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替：知青回城 就业的主要途径

作者：胡伟祖

老朋友聚会，几位有过顶替经历的老知青，不知怎么突然聊起了当年顶替父母参加工作的经历，言语之中都唏嘘不已感叹连连。我虽没有此番经历，但亲朋好友同学同事中当年顶替父母参加工作的不少，在单位里也经历过短短两三个月时间里，一批老职工匆匆离岗退休，一批老大不小饱经风霜的年轻人顶岗上班，对当年热热闹闹的顶替风潮也是记忆犹新——四十多年前，顶替，曾是城市居民的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
所谓顶替，就是指父母退休、退职后，由其子女顶替岗位、进入父母原工作单位就业上班。这是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一项劳动就业制度，起源于上世纪50年代，真正大规模实施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当时，“文革”已经宣告结束，各个领域都在进行拨乱反正。下乡的知青都期盼着回城工作，应届的中学毕业生和历届的待业青年都等待着分配工作，就业形势非常严峻。1978年6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规定干部和工人退休、退职后，“家庭生活确实困难的，或多子女上山下乡、子女就业少的，原则上可以招收其一名符合招工条件的子女参加工作”。
两个《办法》一传达，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顿时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因为这个时候，很多家庭都有子女上山下乡在农村务农，但返城的途径还比较狭窄，虽然也有“上调”（推荐选拔调入工矿企业）、上学（推荐选送工农兵上大学和1977年恢复的高考上大学）、参军等机会，但毕竟受惠者有限。一些享受病退（身患疾病退回原籍）、困退（家庭有困难需要有人照顾退回城市）政策的回城知青也在等待安排工作，家里有“社会青年”（因各种原因未上山下乡和安排工作的青年）、待业青年（76届、77届中学毕业生）的，也都为孩子没有工作而苦恼。有了顶替政策，这可是开辟了一条进入工作岗位的捷径，对有父母还在上班并即将到龄退休的下乡知青、待业青年们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
据原上海市闸北区档案馆有关资料记载：1978年8月9日，区有关部门对一九七八届中学毕业生分配工作进行了分析统计：全区47所中学，今年共有毕业生18982人，除去农村户口和外省市借读214人外，实为18768人，加上七六届、七七届遗留的1500人，共有20268人需要分配。……
1978年12月8日，区上山下乡办公室对全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情况的调查统计：全区到目前为止，在外地农场和农村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尚有26066人，其中在外地农场的11166人，外地插队落户的14900人。在插队落户的14900知青中，已结婚的6497人，未婚的7403人。未婚者中，可顶替父母工作的有3062人，已交病退材料的2352人，仍在农村的1687人。已婚者中，可顶替父母工作的有2043人，已交病退材料的843人。
在外地农场的11166人中，已结婚的3183人，未婚的7963人。未婚者中，可顶替父母工作的有1016人，已交病退材料的2352人，仍在农村的1687人。已婚者中，可顶替父母工作的有2043人，已交病退材料的125人。在农场和农村插队的已婚知青中，与当地干部和农民结婚的约5000人，其余为双方都是上海知青或一方为上海知青一方为外地知青。
到11月底，今年以来共批准知青病退回沪4600人，已收申请材料尚未批准的7372人。顶替工作具体实施后，上海的企事业单位就“闹猛”了，符合条件的老职工纷纷提交退休申请报告，有子女在外地农村的更为迫切。有条件顶替的知青更是欢欣鼓舞，抓紧办理有关手续，高高兴兴准备回城参加工作。堂姐是六九届初中毕业生，分配时正逢上山下乡“一片红”，到江西农村插队落户也有好些年了。顶替政策一出台，在《解放日报》工作的伯父，本来就年龄过线，立即办了退休手续，让堂姐顺利的进入了报社工作。妹妹当时在市郊星火农场务农，顶替政策出台时，父母尚未到退休年龄。一年多以后，母亲可以办理退休手续时，妹妹却不想顶替，因为母亲的单位是“生产组”性质，福利待遇较差，就此放弃了一个顶替名额。
以后，为了让妹妹早点回城工作，父亲办了提前退休手续，让妹妹顶替进了“大全民”的纺织厂工作……朋友阿凯，搭上了上山下乡的末班车，去了上海市郊的五四农场。在农场干了一年，因表现好已经离开大田班当上了电工和拖拉机手，顶替政策出台后，家人要他顶替母亲的工作回上海，他却嫌母亲是集体所有制单位不太愿意。那天，在上海一家企业当经理的父亲突然来到农场连队，找到他说已经为他办好了顶替母亲工作的手续，让他赶快回寝室整理行装，卡车在连部等着，就这样硬是把他“押”回了上海。当然，不是所有家庭都这么顺利，有些家庭因下乡子女多而可顶替的位置少，就要看这个家庭的家风 了，也考验着兄弟姐妹的亲情。
同学阿姗，两个姐姐一个在黑龙江军垦农场，一个在安徽插队，因为母亲没有工作，只有父亲一个岗位可以顶替，姐妹俩虽都很想回来，但是却互谦互让。最终，拿工资的姐姐硬是把回上海工作的机会让给了拿工分的妹妹，演绎了一场姐妹情深的佳话……邻居小龙，在市郊农场务农，哥哥在江苏农村投亲插队。因父亲早逝，只有母亲一个岗位可以顶替。家里人都主张让他哥哥顶替，让他在农场等上调。他却在农场写了一封信给哥哥，诉说了农场工作的艰辛，请求哥哥把顶替机会让给他。哥哥虽然也很想回上海，但想想手足之情，毅然答应了他的请求……当然，为争抢顶替机会，兄弟反目、姐妹结仇，家庭闹得很不愉快的也时有耳闻。在顶替父母工作中，也有人“曲线救国”，采取非常合法的办法，达到了回这项上海工作的目的。邻居阿强，读书时学习成绩就好，初中毕业去了黑龙江农村插队。
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考进了当地的一所师范学院跳出了“农门”。顶替政策一出台，家人立即写信要他退学回沪顶替父亲的工作。他虽然很想继续读书，但思念亲人想回上海的愿望更强烈。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办了退学手续，回到生产队恢复知青身份后，再申请办理顶替手续，把户口迁回了离别十年的上海。这是因为当时规定，只有还在农村的知青，才能享受顶替政策，已经离开农村上大学、或者已经上调到当地工矿企业的知青，是不能享受这一待遇的。为此，不少已经上学、上调的知青，又想办法退学辞职返回农村，再办手续“曲线”顶替回城工作。
同事阿旺，在农村插队几年后，与土生土长的当地姑娘结婚并有了孩子。顶替政策出台后，他与妻子协商办理了“假”离婚手续，恢复单身后顶替回沪工作不久，又回去办了复婚手续。这是因为当时规定，与当地青年成婚的知青，不能享受顶替的待遇。为此，当时已婚知青办“假”离婚的不少，而后来弄假成真、留下“孽债”的传闻也经常听说。
1979年4月，闸北区劳动局给区委的一份报告中写道：遵照国务院104号文件精神和两个《办法》的具体规定，从去年12月起至今年3月底，区属单位职工退休、退职及招收子女顶替工作已基本结束。全区区属单位共有职工93593人，其中符合退休退职条件的14581人，占职工总数的15.5%。有子女顶替的9889人，占符合退休退职条件职工总数的67.8%。经本人申请，已审批退休退职职工11911人，招收符合条件的子女顶替工作的7514人……父母退休子女顶替这种劳动就业制度，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解决大批返城知青和社会待业青年的工作问题，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这种“子承父业”的就业制度，从根本上说是有违社会公平和择优录用的原则的。1986年7月12日，国务院发布了国营企业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四项规定，决定从1986年10月1日起，国营企业招用工人，必须“面向社会，公开招收，全面考核，择优录用”，并全部实行劳动合同制，废止了父母退休子女顶替的制度。从此，子女顶替父母工作的社会现象逐渐消失。顶替，当年社会的热门话题也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语境……
外一篇违规顶替被退回“小丹阳”之幸


作者：胡伟祖

真没想到，原本以为是要得罪人的一次出差，竟成就了一位“财富人物”，世事真的难料。
事情还得从40多年前说起。
1979年3月的一天，菜场“一把手”老干把我叫到办公室，交给我一个出差任务：去丹阳跑一趟，把违规“顶替”来上海工作的老束儿子退回去。我问：还有谁一起去？老干答：就你一个人去！
我一听头有点大。
老束是我们菜场的一位班组长。他儿子是一名土生土长在丹阳的农村青年。按照当时“顶替”政策，只要未婚未育，也是可以与城市下乡知青一样，“顶替”其父来上海工作的。为此他早早办妥了有关手续，在我们公司下属的一家酱菜厂上班了。突然，有人举报，说他已经在当地成婚并有孩子，不符合“顶替”条件。经一番调查确准后，立刻被所在单位停止了工作。
我出差要办的事，就是到当地给他办理退工手续，将他退回农村老家去。当时城乡差距很大，上海户口、上海国营企业的工作岗位都很金贵，要将一位好不容易来到上海的农村青年退回农村去，想想也是蛮残酷的。我与老束在单位里关系一般，但要去办这种差事，心里也是有点纠集的。可是，作为单位的团支部书记，面对党支部书记布置的工作，又没有理由拒绝。简单了解了一下事由后，我接下了任务。随后，去上级公司开介绍信，又去老北站火车站买了火车票。
第二天上午，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登上了北上的列车。经过六个多小时的开行，列车在下午三点多到达丹阳。下车后我有点恍惚，习惯了上海火车站的“闹猛”，丹阳火车站就冷清多了，出站口就是一间普通的平房，也没人看管检票。走出火车站，更有一种隔世的感觉，通往县城中心的马路上，少有汽车行驶，多见马车通行，更有很多我在电影《南征北战》里见过的“支前”独轮车载货搭人被人推行。我沿着这条路前行，不一会见到一个挂着“人民旅社”招牌的院落，进去看看房间还蛮干净，就决定住宿这里。稍事休息片刻，看看时间还早，我决定先去县劳动局看看。
时值“顶替”高峰，县劳动局里人声鼎沸，等了好长时间，轮到我时，天都有点暗了。我向那位接待的老同志表明来意后，就被他劈头盖脑的一顿数落：你们上海怎么办事的？这么重要的事情也不审核清楚……我内心深感委屈，这事又不是我办的！表面还得装出一副是我错的诚恳样子，虚心承认错误，还拿出当年最流行的话敷衍：我们是有错必纠嘛！纠缠了好长时间，这位老同志打着官腔就是不肯接受我的退工材料。
我心里有点急，难道就这样打道回府，白跑一趟事小，办不来事的名声我可不愿承受。眼看老同志收拾台面一副准备下班的“腔势”，我却一点没有放弃的样子，仍然不断的与其理论。说到最后我也“横竖横”了:违规招录的人被查出来，肯定是要退回的，不管你们接收不接收。看到不能马上打发我走，老同志接过我的退工材料仔细看了一遍，慢吞吞的对我说：他是农村顶替上去的，你直接把他退回到他所在的公社去吧！我一听“有戏”，顿时来了精神，详细询问了去公社的有关事项后，回旅社晚餐休息了。
次日一早，我找到长途汽车站，登上了前往老束家乡的长途公交，在丘陵地带的公路上颠颇了两个多小时才下车，找到公社办公地时，却被告知中午休息了，下午再来吧！
无奈，我只能退出办公室，在街上闲逛。就在我无聊之时，看到有一群人在街上围观什么，便也走过去“扎闹猛”。突然，一位当地青年走到我面前说：你是上海来的吧！我在我爸单位里见过你！我心里一惊，难道这就是要被我退回的老束儿子，这可是我现在最不想见到的人啊！
见我不置可否的样子，他倒热情起来：你一定是为我的事来的，现在中午了，你也办不成事，到我家去吃中饭吧，我爸在家呢！我虽不太愿意，怕见到老束有点尴尬，但穷乡僻壤的也没地方用餐，他又盛情相邀，我也就硬着头皮跟着他“翻山越岭”的回家了。
见到老束，他比其儿子还要“客气”，连忙吩咐儿子儿媳快去打酒割肉、生火做饭。待我坐下后，老束告诉我他儿子顶替的原委，大骂其某同乡忘恩负义检举揭发了他们的违规情况，害得他儿子只能回乡种地。我默默听他诉说，偶尔插两句无用的劝慰话。酒足饭饱以后，我对老束父子说，退工回乡这是没办法改变了，其他有什么要求，你们可以提出来，我能帮的一定尽力。
老束儿子想了一下提出，办顶替时，他已改为吃商品粮了，其父亲改为吃农村口粮。现在被退回来了，这个能不能就不要改了，还是让他吃商品粮，父亲吃农村口粮。我知道在计划经济时代，吃商品粮既是一种福利待遇，也是一种身份象征，这种大事我也作不了主。思忖一下后回答：这是你们公社的事，等会我帮你说说看，但决定权不在我这里。
告别老束，他儿子又领我回到公社，接待我的是一位身着军便服的年轻人，还是公社的党委副书记。听完我的来意，接过我递上的材料，他很爽快地说：有错必纠，该退就退吧，让他回生产队去！
我迟疑了一下，又把老束儿子的要求提了出来，希望公社能够通融一下，照顾年轻人希望吃商品粮的愿望。他想了一下，笑着说，老的让小的，可以理解，便宜他们了。看事情办得如此顺利，我高兴地连连向他表示感谢！
出了公社大门，老束的儿子还在等我。听我说事情都办妥了，他吃商品粮的要求公社也答应了。他非常开心，不断向我道谢，还非要送我到长途汽车站，直到我上车后他才离开。
回到旅社，我一改昨日的担忧，异常兴奋。想想原本一桩要得罪人的苦差事，变成了一件当事人感激不尽的大好事，很有成就感，连夜写信向领导汇报。
翌日早上用餐后，我结清房款，直奔火车站买票回上海交差。
几年后，为了关心慰问退休职工，我又去了一次丹阳，见到老束免不了一阵嘘寒问暖，他还不忘感谢我多年前对他们的帮助。在招待我们的饭桌上，老束告诉我，儿子现在在乡办企业工作，干得很好，我听了也很欣慰。
又过了若干年，在一次老同事相聚闲聊时，不知怎么提起了当年顶替那些事，有老同事告诉我，那个违规顶替来上海又被我退回去的老束儿子“小丹阳”，后来发了，生意做得很大，还被当地评为“财富人物”了。我听了也很感慨：福兮祸兮，真是很难预料。我的一次出差，坏事变成好事，无意中竟成就了一名农村青年的事业。“小丹阳”之幸，也是我人生中一件幸事了！



贴主:布南温于2024_03_26 19:07:28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