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戚本禹评李秀成引发的政治风云




作者：张聿温


小字为：忠王不忠这一句原来听江青传达。从语音上听，我以为是忠王不忠。后邓力群告诉我，他在康老处看到毛批的原件，乃忠王不终，不忠应改为不终。又及   一九六四年春天主席对李秀成自述的批语  本禹记

“文革”前夕，在中国史学界、思想文化界乃至社会政治领域，发生了一起影响深远的学术争鸣，这就是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时至今日，在这起学术争鸣的背后，仍有未解之谜。而这起学术争鸣何以一波三折，何以由一场学术见解的纷争演变成一场政治风云，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成为“文革”的预演，仍有一些值得追究和深思之处。

戚本禹一鸣惊人
1963年8月，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历史研究》杂志第四期（双月刊）上，发表了戚本禹的一篇史学论文《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 。在这篇文章中，戚本禹石破天惊地把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杰出将领、忠王李秀成说成是“投降变节”的“叛徒”，把李秀成被俘后写下的那篇著名的《自述》，说成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

此文一出，史学界一片哗然！

本来，《历史研究》杂志由于是专业性学术刊物，印数并不多，看到的人数有限，但是，由于发行量很大的《北京晚报》第一时间作了详细报道，结果使得戚本禹的论点和他的名字迅速传遍了千家万户。一时之间，不但《历史研究》洛阳纸贵，关于李秀成的忠叛之争也挑了起来。

1963年8月22日的《北京晚报》，报道用的标题极其鲜明而醒目：“李秀成是英雄，还是叛徒？”副标题则言简意赅：“《历史研究》发表一篇对李秀成自述的评论文章，认为从这自述可以找到确凿的事实，证明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让这样一个革命叛徒的‘自白书’彪炳于革命史册，是没有道理的。”

下面不妨引用一下《北京晚报》这篇报道，从中可以窥见戚本禹所持的基本论点和主要论据。

{本报讯}最近出版的《历史研究》第四期，发表了戚本禹写的《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对李秀成后期的思想行为提出了一些和大多数历史学家不同的看法。《李秀成自述》是李秀成在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被曾国藩的部队所俘虏，在囚笼里写的。在自述里，他竭力表明自己参加革命不是由于明确的革命意识，而是“迷途茫茫”，顺势干去，犹如“骑上虎背，不得不由”。他说，这场革命是一番“大劫”,他很不幸被卷入了这“劫乱”。他还用很多篇幅去阿谀称颂清朝皇帝和曾国藩，甚至表示自己愿效忠于这些反动统治者，如果他们肯收留他，他愿为他们收服当时还在英勇斗争的太平天国军队。以前许多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专家（如罗尔纲、梁 山古 庐、吕集义等）认为李秀成自始至终对革命都是忠心耿耿的，他写这个自述，实在是别有苦心，他想借此骗得敌人的信任，以便利用机会保有革命实力，并且还要利用曾国藩等汉族地主同满族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利用曾国藩去反对外国侵略者。戚本禹在他的文章里认为，判断一个人的动机应以他的社会实践为标准，李秀成在自述里提出了一套“招降”太平天国军队的毒辣计划，这套计划如果实行起来，每一条都会奏效，可以极大地帮助曾国藩摧残和瓦解革命实力。李秀成在自述里把清朝皇帝和曾国藩看成一体，同样加以吹捧，根本没有什么“利用满汉矛盾”的痕迹。李秀成表示要严防“洋鬼”这固然是值得肯定的，但他背叛了坚决反抗侵略者的革命群众，竟想依赖投靠外国资本主义的封建反动派去反鬼，这是一种倒退，完全不应该“表彰”。总之，李秀成的投降变节是确凿事实，他的自述是叛徒的“自白书”。由此，戚本禹认为，不应该把李秀成作为革命英雄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李秀成虽然在太平天国历史上起了一定作用，但最后却丧失革命气节，背叛了革命事业。让这样一个变节的“自白书”，彪炳于革命史册是没有道理的。可以预计，对李秀成及其自述的评价问题，将会引起学术界热烈讨论。
事实表明，《北京晚报》的报道说对了一半。对李秀成及其自述的评价问题，的确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但是，“热烈讨论”只开了个头，就戛然而止，接下去学术讨论升级为政治批判，“百家争鸣”变成了“独尊儒术”，并开始了无情的政治清算。这当然是一篇新闻报道所难以预计的。



一石激起千层浪
戚本禹的文章振聋发聩，石破天惊，彻底颠覆了李秀成的英雄形象，在史学界乃至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强烈反响。李秀成究竟是“英雄”还是“狗熊”，是“伪降”还是“变节”，是“有缺点的英雄”“瑕不掩瑜”还是“混入革命队伍的坏人”应“彻底否定”，不但一些著名学者卷入争论，就连主管舆论的中共中央宣传部以及一些重要的党政领导干部也陷了进去。

戚本禹的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引起了思想混乱。历史博物馆曾一度把陈列的李秀成画像摘了下来（不久又挂上）；青年艺术剧院对于正在上演的话剧《李秀成》，不知道该停演还是继续演出；有些中学教师提出有关李秀成这节历史课应该怎样教。就是戚本禹所在的单位中央办公厅也有人在争论，赞成者与反对者各有一批。

反响最大的当属史学界。1963年9月，《历史研究》编辑部曾专为戚本禹这篇文章开过一次座谈会。在会上发言的，没有一个赞成戚本禹。有些发言者情绪激动，认为戚本禹“信口雌黄”、“歪曲事实”、“哗众取宠”、“玷污英雄的光辉形象”。

9月1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学术界人士和有关报刊负责人开会，对戚文及其所造成的影响进行研究。会议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持。到会者有：刘导生、张友渔（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侯外庐、尹达（历史研究所），刘大年（近代历史所），黎澍、丁守和（《历史研究》），关锋、林聿时、吴传启（《哲学研究》），秦柳方（《经济研究》），沙英（《人民日报》），吉伟青（《新建设》），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以及中宣部的林涧青、于光远等。会上除关锋等少数几个人沉默不语外，大多数人都发言反对戚本禹的观点。其中侯外庐说，戚文很明显是片面的，对李秀成缺乏全面分析，故意把李秀成丑化，一棍子打死。戚本禹硬说李秀成打洋鬼子是假的，是没有根据的胡说。刘大年说，有两点应当肯定：第一，应承认李秀成是个英雄人物，农民战争领袖。第二，革命低潮时，南京陷落，他对敌人有幻想，表现农民战争的弱点。

周扬在会上作了较长一番讲话。他对《历史研究》贸然发表戚文提出严厉批评，但同时又说，历史学界有这么个争论的文章也很好。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历史学中的重要问题。有些人物确有重新估价的问题，如曹操、武则天。但是不要故意去翻案。旧时有人专作翻案文章，要看该不该翻，值不值得翻，今天给他翻有利无利，不要一见翻案就欢迎。这种“翻案风”不一定好。

周扬也谈了他对李秀成的看法。他说，李秀成和曹操不同，这个不全是学术问题，而是带有政治性的问题。这关系对太平天国、革命先烈的估价问题。周扬说，李秀成的功过究竟应该三七开还是二八开？反正他的功绩是不能抹杀的。他的《自述》中有不好的东西，但是有两点很突出：第一，反对帝国主义，这一点赖文光和李秀成不同；第二，他想招降不好。但有一点，他说不要杀南京老百姓、太平军的官兵。他有幻想，可能来自想保护群众和队伍，是群众观点比较强的人。当然，动摇是不对的。但他是过去的人物，不能用无产阶级标准要求他。就是无产阶级，动摇一下又回来，或被敌人杀害了，又该如何评价？《自述》是李秀成八天写的东西，其中也有积极的东西。对《自述》可作各种解释。光按这个《自述》，也不能得出那样的结论。糟蹋这个人对我们不利。这个人是曾国藩要糟蹋的，自己不要糟蹋，即使犯了错误。八天写的《自述》，还有好的，还要反帝。说他逃跑时带点钱就是腐化，讲不通。就是我们，是把钱带走，还是交给敌人？

针对戚本禹文章所产生的影响，周扬提出两个“补救”的办法：一是先由中宣部内部发一个通知，各地报刊不要转载、也不要公开评论戚本禹这篇文章，随后由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刘大年写一篇正面评价李秀成的文章，仍由《历史研究》发表，作为史学界的基本意见。二是刘大年的文章写好、发表之前，请北京的历史学家开一次座谈会，发表消息，给外界传递这么个信息：北京史学界并不同意戚本禹的意见。

中宣部的会召开后，很快按照周扬的意见召开了座谈会。座谈会由近代史研究所召集，刘大年主持，与会者约一百人，其中著名专家、学者有范文澜、侯外庐、翦伯赞、李文海、李侃、邓拓等。与会者发言一边倒地批评戚本禹的文章。刘大年在系统发言中，鲜明地提出一个观点：今天不只是研究李秀成的评价问题，而是讨论如何用马列主义研究历史。李秀成是农民英雄，但有缺点，这个意见到会者基本上是一致的。从李秀成一生全面来评价，从其主流看，他是个英雄。说“忠王不忠”，这个结论是站不住的。刘大年进而指出戚本禹的论证方法存在三大缺点：第一，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第二，将正确的说成错误的，重要的说成次要的。第三，随意曲解史料，没有的事说成有。

更有发言者指出，戚本禹对李秀成的否定，在政治上、学术上都是极大的错误。因为学术上不严谨，不道德，不规范，不从史料出发，不实事求是；政治上否定了农民起义的领袖，对革命不利，对今天评价历史上的农民革命和革命先烈不利。

一夜成名、异军突起的戚本禹，一下子又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陷入四面楚歌的难堪境地。
千夫所指下的惶恐
戚本禹是何方神圣？他发表这篇文章有无来头和背景？挑起争论，身陷重围之后，他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戚本禹，1931年生，山东威海人。早年曾在上海浦东中学、中华理科、南洋模范中学就读，并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1949年5月上海解放，7月戚本禹便调北京，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

在中央办公厅，戚本禹担任见习秘书、秘书、科长，开始是参加编校《毛泽东选集》和管理毛泽东主席的图书，后来负责处理毛泽东的来信、来访。毛泽东喜欢读史，他便有意识地跟着学。他知道毛泽东在看太平天国的书，也就找来一些有关的著作阅读。晚年，他在回顾这桩公案时写道：“一次，我看了罗尔纲、吕集义等人关于《李秀成自述》的考证和评述，心中颇不以为然，明明是一个投降变节的自白书，为什么要为之曲加解说呢？为了弄清问题，我到北京图书馆翻查了一些太平天国史料，更觉得自己的看法有道理。心中不平，总想发泄。真如古人所言：‘如鲠在喉，不吐不快。’1963年春节假期，我集中精力，写成了那篇《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 山古   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

此时的戚本禹，在社会上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在党内，已多少有了一点名气。1958年中央办公厅的八司马事件，让他崭露头角。所谓“八司马事件”，是指以戚本禹为首的中央办公厅八名年轻工作人员被打成“反党右派”，他们因毛泽东、江青出面保护而被平反。1961年，毛泽东批发了戚本禹在北京长辛店铁路工厂写的《调查研究的调查》，在批示中称他是“好同志”，这样，党内知道他的人就更多一些了。不过，由于那毕竟是一个内部文件，看过的人只限于党内领导人，因此，在社会上，戚本禹的名字基本上是陌生的，和后来“文革”中“响当当”的“王关戚”（王力、关锋、戚本禹）有天渊之别。

关于写《评李秀成自述》的“背景”，戚本禹晚年也作了说明：“我学太平天国史，受了毛泽东主席的影响，但这篇文章的写作并没有得到主席或其他任何人的授意。我只是毛主席秘书室的一个小秘书，除了呈报文件，见不到毛主席，更无缘与毛主席谈话。如果说有什么背景的话，就是当时国际国内政治斗争的大气候。当时党内对赫鲁晓夫背叛列宁、斯大林的行径正进行严厉批判。对革命叛徒的深恶痛绝感情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我的思想观，并激发了我的写作冲动。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对一些中央宣传部的大人物说来，罗尔纲等人的观点已经得到了他们的首肯，因而不容讨论；更没有想到，对这些学术观点提出异议，就是大逆不道！”

戚本禹的文章写好后，曾拿给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看，田家英表示支持。戚本禹把文章送给《历史研究》，尽管他和《历史研究》的执行主编黎澍、编辑丁守和并不相识，但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黎澍还曾当面对他称赞说：“你能成为新中国的梁启超，笔端有感情。”

但是，这些个别的支持，根本抵挡不住普遍的反对。在1963年9月14日周扬召集的座谈会上，人们纷纷批评《历史研究》发表戚本禹的文章不慎重。黎澍辩解说：“这样的文章，《历史研究》不发，别人也会发。戚本禹在中央办公厅工作，这篇文章请田家英审查过。”周扬口气强硬地一句话顶了回来：“田家英不分管这方面的事！”黎澍是田家英的好朋友，事后他把周扬的话告诉了田家英，田家英不满地说：“他（周扬）也太霸道了吧！”

周扬会上严厉批评《历史研究》发戚本禹的文章不慎重，说不知道情况的，还会以为这是中央的意见。他说，北京发表的意见有全国影响，全世界影响。要发表这篇文章，应当正式请示一下。只问哪个同志一下都不行。应该来个正式报告，那样中宣部要讨论。

周扬的严厉指责，史学界的普遍批评，以戚本禹在中央办公厅工作的条件，是不难了解到这些情况的。只是，由于8月上旬戚本禹被中办派到冀东农村搞调查，那里消息闭塞，因此他对情况的了解晚了半拍。9月底，戚本禹回到北京，过了国庆节，他才从编辑丁守和口中，听到了周扬和刘大年主持的两个批判会的情况。丁守和还悄悄告诉他：这次批判来头很大，不仅周扬在管，周恩来总理也过问了。周扬的讲话和部署，是报请总理批准的。戚本禹后来回忆说：“丁守和讲这些话时情绪有些紧张，其言讷讷，欲说又止。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的一篇文章竟惹了这样大的祸，那么作为文章的发稿人以至《历史研究》的负责人都可能面临撤职甚至下放劳动的处理，毕竟近代史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是归中央宣传部管的。”

据《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披露，戚本禹“所在的党组织也曾对此加以过问，戚本禹惶恐不安，开始就此事作检讨”。对此，戚本禹在晚年所写的回顾中坚决予以否认。但是，既然党内三号人物周恩来过问了，批准了周扬对戚本禹的批评和部署，戚本禹又没吃豹子胆，如果他无形中不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显然是不可能的。

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江青给面临灭顶之灾的戚本禹抛来了一根救命稻草。

毛泽东十六字批示

使形势逆转



1964年春天，一直关心李秀成评价问题的毛泽东，在研究了关于太平天国的资料后，作出了十六个字的批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

时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室领导人兼毛泽东秘书的江青，立即找戚本禹谈话，向他讲了毛泽东关心此事的前后经过。

江青说她看到戚本禹的文章，觉得好，就把文章连同《北京晚报》的报道和《光明日报》的内部动态一起送给了毛泽东。江青说：“主席懂呀，他知识广博呀，文学、历史、哲学，什么他都看。主席看了你的文章就叫我和秘书找资料，他看了很多太平天国的书呢。”江青向戚本禹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并从手中所捧的一大堆资料中拿出一本蓝色封皮线装的书说：“最重要的是这本。这是台湾出版的《李秀成供状》，白纸黑字呀。这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春桥他们从香港进口的，毛主席仔细看了，还在书中夹了条子。毛主席说你弄不到这本书，叫我把这本书送给你，还叫你继续研究，继续写文章。主席说‘别企望用一篇文章改变人家研究了一辈子的观点’。”

江青接着说：“主席终于对李秀成的问题表了态。这可不是个简单的表态呀，这是大是大非呀，一场牵扯面很大的原则斗争呀！国内外的修正主义者，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叛徒呀！”

江青还鼓励戚本禹说：“你做了件好事，给人民立了功。但你不要骄傲，还要再看材料，继续写文章。你别怕大人物的干涉，主席支持你，怕什么！”她要他去找康生“请教”，并说她已同“康老”打过招呼了。

此时的康生，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兼理论小组组长。由他来PK周扬，周扬岂是对手！何况还有毛泽东批示的“尚方宝剑”。

毛泽东的表态和支持，令戚本禹十分激动。

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一直关注着对李秀成的评价问题。两年之后，1966年3月20日，他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又谈到此事，他说：我们的政策是不要压制青年人，不要压制青年人的文章，让他冒出来。比如，戚本禹批判罗尔纲，谁晓得？戚本禹是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罗尔纲是教授。好的坏的都不要压制，也不要怕触犯罗尔纲、翦伯赞。有同志说：“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年纪小的打倒年岁大的。”这是古今一条规律。

过了十天，3月30日，毛泽东在上海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话时，讲起学术批判，又提及此事。毛泽东用了“学阀”一词表达对周扬干预的恼火：“什么叫学阀？学阀就是那些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有阀无学，自己不读书，不看报，不学习。包庇叛徒李秀成，到处发通知，不准登戚本禹的文章。……”

1964年春，毛泽东的十六字批示传出后，史学界形势陡然逆转。本来，按照中宣部的部署，近代史研究所召集学术讨论会后，要发表一个消息，把先前鼓吹戚文的“那个报道的影响抵消一下”。但座谈会的报道很快写出来后，中宣部字斟句酌地反复进行了推敲，基本上肯定了李秀成的功绩，也说了他的一些缺点，大意说他写《自述》是历史上的一个污点，正准备要将这篇报道送给各报发表时，传来毛泽东的批示，结果，上述报道稿停发，中宣部即就此事第二次给各中央局打电话说：今后凡是歌颂李秀成的文章或戏剧，也不要发表和演出，并请转告各省市。

周扬打了败仗，戚本禹占了上风。

周恩来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1966年5月的一天，戚本禹因毛泽东召见，住上海锦江饭店。也住锦江饭店的周恩来约戚本禹第二天清晨一起到饭店顶层呼吸新鲜空气。随意交谈之际，周恩来忽然诚恳地对戚本禹说：“我对不起你，周扬批你是我批准的。我其实也觉着你的文章写得好，有气势。可他们都要批，讲了好多理由，我也没好好研究就批准了。幸亏主席发现了，不然可要犯大错误。”

李秀成批判再起高潮
有了毛泽东支持，加之有江青、康生指点，戚本禹果然劲头十足、备受鼓舞地“继续研究”，很快于1964年夏又写出了第二篇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

这篇文章写成后，江青与康生商量，叫由康生负责的钓鱼台的反修班子（即中苏论战的写作班子）帮助讨论修改。参加讨论的有康生、王力、吴冷西、姚溱等。戚本禹虚心按照大家的意见修改、补充后，他自己感到文章“果然气势大增”。送江青看，江青一边看，一边说好。江青满意地对戚本禹说：我叫你去找康老没错吧？姜还是老的辣，他可是一颗老姜！戚本禹说：康老可不辣，他对人满热情，满亲切。江青说：“那是对同志，康老对敌人可凶啦！”

戚本禹对他这篇文章的慎重无以复加。最后修改稿发表前，他又送请周恩来、康生、江青、陆定一、周扬、陈伯达、田家英、吴冷西、范若愚、许立群、关锋、黎澍、邓力群等审阅。他们或电话、或书面给了戚本禹回话，陆定一、关锋还作了修改，周扬也电话表示支持发表。

在这之前和期间，中央已决定就李秀成问题展开论战，《人民日报》拟定了发稿计划，在中央召开的一次文艺口会议上，康生和周恩来分别在谈话中谈到李秀成问题。

康生说：“现在报上大登评论李秀成的文章，李秀成到底是个怎样的人物？现在罗尔纲和戚本禹有两种意见，一个说他是英雄，一个说他是叛徒。戏剧界也上演了《李秀成之死》。”“辛亥革命前，汪精卫办《民报》好不好？好！刺杀摄政王好不好？好！大革命时在广东干革命好不好？好！到武汉当左派好不好？好！但后来宁汉合流他投靠了蒋介石，反共啦！后来又投靠了日本人，当汉奸！老百姓谁不骂他！”“对原来的革命者，后来投降叛变应该怎么看？希望你们认真想想。李秀成究竟好不好，你们心中应该有个数。”

周恩来说：“太平天国李秀成的问题可以讨论。他称忠王李秀成，是近代史上的突出人物。但后来写了个自述，向曾国藩投降，并表示愿意为曾国藩收编太平天国的队伍。有人认为李秀成这样做是出于策略。但无论如何，投降是错误的，面对忠王这个‘忠’字，那是有愧的。曾国藩是杀害革命人民的刽子手，怎么能向他投降呢？这样的人能称为忠吗？这个问题可以讨论。但他的自述白纸黑字，是没法改变了。”“太平天国的英雄还是应该写，陈玉成就是一个。”

这是周扬之后，中央领导同志第一次对李秀成问题的正式公开表态。

李秀成批判再起高潮，还是由戚本禹打头阵。

在戚本禹的第二篇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完稿后，1964年7月24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戚本禹的第一篇文章《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文章见报当天，康生召集《历史研究》《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负责人部署就此问题在报刊上展开讨论的步骤。康生在会上拍板：第二天《光明日报》也全文刊载戚本禹的这篇文章，并选一篇早已收到的不同意戚文的来稿同时见报，以示“讨论性质”，体现“民主气氛”。各报刊由此开始，展开关于李秀成评价问题的讨论；而后再在《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第二篇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将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

1964年7月25日，《光明日报》继《人民日报》之后，刊登了戚本禹的第一篇文章，同时刊登了周衍发写的文章《评李秀成——与戚本禹同志商榷》。编辑部为此写了编者按：“最近我们收到一些稿件，对戚本禹所写的《评李秀成自述》提出不同意见。今天本报发表周衍发写的《评李秀成》，同时转发戚本禹的文章，以便读者参考。戚文原载《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先后刊登戚本禹文章后，学术界反应强烈。各地就此问题召开的学术座谈会上，讨论中的基本情况是：青年多数同意戚本禹的观点，老、中年多数反对戚本禹的观点，或持保留态度。

为了让中央领导部门和报社编辑人员参考，光明日报社专把学术界对此事的反应，逐日汇集编印出来。8月间《关于李秀成评价问题讨论的反映》第10期，主要选编了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蔡尚思、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吴泽对李秀成评价问题的一些意见。他们基本上倾向于戚本禹的意见，但多了一些辩证分析和阶级分析。毛泽东看了这期反映，在上面批示：“江青，此文有些道理。”

一个月后，8月23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刊登了戚本禹的第二篇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犹如在熊熊的大火上又浇了一瓢油。所不同的，舆论的天平开始向戚本禹一边倾斜。据《光明日报》统计，到8月20日（在刊登戚本禹文章26天）止，收到来稿59篇，其中赞成戚文的27篇，反对的32篇。9月25日至10月26日，收到来稿76篇，赞同戚文的58篇，反对的18篇。个中原因，与康生、江青对持不同意见的打、压不无关系，也是党报“引导”的结果。

戚本禹还乘势写了第三篇文章，并以《红旗》未定稿印了几份，以征询意见。但是，由于不同意戚文的论者被打压，报刊上不同观点的文章不见了，没了作战对象，这场史学大论战也只好逐步淡出了。戚本禹的第三篇文章，也就没有机会再修改发表了。为此他怅然若失，感到遗憾。

但戚本禹个人的命运，却因批李秀成，引起毛泽东关注而发生了重大变化。康生准备向中央办公厅要人，将戚本禹调到钓鱼台理论班子。想不到担任《红旗》杂志总编辑的陈伯达抢先一步，给毛泽东打了报告并经毛泽东同意，将戚本禹调到了《红旗》杂志，担任了历史组组长。

戚本禹在毛泽东那里挂上了号，成了一颗冉冉升起、万众瞩目的理论新星、政治新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