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其过程无疑是极其艰辛、残酷的。这其中也充满了刀光剑影、明枪暗箭、尔虞我诈。

而在正面战场之外，敌后战场的斗争也同样惨烈，充满了渗透与反渗透的角力。

1939年4月，在八路军内部发生了一起性质十分恶劣的枪击事件。

时任八路军炮兵团参谋的左叶，因为调防中没有通知特派员刘瑞德从而与其发生争吵，争吵中左叶更是拔出手枪枪击了刘瑞德，幸而警卫员制止才未能击中。

事发后炮兵团考虑到影响非常恶劣，随即将左叶捆束送到了延安，请求发落。

……

不过这样一起看似“坐实”了的恶劣内斗事件，在仅仅2年后却迎来了逆转。
这其中有着怎样曲折的故事呢？

在反围剿时期，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共产党员、红军经常面临危险，但即便如此大部分同志依然坚守初心。不过这其中自然也会有一些人的思想不坚定发生了动摇，他们也选择了脱离组织，更甚者还有得背弃了理想信念选择了投敌。

而刘瑞德就是这样一个人。

1934年，红军被迫长征后，时任红一军团保卫局通信班长的刘瑞德趁着部队混乱，选择了离开部队。

兵荒马乱的年月，刘瑞德自然认为自己此举是无人发现的，殊不知他所作的这一切都被当时担任军团后卫任务在河一侧的左叶发现了。

不过由于隔着河流，左叶也没能抓住刘瑞德。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数年之后二人还能再次重逢，只不过明面上是战友，背地里却已是敌人。


刘瑞德逃跑后，没有回到老家去种地，而是选择投奔了敌人，把自己知道的一些内情告诉了特务，还获得了特务机关的重用，并在戴笠那里接受了特训，成为了一名军统特务。

而在抗战打响后，为了掌握八路军的情况，军统决定安排他混入八路军队伍。

为了避免引起怀疑，他伪装成在长江局门口扫大街的清洁工，八路军战士见他很辛苦，经常嘘寒问暖。

过了一段时间，他告诉八路军，说自己曾经是红军，在瑞金撤退的时候被俘，逃走后没地方去，只好来南京扫大街。但一直很想念大部队，希望回到队伍中。


热情的八路军战士将这一情况告诉了上级，上级询问后相信了刘瑞德的说法，于是开了通行证，并介绍他去延安抗大学习。

就这样，刘瑞德成功的混到了延安的队伍中，在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炮兵团担任特派员。

然而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他抵达炮兵团报到的当天，他才发现炮兵团参谋长、代理团长不是别人，正是左叶。

两人第一时间都认出了对方，但都没有多说什么。再次成为同事后，左叶虽然很照顾他的工作，但一遇到重要的机密工作，左叶都选择刻意回避他，尽量不告诉他。

1939年9月，八路军总部命令炮兵团开赴太行总部，要求炮团一部率先抵达洛川。

左叶看过命令后，认为事情事关重大，不能告诉有投敌嫌疑的他，于是自己集合部队就出发了。刘瑞德发现左叶带领部队走了后，当即意识到有重要军事行动，于是他借题发挥，说自己没看到总部的相关电报，是左叶“乱下命令”擅自行动，这也引起了部队内部的矛盾。


左叶担心军心不稳，立刻把他叫了过来，直接了当的问他当年部队走上长征路，你为什么往相反的方向跑？

对此刘瑞德知道自己没法自圆其说，于是强硬的表示自己的相关情况，组织上已经审查清楚了，左叶没有资格审问他，相反要左叶检讨错误，承认自己“擅自调动部队”。

这下可把左叶气坏了，当即拔出手枪朝他打去，旁边的警卫员赶紧阻拦，子弹才没有击中刘瑞德。

因为左叶没有掌握刘瑞德投敌的任何证据，就向特派员开枪，这显然是不符合组织纪律的。

加之刘瑞德第一时间向上级告了状，炮团领导也认为这件事处理不当，如果不能按照规矩办事，大家都互相闹起矛盾来，队伍就没法带了，于是把左叶抓起来捆送到延安处理。

当时左叶被反绑双手，一个人骑马去延安，炮团也没安排人护送他。


到了延安后，左叶遇到了刘少奇，刘少奇问他是怎么回事？刘少奇相信他的人品，没有对这起矛盾的是非对错进行判断，而是让他去找滕代远。

滕代远看了炮团领导写的信后，详细询问了情况，觉得此事有疑点。正好军委副官处的钟化鹏也在场，相信他的说法，于是帮他写了申诉书，送到了毛主席的书桌上。

毛主席对左叶的直率性格有些了解。当年他参加了秋收起义，作战很勇敢。

1930年攻打长沙时，彭总考虑到左叶负了伤，不让他参与，结果他坚持要上阵，还成了敢死队的先锋。

1937年，王明回到延安，左叶得知王明每天要求喝牛奶吃面包，不和贫苦老百姓打成一片，当即义愤填膺动手打了王明，这事在当时便闹得很大。


毛主席觉得他提到的情况虽然没有证据，但需要重视。

于是做出批示，认可左叶对此这件事的判断，但处理方法不妥，安排他马列学院学习。

批示中提到了“左叶就是法律，法律就是左叶”这句话，有了这段批示，他被免罪，临时去军民客栈当副主任。

至于刘瑞德听说后，心里特别害怕，知道自己引起了上级的怀疑。

1941年初，延安整风学习开始，刘瑞德惴惴不安担心自己被发现，于是投河自杀。他留下了遗书，承认自己加入了军统。事后，关于左叶的争议也彻底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