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特权阶层与苏共的败亡
兴汉的仙子 2024-03-19 22:34






1991年，是苏联共产党的最后一年，也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最后一年。
苏联解体的原因，有着多种不同的解读，但“问题出在党内，在于苏联共产党的蜕化变质”却是学界共识，特别是苏联党内出现的特权阶层，加速了苏联和苏共的崩溃。


1991年8月24日，这本来是个十分普通的日子。但就在这一天，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一个简短的声明中宣布了两项震惊世界的消息：一是“苏共中央不得不采取自行解散这个艰难但又是唯一合理的决定”；二是“我不认为我本人今后还能够完成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责，我将辞去自己的所有职权”。


1991年12月25日晚7时，戈尔巴乔夫先是签署了辞去苏联总统的命令，然后在自己的办公室面对苏联几家电视台的直播镜头向全国发表辞职讲话。就在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的时候，克里姆林宫总统府圆屋顶上红色的带有镰刀锤子的苏联国旗悄然落下，标志着苏联从此从世界政治地图上消失。


特权阶层形成的社会基础


特权阶层是苏联共产党内后期愈演愈烈的一个利用职权谋取私利者群体，因为他们掌管着某些直接的权力，所以也被称为官僚特权阶层。起初，特权者只是个别人或少数一些人。到了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特权者的队伍日益扩大，所享有的特权不断增加，形成了一个具有巨大政治影响力的政治阶层。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特权阶层逐渐演变为挂着红色招牌的权势派。特权阶层对苏共和苏联的发展进程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最终成为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社会基础。


一些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人，特别是勃列日涅夫，在追求享乐、滥用权力、贪赃枉法等方面的行为对特权阶层的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勃列日涅夫在成为党的总书记后，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终于熬到了这一天!”当他的母亲从乡下赶来看他时，他自豪地领着母亲看他的精美家具、豪华别墅，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勃列日涅夫的生活方式和言行对他的周围，对所有党的上层产生了影响”。勃列日涅夫利用自己的职权享受着无人能比的特权。他酷爱打猎、住豪华别墅和收藏高级轿车是出了名的。
勃列日涅夫还喜欢各种高档礼品，他收送礼物可以说是“数不胜数”，这本不属于个人财产，理应上缴国家，但勃列日涅夫大多将它们收归己有。勃列日涅夫的孙女在回忆爷爷的生活时曾提到他收藏的高级轿车，竟达百辆之多。这些几乎都是外国领导人的赠品。他送给女儿加琳娜的结婚礼物，一辆斯科达牌小汽车就是捷克斯洛伐克总统送的。这些东西直到勃列日涅夫去世后才被安德罗波夫没收。勃列日涅夫认为，“‘影子经济’、抢劫公共设施、干部的贿赂行为都是正常的。”勃列日涅夫对其亲信谢洛科夫、梅杜诺夫、拉希多夫、阿里耶夫和库纳耶夫等人以及对自己亲属的腐败行为的纵容姑息和包庇更是众所周知。上世纪70年代末期安德罗波夫准备开展打击贪污腐化的斗争，但却遭到勃列日涅夫的反对。他不允许安德罗波夫检查谢洛科夫把持的内务部的严重腐败行为。
当安德罗波夫将反映国内腐败状况的报告交给他后，他很不高兴，一改以往与安德罗波夫的亲热关系，长达3个月不与安德罗波夫见面，甚至拒绝与他通电话。只是当安德罗波夫将报告的内容改为通报平安无事的喜报后，勃列日涅夫才恢复了与他的良好关系。勃列日涅夫和他的亲信们一方面不断增加特权种类，另一方面又对各级干部追求特权的行为极少阻止，有时甚至放任和鼓励，其结果，必然使享受特权的党政官员越来越多，他们所享受的特权也五花八门，这就大大助长了特权阶层的形成。
赖莎·戈尔巴乔娃回忆说：“1978年搬进莫斯科以后，我有不少发现，其中之一就是：某些国家领导人，包括党的领导人，除了拥有供应的国家别墅外，还修建了私人别墅，为自己的子女、孙子们同时修建了私人别墅。这种奢华和大胆，令我为之震惊。”尽管戈尔巴乔夫夫妇本人也属于特权阶层，但他们当时刚调到中央工作，所享有的特权与勃列日涅夫等人相比还是略逊一筹。可以说，勃列日涅夫为首的最高领导人对特权生活的追求对党内腐败现象的发展起到了某种“榜样作用”。这对特权阶层的扩张是有直接关系的。




从组织和人员构成上看，特权阶层的基本特征有以下几点。


第一，特权阶层主要来源于党政干部队伍，而且几乎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


第二，特权阶层具有继承性和裙带性。他们之中相当一部分人是通过特权阶层自身繁殖产生的。从表面上看，特权阶层的地位、身份和与之相关的特权是不可继承的，但是，特权阶层的子女可以凭着父母的特权地位，成为特权阶层中的一员。例如他们可以逃避正常的程序轻易地进入名牌大学，毕业后再找一份好的工作，或者被公派出国“深造”，从而为进入特权阶层铺好阶梯，等等。
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勃列日涅夫的儿子尤里当了外贸部副部长，他的不学无术的女婿丘尔巴诺夫也迅速地成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并被授予上将军衔；米高扬的儿子快速升迁为《拉丁美洲》杂志的主编；葛罗米柯的儿子在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工作一段时间后，被提拔为苏联驻美国大使馆的公使衔参赞，后又被任命为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所长。这些干部子弟的升迁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身份和关系，而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出色的才能。
其中有的人干脆就是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勃列日涅夫的儿子是个酒鬼，经常在半醉半醒中进行重大的商务谈判，有时甚至不得不戴着墨镜掩饰自己的醉态。由此可见，这个阶层的构成在一定意义上是“世袭”的。据一位知情人说，“他们孤立地生活、治疗、休养，在这个阶层中往往形成自己的家族、氏族关系——须知这个阶层的子女们在一起度过时光，互相认识，往往通婚。不仅如此，正是在停滞年代，迈出了下述合乎逻辑的一步：试图建立交权制度，或者叫做特权继承制度。也就是通过建立专收这些子弟的教育制度，然后通过一套任命和提升职务的制度来达到继承权力的目的。”还有一些人是纯粹通过特权阶层的各种亲属关系当上领导干部的。这样就逐渐形成了特权阶层内部的一种滋长的机制。这种情况使得特权者易于互相维护、互相包庇，出现官官相护的现象。


第三，特权阶层的成员绝大多数具有各种专业知识。他们“多数人文化程度较高，受过高等教育，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经常去西方国家访问”。这一特征当然不表明特权者都十分好学、文化水平都很高。相反，也有许多人是在种种不正常的情况下取得“学历”的。高等学历证书是他们登上权力地位的重要条件，也是他们稳定自己的地位、显示自己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证明。


从政治思想意识上看，特权阶层只考虑个人和小集团的私利，逐渐脱离、违背乃至背叛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随着特权阶层的不断壮大，他们已经不满足于攫得少量资产，便索性撕下“社会主义现有秩序”的面具，打着“改革”的旗号，通过各种形式和手段，全盘私有化，把国家财产吞为己有。


从工作和生活作风上看，特权阶层生活上贪图安逸，追求享乐，甚至行贿受贿，腐化堕落。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竭力为自己安排一个奢侈舒适的生活环境。他们可获得实物的、货币的或代物券的各种形式的“特别津贴”；而这种“津贴”的数额往往要超过他们的正常工资收入。他们还有特别的“稿酬”，其中包括由一些讲话而得到的高额酬金。他们还利用经常出国的机会，用国家发给的大笔补贴购买各种国内无法买到的高级消费品，并将它们拿到莫斯科黑市上卖大价钱。代表团里，从大使到最低级别的文书都经常运送几千磅的货物回国。他们也从不珍惜国家财产，通过权钱交易中饱私囊，心安理得地挥霍人民创造的社会财富。这些隐性收入，大大拉开了特权阶层与普通大众的收入差距，更加大了他们和普通苏联民众之间的裂痕。据有的材料估计，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党政干部和普通人民群众收入的差距达到30～44倍。


在作风上是典型的两面派。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都是玩弄“两面派”的典型代表。叶利钦为了攫取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最高领导权，当上俄罗斯总统，假惺惺地打出“反对特权”的大旗，以欺骗群众。他还故作姿态，不坐专车而坐公共汽车上下班。但是，这种并不高明的作秀并不能掩饰他享受的种种特权。戈尔巴乔夫从“改革”一开始，就提出“民主化”和“公开性”的口号。他口头上大声疾呼发扬民主如何重要，反复强调民主化是“时代的特征”，说什么“没有真正的民主就根本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等，而行动上根本不讲民主，听不进不同意见，常常自以为是，独断专行，缺乏起码的民主作风。


特权阶层思想和立场的转变


特权阶层形成后，他们的思想和立场也随之定型。其最典型的特征就是维持现状。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特权阶层唯恐他们的权力受到威胁，所以阻挠任何试图改变现状的改革。特权阶层的这种特征，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十分明显地表露出来。勃列日涅夫去世之后，他们的这种特征继续延续。安德罗波夫上台执政后，很快显示出锐意改革的政治风格，他打击贪污腐败，加强劳动纪律，在农业中进行集体承包和在工业中进行加强企业自主权的试验。安德罗波夫的这些改革措施触动了一部分特权阶层的利益，所以招致他们的反对。
安德罗波夫由于病魔缠身，身弱体虚，还未来得及大展宏图，便于1984年2月离开人世，执政只有一年零四个月。安德罗波夫的逝世是苏联改革事业的巨大损失，但对特权阶层来说却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的特权生活又可以维持下去。继安德罗波夫之后上台的总书记是碌碌无为又年老多病的契尔年科，他的政治目标就是维持现状，这与特权阶层的意愿不谋而合。但契尔年科在总书记的位子上也只是维持了13个月，1985年3月病逝，继任的是年轻的戈尔巴乔夫。对特权阶层来说，戈尔巴乔夫时期却是一个重要的变革时期。


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特别是在他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以后，特权阶层的思想和立场逐渐发生了演变。如果说过去他们主要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千方百计地保持现状、反对改革的话，那么现在则越来越多的特权者开始考虑只有把手中的权力转换成资本，他们才能一劳永逸地占有它。不仅占有，而且还能增值，并且传给自己后代。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所谓改革，为特权阶层提供了可能，而特权阶层的这种愿望反过来又成为戈尔巴乔夫推行自己路线的条件。换言之，特权阶层已经成了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力量。


当然，特权阶层思想和立场的演变是有一个过程的。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很快就表达了要对现行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意向。他的经济改革一开始虽然没有引入现代市场经济的理念，但致力于扩大企业的权力，削弱各级行政管理机构的经济权力，以求解除行政命令体制对经济运行的束缚。这样的原则和措施必然使特权阶层对企业的控制力减弱，相应地使他们的权力地位受到削弱。如果进行真正的改革，那就意味着原有管理机构的变化和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这就可能使作为既得利益者的特权阶层的利益受到威胁。


本来，戈尔巴乔夫企图通过对经济领域的改革迅速培植一股忠于自己的新的政治力量，即培植一个新的特权阶层来取代原有的特权阶层。结果，由于有着深厚社会基础的原有特权阶层的反抗，特别是由于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是特权阶层的一分子，这一企图没有实现，经济改革遭到了失败。


于是，大致从1988年开始，以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为代表的特权阶层的主要领导人的思想和立场逐渐发生了转变。他们开始倾向于彻底改变“现状”。戈尔巴乔夫竭力推动政治改革，特别是提出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这就是这种转变的标志和体现。


在这种形势下，党内的特权阶层开始思考新的出路。首先，他们知道，他们的特权已不可能以原来的面目存在，而要维持这些特权，就必须使自身的特权改头换面才行。特权者们发现，资本主义制度是掩饰他们特权的最合适的制度，他们企图直接利用资本主义保护私有权等一系列原则，使自己的既得利益和特权仍能存在下去，以社会制度的更替来获得自己特权的“合法性”。其次，在原来的社会主义信仰、理念及相应的制度框架下，特权阶层谋取的大量个人财产原则上都是人民的、是公有的，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原有的社会制度也相应地约束着他们的行为，使他们对权力和财产的攫取不可能肆无忌惮。
在上世纪80年代社会出现混乱和争论的时期，他们既力图使自己的占有合法地私有化，同时也力争使他们侵吞国家财产的行为合法化。实现这种目标只有一条途径，那就是推动政治制度的剧变，放弃社会主义。因此，特权阶层便毫不犹豫地撕下了原来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假面具，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再次，随着政治改革的进行，特权阶层也发现，原来苏联社会主义和苏联共产党的一系列原则和政策已经逐渐在群众中失去了吸引力，对他们自己来讲，原来他们挂在嘴边的所谓信仰和罩在身上的共产党人的光环都已失去了利用的价值，于是他们将这些东西抛到一边，追求新的可以维持他们原有特权和获得新特权的思想和制度。最后，特权阶层这种思想的演变也是一个过程。
随着戈尔巴乔夫改革带来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尤其是经济形势的混乱，大权在握的苏共特权阶层利用职权谋取利益的渠道也越来越多。又随着自身财富的不断增加，特权阶层对自身财富和地位的担心也越来越重。他们生怕自己在混乱局势下获得的这些利益，会在苏联共产党的纪律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下受到追究。同时，他们贪婪的本性也决定他们并不肯就此罢休，他们还希望使自己的权力地位和物质财富继续增加。于是，特权阶层积极寻求保住这些财富的途径。“特权集团的很多成员显然已经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从他们自己的利益出发，一旦这个社会面临何去何从的紧要关头，他们便倒向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使他们不仅能管理生产资料，而且能拥有生产资料，并且可以公开积聚巨额个人财富。除了大大提高他们绝对的和相对的物质生活水平以外，他们还可以把自己的地位直接传给后代，不必像在旧制度中那样还要靠个人关系网。”

社会调查的结果也证实了官僚特权阶层的这一政治思想和立场的变化，1991年6月的一份调查表明，在苏共高层干部队伍中，76.7％的人已经认为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只有12.3％的人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主改革，对改革前的社会主义模式持肯定态度的人只有9.6％。根据美国学者大卫·科兹的观察，“除了圣彼得堡市市长安托莱·索布恰克以外，所有资本主义拥护者过去都是前政治经济特权集团中的高级官员”。而叶利钦正是“旧特权集团中那些把资本主义看做自己最好出路的人的领袖”。


在苏共特权阶层的主导之下，苏联的改革逐渐改变了方向。




特权阶层加紧谋取私利


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六年，是苏联的社会局势不断走向动荡的六年。特别是在转入政治改革后，苏联出现了经济、政治和思想的多重混乱。社会局势的动荡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但对掌握权力的特权阶层却十分有利，因为混乱的局势有利于他们进行新的投机，他们正好可以趁混乱大捞一把，利用原有的体制漏洞和改革造成的新的缺陷不断获取新的个人利益，中饱私囊。戈尔巴乔夫时期正是特权阶层恶性膨胀、疯狂敛财和加紧谋取新的权力的重要时期。
由于原来苏联社会主义体制上的缺陷，在混乱局势下，握有权力的苏共特权阶层也具有将国家和社会财产据为己有的手段。因为在苏联社会主义所有制下，名义上一切财产为人民所有，但人民却没有对这些财产的直接支配权。名义上，苏共各级干部没有对这些财产的独立所有权，但在苏联体制下，他们作为各级领导实际上却享有对这些财产的支配权。这样，掌握权力的特权阶层就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在混乱时期，苏联共产党和国家的监督和监察机制更形同虚设，这时特权阶层就可以用改革的名义，便捷地将自己的支配权变为个人的所有权。


戈尔巴乔夫政治和经济改革正好为特权阶层将支配权变为所有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趁着戈尔巴乔夫毫无章法的改革造成一系列混乱，特权阶层大肆捞取个人私利，尤其是那些直接管理企业财富的人，他们趁着经济权力的下放之机，利用自己的支配权和管理权，大肆占有国有资产，从而转变为“国家资产阶级”。“改革期间，特别是1988年，情况开始有所变化。‘企业法’、‘租赁法’、‘合作社法’的通过为经济官僚开了绿灯，并且为国家财产的占有权集中到各企业厂长手中打下了基础。……这里所指的不是由民众‘阶层’倡议发起的正常的合作社运动，而是人为的、由官僚们非法建立的合作社、家庭农场等”。

按照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的时间顺序，特权阶层谋取私利的手段也在不断变化：先是在改革之初趁成立合资企业之机，一些干部尝到甜头；随后在“自筹资金、自我核算、自负盈亏”的企业改革中，特权阶层截留权力，积极投身“影子经济”，成为“红色资本家”；之后共青团干部大显身手，在证券、期货交易中获取暴利，一批金融巨头初露头角；最后在混乱的形势中大搞权钱交易，获取出口优惠和配额、大肆出口原材料和军火；一些人则大办银行和投资证券，将国家财政资金据为己有。
这样，特权阶层通过多种手段，将过去对国有资产的支配权转变为实际所有权，许多的党政高级干部利用他们手中掌握的各种权力，“盗窃国家的财富，把他们常年积累的‘官名录资本’从党的账号上转移到与西方合资的、令人可疑的企业中去”。据称，在苏联解体前夕的1991年7月到8月间，在勃列日涅夫孙女的别墅里举行了一次周末宴会，参加宴会的都是新型的企业家。引人注目的是这些人都是由原来的高级干部转变而来，包括苏斯洛夫的孙子、勃列日涅夫的孙女等人，他们都有属于自己的高级轿车和别墅。


总而言之，戈尔巴乔夫的混乱改革给特权阶层谋取私利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他们将属于国家和集体的财产转移到自己手中，依靠权力和关系开办各式公司，大发横财。一位前苏共区委书记说，他当企业家之前，没有任何资本，但“党的机关的老关系比50万卢布资本还重要”。

1991年，莫斯科上万名大富翁当中，大部分人都是原来的党政干部。1994年6月被列为俄罗斯50位最有影响的私营企业家第8位的尼古拉·巴巴科夫在1965—1985年间曾一直担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众所周知，俄罗斯几位著名的金融寡头都是苏联时期的高级官员：2004年被普京总统逮捕的尤科斯金融集团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在20世纪80年代是苏联共青团莫斯科市委书记；奥涅克西姆集团总裁波塔宁，在苏联解体前夕是对外经济协会“国际俄罗斯”的负责人；卢科伊尔集团总裁阿列克佩洛夫，在1990年任苏联石油天然气工业部副部长，1991年升任部长；阿尔法集团总裁阿文，曾任盖达尔政府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其副手曾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苏联科学院院士出身的金融寡头别列佐夫斯基，曾在苏联著名的“伏尔加汽车制造厂”工作。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期间，他伙同该厂厂长卡丹尼科夫与意大利“洛戈系统”的资本家合资，将“伏尔加汽车制造厂”改组为一家合资的私人公司，并于1989年创建了“洛戈伏尔加汽车制造厂”，由卡丹尼科夫任总裁，别列佐夫斯基任总经理。

据一个由美国和几个东欧国家的学者组成的课题组提供的材料，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经济精英中，有52.6％在1988年是苏联的“权贵官员”，33.4％是1988年苏联的“其他官员”。这些材料充分表明，苏联特权阶层对国家财产的掠夺是触目惊心的。正是这个特权阶层，为了将他们既已到手的财富转为合法，极力推动了国家的转变。


趁苏联局势混乱之机，特权阶层不仅谋取到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谋取到了巨大的政治利益。表面来看，苏联剧变是“革”了苏联共产党的“命”，苏共遭禁止和解散。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苏共党员应该是这场革命的对象。但事实上，正是苏共内部的特权阶层导演了这场“革命”，是这些“共产党人”首先革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命，最后也就革了苏联共产党的命。在苏联剧变的过程中和剧变之后，他们不仅成为各大银行、公司的股东，各大企业的董事长，而且还身居高位，继续控制着国家政权。仔细看来，苏联剧变后的俄罗斯，除了权力金字塔塔尖上的人物有所变化外，其他各级干部则大部分是老面孔。如果看原来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权力机关的话，甚至连权力塔尖上的面孔也没有什么变化，只不过在名称上由原来的“书记”变成了现在的“总统”。当然，现在的总统已经成了这些新独立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在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政府机关中的大部分干部，仍然是苏联时期的特权阶层，他们改头换面，由原来的社会主义的“公仆”变成了资本主义的“掌舵人”。据统计，旧的权贵阶层在新社会精英层中所占的比例分别是：最高领导层75％，政党首领57.2％，议会领导60.2％，政府部门74.3％，地方领导82.3％，商界精英41％。这些旧的权贵阶层无疑就是原来的特权阶层。

到叶利钦时期，这些特权者不仅还把握着政权，同时在这时候他们已将非法获得的大量资产合法化，并赢得了公开拥有财产的权力。可以说，他们真正实现了财权兼得。至于这些人财产来源的合法性问题，在叶利钦时期并没有进行任何的追究。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叶利钦都将这些人作为自己的倚重力量。由此看来，是特权阶层有意识、有目的地推动了苏联剧变。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一个专门研究俄罗斯问题小组的负责人弗兰克·奇福德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他说：“苏联共产党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