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认为，现今中国体制的一些弊端源自其悠久的封建历史。然而，从唐宋到明清，再到袁世凯和民国时期，中国的官僚体系中始终存在进谏制度，允许大臣和官员直言不讳地指出皇帝的过错，不论是轻微的书面批评还是严厉的当面斥责。这一做法既出于对国家的忠诚，也是为了个人名誉和历史地位的考虑。从魏征、褚遂良、萧钧、杜甫、元稹，到范仲淹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从方孝孺的“有种诛老子十族”，到章太炎砸袁世凯办公室的故事，再到民国时期的胡适和鲁迅，中国历史上充满了敢于直言的文人官员。他们展示了中国政治体系中的民主元素和文人官员的坚强后脊梁。然而，这一切在过去70年里被严重歪曲和贬低，中国古代的明君贤臣被污蔑为昏君奸臣，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中国人的历史记忆，来为这条外来的寄生虫找到执政合法性。
换句话说，中国古代皇帝有多“专政暴敛”？我说去你妈的马鞑子历史观，古代皇帝连制币权都不在手里，往往穷的只能和后宫借钱。
反观当前，当前中国的治理体系是中国历史上最集权，文人言论自由程度最低、文人地位最被压抑的时期，这是一种披着乌托邦外皮、核心却是代表极少数恶人利益的集权专政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无论个人如何努力，最终都会在极权主义的压迫下消沉、同化和精神死亡。这种人为的压抑导致了在社会学、中国历史、文学、艺术和哲学层面上对自由和真理的根本性死亡，这在中国历史上，即使是在元朝、清朝也未曾如此彻底。如果我们看过1984，就很明白，这是一个十恶不赦，罪孽深重，有一个老大哥和一群思想警察组成全景监狱制度。即便是身处高位如李克强同学，只要和组织思想不一致，就会被消失湮灭。在这样的国度，人性，友爱，爱情，忠诚，利他，实事求是，自由。。。都会被视为愚蠢和不可救药的品质。
下面我举些小例子，中国古代皇帝是有一定包容心，文人是有足够自由（政治自由，不是竹林七贤的那种）的：

历史上，唐朝的皇帝们，如唐太宗，几乎是在魏征的批评中统治的。魏征对政策和个人品行的批评毫不留情，而唐太宗虽然愤怒，但还是必须接受，因为他自己设立了言官制度。言官，包括台官和谏官，负责监督百官和皇帝本人，对他们的错误进行公开指责，而且不必承担任何责任。这种制度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体系中一定程度的民主因素。

宋朝的皇帝也常常面对大臣的直言不讳，如神宗皇帝因军事失利想要处死一个官员，但被宰相蔡确以“祖宗之法”为由劝阻。这种情况下，皇帝虽有绝对权力，但实际上受到了法律和传统的限制，这再次体现了古代中国政治体系中的民主因素。

海瑞是另一个著名的例子，他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嘉靖皇帝的政治和个人错误，甚至为自己准备了棺材，准备好面对皇帝的报复。但最终，他的直言得到了嘉靖皇帝的认可，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名垂青史。

总之，中国古代的政治体系虽有其封建专制的特点，但包含了民主因素，如进谏制度，允许官员对皇帝的决策提出批评。这种制度体现了文人官员的责任感和勇气，与今天的“绝对专制”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