“中统”的关系，而分得国民党的一杯羹。但事实很快就粉碎了他的幻想。国民党内部本就是派系林立，互相倾轧。“中统”虽有意将胡均鹤收编在自己的麾下，“军统”为了削弱“中统”势力，却迅速下手，以“汉奸罪”将胡均鹤逮捕。本将判处死刑，但国民党也考虑到他在投靠李士群后，有意放过了徐兆麟一马的事实，这使他仅被判刑10年。胡均鹤在当时那批被惩办汉奸中，唯一没有被判处死刑的。

在南京老虎桥监狱，胡均鹤被关了整整三年。在这三年里，国内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到了1949年初，经过三大战役后，共产党的胜利和国民党的失败，事实上已成定局。这是胡均鹤三年前不曾料到的。他为当年的错误选择，付出了沉重代价。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当局突然将他释放出狱了。

国民党当局为什么突然释放胡均鹤? 胡均鹤被放后，他为社么又重新寻找中共关系，并转向为中共服务?这是一个相当复杂微妙而又很关键的历史问题。因为正是这个问题，部分地导致了几年之后一件新的历史冤案的形成。

1949年初，国民党当局将大批关押在监狱中的罪犯放了出来。其主要目的显而易见，就是要甩掉包袱并给即将接管政权的共产党制造混乱和麻烦。但国民党把胡均鹤这样的特殊人物放出来，却并不是一放了之，而有更具体更直接的目的。原“中统”机构，这时已经改为内政部调查局(简称内调局)，其性质与任务仍一如既往，以打击和破坏中共为主旨。内调局深知胡均鹤的底细，也了解他在历史上与共产党的微妙关系。因此，在释放他出狱时，便重新起用他为内调局京(南京)沪地区潜伏组织的负责人，同时要他设法打入中共内部进行活动。

然而这时候的胡均鹤再也不像三年多前那样对国民党存有任何幻想了。形势是明摆着的。他决定不再为国民党卖命而投奔中共。于是他在被释放出狱后，就将内调局交给的任务置诸脑后。

很快就通过他的老搭档刘毅(日伪时期曾任"特工总部”镇江站站长，也曾为中共做过一些好事)到香港去找潘汉年，从而接上与中共的关系。胡均鹤还让刘毅带去了一份“见面礼”，即他有一个国民党的军事关系可以帮助中共策反归顺。潘汉年本着中共一贯的方针政策，表示可以将他们介绍给中共有关部门，让他们直接到解放区去找华东情报部责任人扬帆。潘又及时将此情况电告了中央情报部并转告华东情报部。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胡均鹤被华东情报部带进了上海。由于有抗战时期曾为中共做过一些事的历史渊源，又由于现在的主动投靠，更由于当时对敌斗争的需要，扬帆在报经华东局书记饶漱石批准后，将胡均鹤放在上海市公安局作为“特情”人员参与肃反工作，并让他担任了一个由起义、投诚人员为主组成的，作为咨询机构的情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一职。受此重用，胡均鹤的确是以争取立功赎罪的心情认真履行职责的。他主动向组织上提供了一份《中统和军统人员表》。这份名单对上海解放初期的肃反工作，特别是在破获敌特一些案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历史的发展曲曲折折，胡均鹤个人的命运也因此坎坎坷坷。

他原以为最后这一次投奔共产党的选择，会使他从此走上新生的平坦之路。但事与愿违。他只过了几年的平静生活，从一九五四年秋天起，他就被宣布隔离审查，一九五五年春天，他被正式逮捕。一直关押到1982年秋天才被释放，整整在牢里呆了二十八年。

胡均鹤的这一次牢狱之灾，有着相当复杂的历史背景。1951年初，公安部一位主要负责人，到上海视察工作时，意外发现上海市公安局的情报工作委员会主任是胡均鹤，随即表示了不满，并对主持上海公安局局长扬帆提出严厉批评。同时要求对公安局进行全面检查。由于在检查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已带有明显的“左”的倾向，结果就把扬帆在对敌斗争中执行党的政策与策略时，出现的某些工作缺点和失误，无限上纲为“包庇、掩护和重用特务分子”的严重政治错误。

杨帆

到1954年初发生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事件后，曾经指导过上海公安工作并批准任用了胡均鹤的饶漱石。就被增加了一条新罪行。不久扬帆也被打成了“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成员。他那“包庇、掩护和重用大批特务分子”的所谓“严重政治错误”也就水涨船高地被定性为“反革命罪行”。

到1955年4月潘汉年也被怀疑为“内奸”，并被逮捕审查。为了坐实饶、潘、扬共同“包庇、掩护和重用特务分子”的罪名，胡均鹤就成了办案者手中最重要和最有力的“证据”。他先是被直接押送到北京进行审查，而后就把他定性为“潜伏特务”。理由就是他自己交代的国民党内调局安排他担负潜伏任务并没法打入中共内部。

历史就是如此这般地曲折和离奇:：潘汉年、扬帆为了对敌斗争的需要，当时利用胡均鹤的主动投诚，让他帮助肃反工作，却落了个“包庇、掩护和重用特务分子”的罪名。并被打成“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而胡均鹤为了自己的出路，主动投奔中共，并对国民党反戈一击以立功赎罪。结果却是按“潜伏特务”论处，罪上加罪。

从1954年9月被隔离审查，到1982年10月被保外就医，胡均鹤被关了整整28年。这是他一生中的第四次牢狱之灾，也是时间最长的一次。第一次是在他担任中共要职时，在1932年的冬天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这次只关押了两个多月便因他变节投降而被释放；第二次是在1939年的秋天，在他作为国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时，被日伪汉奸“特工总部”所逮捕。这一次被关的时间更短。因为身分已经暴露而又贪生怕死，只经过短促的突袭，他就叛受投故。第三次是1945年的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完当局第判刑10年。但实际上只关了三年就被提前释放，又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重新启用。从前三次的被捕和获释情况不难看出，政治生态环境的复杂和各种实际政治利益的需求，使得胡均鹤这样一位丧失气节、见风使舵的人物，总是能够“逢凶化吉”生存下来的。

但他的第四次被捕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虽然他在这次被捕期间，采取的依然是“坦白一切”的态度，但由于政治生态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胡均鹤被长期关押达28年之久。

1978年的冬天，中国出现了重大的历史转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为重新审视历史澄清诸多历史迷雾创造了有利条件。

1982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为潘汉年冤案平反昭雪的通知。受此冕案株连和影响的许许多多的人和事件。也因此而得到了重新评价。胡均鹤案件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

在潘汉年平反一个多月后，胡均鹤就以“保外就医”形式，从山西劳改农场放出回到了上海。虽然此时对胡案尚未来得及全面复查，但潘汉年的“包庇、掩护和重用”特务分子胡均鹤的“罪名”，既已被推翻，把胡定性为“潜伏特务”也就失去了事实的依据。

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有关部门对胡均鹤案件进行了重新审查，并在1984年4月做出复查结论。结论认为:“胡均鹤曾叛变革命投降敌人充当特务，历史上是有罪的。解放后期已向组织作了交代，并早在1941年即与我建立了联系，为我党做了工作，根据党的政策，对其历史罪行应既往不咎，潜伏特务问题系错定，应予平反。因此原定胡均鹤犯有反革命罪不能成立，应予否定。”

晚年的胡均鹤

在做出上述结论的同时，有关部门还提出:“鉴于胡均鹤过去曾为我做过一些工作，因受潘汉年、扬帆冤案以及饶漱石问题的牵连关押二十多年，现已年老多病，建议妥善做好善后工作。”根据这一精神，上海市公安局随即决定: 让胡均鹤享受行政15级离休干部待遇以安度晚年

1993年3月，86岁的胡均鹤逝世，为自己的一生划上了最后的句号。胡均鹤的“百变人生”给留下了太多的思考。他的一生可谓曲折离奇，几经反复。早年追求革命，中间又背叛革命，还曾背叛民族，犯下了许多罪行。但最终还是迷途知返，回归了革命阵营，并受到了党和人民的宽恕。参考文献：吴基民：潘汉年案的关键人物——胡均鹤扬子晚报：胡均鹤与潘汉年冤案尹骐：胡均鹤在谍报漩涡中的沉浮王勇：胡均鹤的荣辱人生文摘报：胡均鹤与潘汉年为何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