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九章之死邢成思赵九章（1907——1968），出生于河南开封，浙江吴兴（今湖州）人。1951年加入九三学社。为九三学社第三、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赵九章出身中医世家，幼年就读于私塾，预备从事文学。在五四运动影响下，改学科学，立志“科学救国”并考入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1933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赵九章通过庚款考试，于1935年赴柏林大学攻研气象学。1938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西南联大任教，1944年经竺可桢教授推荐，主持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工作。解放战争后期，气象研究所奉命迁往台湾，赵九章和所内科学家们一起留下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为祖国的气象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九章促进组建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1956年，他出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气象组组长，1958年和1962年连续两届当选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赵九章在气象学、地球物理学、空间物理等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并为科学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



新中国成立初期，技术力量薄弱，赵九章与涂长望携手合作，组建联合天气预报中心和联合资料中心，为新中国气象事业中两个最基本的分支（天气分析预报和气象资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赵九章把科学的发展与国民经济联系起来，作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50年代初，赵九章主张在广东等地以种植防风林带方式改变局部小气候，为橡胶移植到亚热带地区创造了条件。50年代中期，国际上开始人工降水研究，在赵九章的积极倡议下，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研究人工降水，使我国的云雾物理研究开展起来，并取得了暖云降水理论和积云动力学等研究成果。



赵九章十分重视气象学的现代化建设。1950年代初，他通过大量的工作和研究，及时提出气象学要数理化、工程化和新技术化，并在工作中贯彻这一指导思想。这对我国气象学的现代化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1950年代初，计算机的问世使天气预报从定性向定量化的发展具备了条件，由于赵九章培养一批科技力量，当我国第一台计算机出现后，数值预报研究和业务就开展起来了，为1960年代末我国正式发布数值预报奠定了基础。



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赵九章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海潮观测研究对于我国国防和经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但在当时却是空白。1950年代初，赵九章亲自指导开展我国海区海浪及波谱的研究，研制出观测设备和一整套观测分析仪器，为认识我国海域的波浪特征，开发海洋资源作出了贡献。



赵九章是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他积极促进空间科学发展。从1950年代后期开始，赵九章以极大热情投入我国空间事业的创建工作。1958年，赵九章是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二部的主要技术负责人，负责卫星研制的各项准备工作。同年10月，他提出“中国发展人造卫星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要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重要建议。三年困难时期，赵九章及时调整发展计划，把主要力量放到投入资金和人力较少的气象火箭，逐步开展其他高空物理探测，同时探索卫星的发展方向。



1960年代初期，中国科学院成功地发射了气象火箭，箭头仪器舱内的各种仪器及无线电遥测系统、电源及雷达跟踪定位系统等，都是在赵九章领导下由地球物理研究所研制的。他们还研制了“东方红1号”人造卫星使用的多普勒测速定位系统和信标机。



1964年秋，赵九章不失时机地向国务院提交了开展卫星研制工作的正式建议，引起中央的重视。1965年3月，中央批准中国科学院提出的方案。紧接着，负责实施人造卫星发展计划的651设计院成立，赵九章主持科学、工程技术方面的工作。他对中国卫星系列的发展规划和具体探测方案的制定，对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返回式卫星等总体方案的确定和关键技术的研制，起了重要作用。这项研究1985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赵九章是中国动力气象学的创始人。1945年，他首次在世界上提出行星波斜压不稳定的概念。这是现代天气预报的理论基础之一。1946年赵九章在芝加哥大学作这一学术报告时，引起国际气象学家的高度重视。在气象学发展史上公认“公元1946年，中国赵九章提出行星波不稳定概念”。



赵九章是优秀的科学家，也是热心的教育家，培养了众多的科学人才。他勤于治学，也热心育人，我国许多著名气象学家都受过他的指导。



但是，赵九章未能等到1970年4月24日那一刻。当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时，这位651卫星设计院院长、为“东方红1号”上天作出过巨大贡献、享誉国内外的卓越科学家，已于一年半前含冤去世。

赵九章死于“自杀”

赵九章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外甥，并做过戴的机要秘书。他若要走仕途，自然前程不可限量。但他不愿做官，一开始便选择了追求知识的道路。他看不惯国民党官场的腐败，与戴季陶时常发生矛盾，后来便离开了国民党机关。他靠自己的才干，先是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考上公费留学，与蒋介石次子蒋纬国一同去德国攻读气象专业。他只用３年工夫便获得博士学位。凭他的社会关系和自身的学业条件，完全可以继续留在国外发展。可他还是选择了自己的祖国。



赵九章是1966年10月“靠边站”的。但是，他几乎没有一天不关心人造卫星。叫他反省，他想的是人造卫星；叫他汇报思想，他谈的是人造卫星；叫他关起门来写检查，他在纸上反复论证的还是人造卫星。



1967年，中国科学院“造反派”开始夺权，赵九章自然首当其冲。他所有的权利统统被剥夺殆尽。文革带给他的，除了学习班，便是白天夜晚没完没了地充满野蛮与疯狂的批判和斗争——因为他是戴季陶的外甥，是蒋纬国的同学和表哥（蒋纬国的生父是戴季陶）。



他有生以来几乎没逛过大街，现在每天他都被押到大街上游逛一趟，而且脖子上还要挂一块大牌子，上写“反动学术权威赵九章”几个大字。等游街完毕，再回到科学院接受批斗，然后晚上还得赶写检查和交代材料。每次批斗，他都必须低头弯腰，老实认罪。可他不肯低头，不肯弯腰。再说人老了，腰又有病，也实在弯不下去；即便弯下去了，也无法达到造反派规定的标准。于是，造反派使用烟头烫他的腿，烫他的腰，烫他的嘴，直到烟头烫灭了，他的腰还是没有弯下去。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批斗一次次升级，每每被强迫坐“喷气式飞机”。他脑子里原有的那个“也许过一阵子形势就好了”的念头渐渐打消，随之涌出的是一种从未有过的迷茫和惆怅。



刚开始，他不时还能打听打听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情况，到后来，他连打听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于是，一种莫大的焦虑、空虚和失落一并向他袭来，使他每日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就在这时，他想起了一个老朋友：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他想给乔打个电话，问问知识分子政策是不是变了？然而，他怎么也查找不到乔的电话号码。他不死心，就白天夜晚地回忆，无论是吃饭睡觉，还是挨批挨斗，甚至是蹲厕所，他也忘不了对那个仅有４个数字的电话号码进行一遍又一遍的回忆。也许是连续批斗对他脑子的刺激太大，这位能让地球在脑子里翻滚的科学巨匠，最终也没把４个简单的阿拉伯数码准确地回忆组合起来。



赵九章不死心。当时他最渴望知道的，是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利用一次打开水的机会，他悄悄找到一直跟随他工作了十几年的研究员邓增昆，让邓尽快帮着查找乔冠华的电话。可邓增昆回去后使出全身解数，也依然没找到那个电话号码。邓无奈地将这个没有结果的结果告诉了他。



从这时起，赵九章开始了痛苦的失眠，亦开始了石头般的沉默。



但他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依然怀着一线希望。他无论如何也不愿相信，一个国家的知识者，怎么就可能永远是个“罪人”？



这一时期的赵九章，尽管身为651卫星设计院院长，可所有会议和科技方面的活动，他都不能参加了，有关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情况，他无权过问，涉及到第一颗人造卫星方面的信息，也一律对他实行封锁。但他无法忘记人造卫星，只要一想起美苏卫星接连上天，想到毛主席“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想起两年前自己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的发言，就激动难抑，潸然泪下。



同时，他也无法忘记那些同在一起研制第一颗人造卫星的专家。他深感自己已力不从心，爱莫能助，便把搞卫星的希望寄托于他们身上。因此，他对每个卫星专家和火箭专家的命运，总是格外关注。他们之中任何一个稍有一点不祥风云，都会令他揪心不已，焦虑不安。尤其对卫星设计院的技术总体负责人钱骥的命运，他更为关注。可文革开始不久，他便与钱骥中断了正常的工作联系。开始还能有机会接触一下，偶尔也能见到一眼，可后来连影子也见不着了。他为此十分着急。



一天，他终于逮住个机会，托人悄悄给钱骥捎去一张纸条。为怕钱骥因此受到牵连，他不得不用德文来写这张纸条，其意图只有一点：希望钱骥能尽快告诉他哪怕是一点点关于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进展情况。



然而，这张书写着漂亮德文的纸条却石沉大海。



本来沉默的赵九章变得更加沉默了。他当然无法知道，这时的钱骥也已陷入了与他同样无奈的命运之中。



1968年春节刚过，赵九章就被押送到北京郊区的红卫大队劳动改造。造反派在他脖子上挂起一个大牌子，上写：“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赵九章！”然后再在上面打上一个大黑叉。在押送途中，由于牌子重达十几公斤，而套在脖子上的又是铁丝，故他的脖子很快便被勒出道道血槽。加之他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所以行走起来极为吃力。



邓增昆后来回忆说：“赵先生每次劳动途中，被造反派像牲口一样赶着往前走，甚至连牲口都不如，因为老百姓对自己的牲口还知道爱惜呢！”



劳动改造期间，赵九章白天下地干活儿，晚上接受批斗，或者赶写交代材料。他的腰因挨批斗时给折腾坏了，劳动时弯不下去，只好蹲在地上干活儿。白天劳动时准许他摘下牌子，但劳动一结束，十几公斤重的牌子必须重新挂回脖子上。然后等着接受批斗。由于体力耗费太大，他每晚躺在床上，连身都不能翻，痛得无法入睡，他的妻子每晚都用烟草为他熏腿、熏腰、熏背，一边熏，一边抹着眼泪。等熬到天亮，他又被押着去劳动、去改造。



尽管如此，赵九章那颗痴迷于人造卫星的心依然“死不悔改”。然而，当火箭金属材料研究专家姚桐斌的死讯传来时，赵九章一颗本已伤痕累累的心，仿佛一下又被人猛地插了一刀。





姚桐斌是中国极其优秀的一位火箭材料及工艺技术专家。1968年6月8日中午，在第七机械工业部任所长的姚桐斌回家吃饭，被一帮造反派从家拖出，连拽带打，还恶狠狠地骂：“打死你这个反动权威！”



姚桐斌被打得满脸是血，阴部又被猛踢一脚，头部被两根铁棍猛击，顿时鲜血直涌，倒地翻滚。造反派将姚桐斌拖到了所谓的“左派”总部，接着拷打。很快，姚连话也说不出来了，靠在木椅上两眼发直，随之瘫在地上。造反派头头见状，吩咐手下将姚拖回去，扔在姚家楼前的人行道上，扬长而去。姚家邻居将晕死过去的姚桐斌送到医院求救，却遭院方拒绝。无奈邻居只好再抬回来。姚一直昏迷不醒，流血不止。下午３时终于停止呼吸，惨死家中。



姚桐斌的死，震惊了研究所，震惊了国防部，也震惊了党中央。当秘书将这一消息告诉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的周恩来总理时，周手中的茶杯竟掉在了地上……



姚桐斌之死，对赵九章与其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莫如说是一个绝望的信号，一个微妙的暗示。姚死后的几天时间里，他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吃不喝，不言不语，甚至整夜不睡。在那几天里，他的头发陡然增白许多。



每晚夜幕降临，他便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从未有过的恐惧感，直至深夜，他也无法入睡。他常常披衣下床，踱至门外，把一双孤独无望的目光举向繁星点点的夜空——那是布鲁诺的眼睛，那双充满悲愤与不屈的眼睛仿佛在告诉他：人类是经过火刑架才飞向宇宙的！



当他突然醒悟到这一点时，整个身心似乎都被某种怪异的东西击垮了。面对夜空，他无法抗拒宇宙间那巨大的诱惑；面对现实，他又无力承受从未见过的人身攻击。于是，他也想写一张大字报，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给自己写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的名字就叫——自杀！



1968年10月10日晚，赵九章独自一人伏在走廊里的一张桌子上，写着他一生中的最后一份检查。



事实上，一封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请柬——天安门观礼券，在国庆节的前３天就发到了中国科学院。但革命“左派”分子见到这封请柬后，当即便给扣压了。



赵九章对此当然不知。假如他知道有此事，假如他知道他一直热爱的国家依然还没忘记他，那么，或许他人生的态度会来一个根本的转变，至少他在人间的时日还可再延长一些。



建国以后，赵九章曾多次受邀参加天安门观礼活动。文革中，身心备受痛楚的赵九章，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这张请柬上，那表明中央对他的一种信任，是在“政治身份高于一切”的社会环境中的一道护身符，特别是对赵九章这样的自尊自重的知识分子。不难想象，1968年五一劳动节的天安门观礼，对正处在磨难之中的赵九章是怎样莫大的安慰！但这也引起造反派一些人的忌恨，有的甚至扬言：看你国庆的时候能不能上天安门！



近年中科院工作人员披露：我们保存着赵九章先生的1967年的国庆请柬，1968年的我们现在也没有找到。——这在当时，对苦苦期盼着的赵九章是巨大的打击！他被政治的黑手死死蒙在鼓里，一点点信息也毫无所知。于是，他心中剩下的那一点点希望之火熄灭了，他对自己的命运彻底绝望了！



时针已指向两点。赵九章工工整整写完最后一份检查的最后一个字，起身走进属于自己的卧室，刷了牙，洗了脸，烫了脚，做完平常每晚睡觉前该做的一切。接着，他轻轻拉开抽屉，拿出一个纸包，把平时一粒一粒攒下的几十粒安眠药全部倒进嘴里，这才静静地躺在了床上……



就这样，中国的一代科学巨匠赵九章永远离开了世界。没有任何嘱托、任何遗书，甚至连一句话也没留下。



赵九章自杀后，国防科委的罗舜初将军于10月26日打电话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报告。周得知这一消息后，顿时流下了热泪，并停止了办公，当即向有关部门打电话查问这一情况，随后又委派专人去中国科学院进行追查。



然而在那混乱的年代里，一个科学家“畏罪自杀”，其结果又会怎样，又能怎样呢？据后来统计，在赵九章自杀的1968年，仅中国科学院自杀的一级研究员，就多达20人！



1978年3月16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赵九章举行骨灰安葬仪式，许德珩、张劲夫、严济慈、周培源、钱学森、华罗庚、钱三强等数百人参加。然而，骨灰盒里并没有骨灰，赵九章尸骨无存，谁也无法得知其下落。当年悲愤异常的周恩来欲追究这件惨案，却因尸体也找不着，徒呼奈何！



人们是不会忘记这位把自己全部心血倾注在科学事业的科学家的。1997年，在赵九章先生诞辰90周年之际，由王淦昌等44位著名科学家倡议，并经中央批准为赵九章树立铜像，以缅怀他为我国的科学事业所作出的贡献。1999年在国庆5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赵九章院士是其中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