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传——作家成长史与创作史
老知青家园 2024-03-19 04:05


1 家乡与家族

1955年2月17日，农历乙未年正月二十五上午，山东高密县河崖镇平安庄姓管的一户人家，降生了一个男孩，按照当地习俗，“产妇分娩时，身下要垫上从大街上扫来的浮土，新生儿一出母腹，就落在这土上”，这个土生土长中的农村男孩，上小学时被取名为管谟业，开始文学写作后笔名为莫言。



莫言家乡高密，古称夷维，出过不少著名文士，如春秋时齐国名相晏婴、东汉经学大家郑玄等。高密地处山东东部胶莱平原，地势平坦，境内河流众多，平安庄村前村后是胶河与墨水河，往东流淌四十里后汇合注入渤海。莫言小时候家乡夏季经常洪水泛滥，洪水暴发时万马奔腾的景象深深刻印在他脑海中。



高密靠近青岛，近代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较早，1900年前后，胶济铁路从距离平安庄二十里的地方穿过，“铁路沿线周围各个乡镇和县城纷纷建成了天主教堂、基督教堂”，平安庄也出现了一座小小的天主教堂。



河崖镇民国时旧称高密东北乡，处于平度、胶县和高密三县交界之处，属于三不管地带，许多外地流民来此开荒、定居。莫言家族原居于高密管家苓芝，1912年，曾祖父管锦城因与人打输官司，举家迁来高密东北乡，定居于此，已有百余年时间。



在莫言小说中，“家族”是一个关键词，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叔叔、姑姑、哥哥、姐姐等常常成为小说的主角或重要人物，小说人物并不能与现实中家族成员“对号入座”，但庞大家族和亲密而复杂的家庭关系对莫言的成长与文学创作影响巨大。



莫言曾祖管锦城有三子，爷爷管遵义行二。管遵义不是《红高粱》中余占鳌式的草莽英雄。他是地道的农民，会木匠手艺，是方圆几十里闻名的种田高手，爷爷穿白褂衣不沾尘割麦的潇洒形象让莫言印象深刻。爷爷善良宽厚，家中并不宽裕，却经常借钱给邻人亲友而从不登门讨账。爷爷耿直倔强，依据人生阅历和直觉判断世事，他曾极力抗拒加入人民公社，后虽勉强入社，但没为公社干过一天活。爷爷高超的劳动技艺与独立人格，为莫言树立人生榜样。



莫言的奶奶姓戴，但没有《红高粱》中九儿那样的传奇与风流人生，直至去世，奶奶是家中实际的大总管。她勤俭持家，精打细算，使一家十几口人在饥荒年月未受冻饿之苦。奶奶还有接生的手艺，颇受村人尊重。



大爷爷管遵仁，三十多岁才立志行医，开生药铺，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医生，土改时被划为地主。据莫言兄弟回忆，大爷爷医术高超，当年救治过下村大脑炎痉挛发作的孩子，莫言小学辍学后曾跟他学医，背《药性赋》和《濒湖脉学》。莫言幼时其貌不扬，唯独大爷爷慧眼识珠，说他将来能成大人物。大爷爷好讲述各种鬼怪历史故事，莫言说，从大爷爷那里听来的故事不下三百个。



三爷爷管遵礼，是个好交游的乡村浪子，抗战时与当地各色游击队伍过往甚密，曾想过参加八路军，却被朋友手下擦枪走火打伤，年纪轻轻不治身亡。三奶奶后来也发疯死去。留下的三个孤儿由莫言爷爷奶奶抚养。



莫言父亲管贻范，读过四年私塾，算盘打得很好，在村中干了几十年会计，为人正直，“账目上没出一点差错，没贪污过一分钱”，父亲对莫言兄弟家教很严，兄弟几人对父亲一直心怀畏惧。



莫言母亲高淑娟，自幼缠足，17岁嫁到管家，一生辛劳多病。在十几口人的大家庭中，以瘦弱身躯承受每天繁重的农活和家务，即使刚刚生完孩子，也要在半夜时去抢收晾在场中的粮食。在困难时期，莫言母亲曾给公社食堂推磨，因饥饿劳累晕倒在磨道里。母亲生有七八个子女，在饥馑贫病中，存活下来的只有两个哥哥、姐姐和莫言四人。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讲中，母亲是莫言提到最多的人。幼时与母亲一起捡麦穗，母亲曾遭人殴打，后来却原谅了老去的打人者；莫言在卖白菜时因有意无意间多收了一毛钱，让很少流泪的母亲痛哭流涕，母亲以行动教给莫言宽容与诚实。



三爷爷的儿子——四叔管贻寿，多年担任生产队长，莫言辍学务农时，经常得到四叔的照顾。1984年，正值壮年的四叔赶牛车进县城途中，被给公社书记盖房拉砖的车压死，最后赔3500元了事，这一事件后来成为《天堂蒜薹之歌》的情节来源。



莫言小姑管贻兰是大爷爷的小女儿，得大爷爷真传，是大栏卫生院有名的妇科和儿科大夫。小说《蛙》以她为原型写成。



莫言五叔，后来在棉油加工厂工作，在他的帮助下，莫言获得走出农村的人生转机，在18岁时成为棉油加工厂合同工。



莫言的哥哥姐姐当中，大哥管谟贤对他影响最大。管谟贤1963年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是莫言走上文学道路的启蒙者和引领者之一。



二哥管谟欣初中毕业后，曾三次征兵体检合格，但因家庭成分是富裕中农，而没有实现当兵梦想，姐姐管谟芬因家庭贫困早早退学，他们都成了高密东北乡普通的农民。



高密东北乡是一块古老贫瘠又充满生机的土地。与那些少小离家外出求学闯荡的现代作家不同，莫言直到21岁才入伍离开家乡。他在自己的家乡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光，他熟悉自己的小村庄里每家每户平凡的传奇，家乡血地与族亲们痛苦与欢乐的记忆滋养了他的文学世界。



2 饥饿与孤独

莫言童年正赶上困难时期，从记事起就一直饥肠辘辘。由于严重缺乏营养，发育不良，自己和同伴那时的形象大多是“挺着大肚子，小腿细如柴棒，脑袋大得出奇”。



童年记忆总是与寻找食物有关。到田野中捉来的蚂蚱、蟋蟀、豆虫和金龟子，到河里捉螃蟹换取的发霉高粱米，从在棉油厂工作的五叔那里得来的棉籽饼，草籽种子窝头甚至牲口吃的豆饼，地上的青苔、池塘里的水藻和榆树皮、柳树皮、槐树皮，这些都成为用来果腹的食物。在许多回忆文章中，莫言提到和伙伴们在学校甚至吃过煤块，他不无戏谑地说：“我们像传说中的神农一样，尝遍了百草百虫，为扩充人类的食谱做出了贡献。”童年寻找食物的游荡过程中，莫言熟悉了乡间的每条小路，熟悉了青蛙、蛇、螃蟹、翠鸟、刺猬和池塘中的浮萍、睡莲、芦苇、水荭，自然万物带给饥饿的孩子一种精神补偿。



但饥饿的记忆是痛苦和屈辱的，莫言说：“因为吃我曾经丧失过自尊，因为吃我曾经被人像狗一样地凌辱，因为吃我才发奋走上了创作之路”。年幼时家中十几口人一起吃饭，总是吃不饱，就抢堂姐手中的地瓜，引起大人斥责，母亲为难的样子使莫言难过。13岁时在桥梁工地劳动，实在饿极了，拔了生产队地里的一个红萝卜，被人发现后，工地领导让他当着几百人的面在毛主席挂像前下跪认罪。在回家之后又遭到二哥、母亲和父亲的痛打，这段经历后来被莫言写入《枯河》与《透明的红萝卜》。



饥饿成为莫言改变自己命运的巨大动力，他多次提到自己文学梦最初的萌生，是因为邻居家右派大学生所描绘的“作家一天可以吃三顿饺子”的生活美景。



与肉体饥饿紧密相连的是精神孤独。小时馋而多嘴，不讨人喜欢，在小学时就因为说老师是“奴隶主”，而受到警告处分。因为好说话易闯祸，父亲母亲经常告诫他少说话，这是“莫言”笔名的由来。这个在饥饿中成长起来的男孩对世界充满好奇，也充满探究和言说的欲望。1966年“文革”爆发后，由于家庭成分是富裕中农，被迫辍学回家。莫言有两年的时间独自放牛放羊，经过初中校舍时，感觉自己被阻隔于同龄人的世界之外。这个多话的男孩一下子陷入孤独当中，渐渐习惯一个人与牛、羊、天上的云彩说话，在牛湛蓝的眼睛中看到自己的倒影，能对着地上的蚂蚁看上一天。大自然各种声音让他的心灵得到慰藉，在田野里放牛时，“我的那颗小孩子的心便变得很细腻，很委婉，有一点像针尖，还有一点像蚕丝”，黄牛的叫声“让我心中又宽又厚地发酸”，“还有风的声音、春雨的声音、三月蛙鸣夜半的声音，都如刀子刻木般留在我的记忆里”。深深的寂寞让他学会了辨别各种细微声音，也学会了观察自然中各种细微的景象，苍蝇如何用腿擦眼睛，蛤蟆如何伸出舌头捕食苍蝇，知了幼虫爬到向日黄茎上和完成蝉蜕的过程，均被他收入眼底。



莫言后来把饥饿和孤独视为自己文学创作的起点，他说：“生活留给我最初的记忆是母亲坐在一棵白花盛开的梨树下，用一根洗衣用的棒槌，在一块白色石头上忧伤捶打野菜的情景……我用耳朵、鼻子、眼睛、身体来把握生活，来感受事物。储存在我脑海里的记忆，都是这样的有声音、有颜色、有气味、有形状的立体记忆，活生生的综合性形象。这种感受生活和记忆事物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小说的面貌和特质。”



这个在饥饿和孤独中长大的乡村孩子，带着自然万物给予他的灵性财富，渴望并向往着外面的世界。



3“闲书”与“用耳朵阅读”

物质极端匮乏，又过早失去上学机会，莫言童年时代的文学积累却相当丰富。他既用眼睛如饥似渴地在身边搜求一切可读的文学书籍，又用耳朵如痴如醉地从长辈讲述的民间传说故事里汲取营养。



莫言在三年级时就表现出写作文的天赋，他的一篇写“抗旱”的作文还被老师推荐到中学去作为范文学习。由于身体不佳，胆子又小，不能跟村里的孩子上树下井，莫言童年时最大的乐趣是偷空看“闲书”。莫言回忆自己看的第一本“闲书”，是绘有精美插图的《封神演义》，为同学拉一上午磨才换来读一下午书的权利，这部神魔小说留给他的印象十分深刻：“那骑在老虎背上的申公豹、鼻孔里能射出白光的郑伦、能在地下行走的土行孙、眼里长手手里又长眼的杨任，等等等等，一辈子也忘不掉啊。”
用了各种方式，莫言把周围几个村子里流传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之类经典，全弄到手看了。从自己的班主任张老师那里，莫言借到了《吕梁英雄传》《红日》《苦菜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红岩》《保卫延安》《红旗谱》《踏平东海万顷浪》等红色经典小说。童年时的读书紧张匆忙，且常付出不小的代价。因和二哥晚上凑近挂着的煤油灯看书而踩坏门槛，因为钻进草垛一下午读完《青春之歌》，身上被蚂蚁、蚊虫咬了一片片的疙瘩；因为去找二哥藏在猪圈窝棚的《破晓记》，头碰到马蜂窝，头被蜇得肿如柳斗。但这种极其投入的阅读，能对书中人物命运产生感同身受的同情。读《三家巷》为区桃的死低声抽泣，甚至在课本空白处写满区桃；后来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为保尔和冬妮娅的爱情深深打动。



除了从同学和老师那里借来的小说，大哥留在家中的中学《文学》课本教材，对莫言影响极大，其中有许多古今中外文学名著的节选，像茅盾的《林家铺子》，鲁迅的《铸剑》，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曹禺的剧本《日出》，郭沫若的《屈原》，孙犁的《荷花淀》《芦苇荡》，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等。特别是《铸剑》，让莫言几十年后难忘当时阅读的心灵震撼。



在漫长的农村生活中老人们讲述的民间传说故事，是更为宝贵的财富。这些用耳朵听来的故事蕴含着民间智慧与价值观念，并且给年幼的莫言带来想象力的开拓和情感的丰富：“在他们的故事里，死人和活人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动物、植物之间也没有明确的界限，甚至许多物品，譬如一把扫地的笤帚、一根头发、一颗脱落的牙齿，都可以借助某种机会成为精灵。在他们的故事里，死去的人其实并没有远去，而是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他们一直在暗中注视者我们、保佑着我们，当然也监督着我们。”高密西行三百里是蒲松龄的故乡淄川，但在读到《聊斋志异》之前，莫言已经从老人们口中听到了许多民间流传的聊斋故事。



幼时听老人们讲述妖精鬼怪故事的黑暗夜晚，是莫言最初的文学课堂，“在我祖父母讲述的故事里，狐狸经常变成美女与穷汉结婚，大树可以变成老人在街上漫步，河中的老鳖可以变成壮汉到集市上喝酒吃肉，公鸡可以变成英俊的青年与主人家的女儿恋爱”，老人们的故事既让人恐惧，又“饱含着人对未知世界的敬畏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包含着文学和艺术的种子”。



老人们口述的民间历史，“没有阶级观念，也没有阶级斗争，但充满了英雄崇拜和命运感，只有那些有非凡意志和非凡体力的人才能进入民间口述的历史并被不断地传诵”，这些故事无疑影响了莫言写作的历史观念。爷爷、父亲在讲述故事时的技巧也对莫言深有启发，在他们的故事中，那些有传奇经历的人常常是自己的亲戚好友，因此故事也就听来极其可信。这样的视角后来被莫言小说自然地化用。耳朵的阅读还包括高密的地方戏曲“茂腔”对莫言的影响，这种委婉凄切的地方戏曲是“高密东北乡人民的开放的学校，是民间的狂欢节，也是感情宣泄的渠道”，在《檀香刑》中，茂腔戏文成为小说结构线索；而2017年创作的《锦衣》，就是为茂腔戏写作的剧本。



童年时代大量阅读的“闲书”和耳朵听来的传说与戏文，已经在莫言心中播下文学和艺术的种子，这种子期待向着更广阔的天空长成参天大树。



4 逃离故乡

据莫言回忆，20世纪60年代初期，大量省直机关的右派下放到莫言家附近的胶河农场改造，其中有报社总编、画家、音乐家、大学中文教授、跳高冠军，外来“精英”人群对年幼的莫言起到了开启心智和开阔视野的作用。莫言后来把农场右派们的故事写进《三十年前的一场长跑比赛》，故事背后有一个对外在世界充满好奇的农村少年的视角。



在辍学牧牛的日子里，也正是因为邻居单家右派大学生对作家挣稿费、吃饺子的描述，使莫言产生对作家生活的向往。



1969—1973年间，莫言成为一名正式的公社社员，逐渐进入青年时代的他产生强烈的改变命运、离开家乡的想法。在硕士论文《超越故乡》中，莫言坦率地说道：“当我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高密东北乡贫瘠的土地上辛勤劳作时，我对那块土地充满了刻骨的仇恨……当时我曾幻想着，假如有一天，我能幸运地逃离这块土地，我决不会再回来。”



1973年，18岁的莫言开始走出乡村。1973年1月，因送回家探亲的大哥和侄子到青岛乘船，莫言第一次乘火车来到青岛，在青岛迷了路。在这个冬天，挖胶莱河的劳动期间，莫言开始构思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取名为《胶莱河畔》，写民兵队长赵红卫与妇女队长高红英为挖河而将婚期推迟3年，以及革命群众与搞破坏的地主做斗争的故事。这篇小说虽然没有写完，却是莫言第一次进行小说创作的尝试。也是在这一年，莫言第一次报名参军，虽体检合格，却因家庭成分未获批准。到了8月，通过在棉油厂任主管会计的五叔帮助，莫言成为高密县第五棉油加工厂的一名合同工，位于河崖镇的工厂距离莫言家不远，却使他暂时摆脱了饥饿、孤独、屈辱的农村生活。
莫言在工厂中负责过磅、开单据、记账，每个月可赚20多块钱，不仅有了一定的经济能力，而且在工厂集体环境中大大开阔了眼界：“全县五六百个青年集合到一起，和每天在村里与十几张熟悉的面孔打交道大不一样。另外呢，也带来了一些外面的新的信息，有很多青岛的知青，他们在劳动的间隙，就经常给我们讲一些过去看过的电影，像《流浪者之歌》啊，俄国的一些电影，讲各种各样的故事，讲都市里的一些消息，一下子就觉得大开眼界。”莫言在工厂中逐渐以自己的吃苦卖力和文学才华体现价值，得到政治活动发言和办黑板报的机会。后来，工厂组织夜校，莫言成为语文老师，得到大家的好评。在棉油厂工作期间，他也一直寻找机会实现自己的文学梦想，在读过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之后，曾写批判曾国藩的文章寄给《大众日报》。工友们回忆莫言那时已有一些在公社广播站和县广播站的稿子被录用。



在3年半的工厂生涯中，由于不时得到领导和工友的赞扬，莫言逐渐摆脱以往的胆怯、沉默和自卑。1975年，经人介绍，与陈家屋子村的杜芹兰恋爱订婚。人生道路渐渐明朗，但他更加明确自己逃离农村的人生理想需要付出加倍努力。由于等待转正的希望落空，能够选择的出路就是参军。受家庭成分限制，二哥已多次应征入伍失败，到1975年莫言也已三次报名参军体检合格而未被批准，但他没有放弃，寻求着一切改变命运的可能，最终在工友、领导的多方帮助之下，在1976年2月接到梦寐以求的入伍通知书。



在离开县城之前，全县新兵在橡胶厂又黑又脏的澡池里集体洗澡，这似乎是个人生蜕变的仪式。



这一年“文革”结束，中国历史告别政治动乱，即将走入一个新的时代。这一年莫言21岁，他在高密东北乡度过了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这个对人生充满憧憬与渴望的年轻人，逃离了这块带给他痛苦和压抑的土地。他登上军用卡车，车往东北方向开去，故乡在身后越来越远，他觉得自己如一只飞出了牢笼的鸟。

5 文学改变命运

军车开了三百多里，就在黄县停下了，这让希望远离家乡的莫言感到有些失望。新兵们住在黄县的丁家大院（清初黄县大地主丁百万当年的宅院，后改为博物馆），条件艰苦，在石板上铺上稻草休息。莫言下定决心，要在自己的军旅生活中拿出优异的表现。一天，因为发烧被班长留下搞内务，他用一根生锈的铁钉，在压在枕头下的方砖上刻下豪言壮语。



新兵训练20天后，莫言被分配到龙口市附近的北马公社唐家泊村，在总参下设的一个很小的保密单位做后勤，营房和旁边村庄连在一块，靠近猪圈羊圈，每天站岗之外，就是种地种菜。本以为当兵离开了农村生活，结果干的农活比农村还要辛苦。得知在这里提干非常渺茫，他感到灰心。



1978年，莫言争取到了报考解放军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电子计算机系的机会。只有6个月时间，数理基础太差，莫言咬紧牙关，叫家里把大哥小学到高中的教材打包寄来，下班后在一间小仓库中整夜熬着复习，仓库地面、墙壁上画满了数学物理公式。但是6月份的时候，名额取消了。这年7月，莫言崇敬的爷爷去世。



在黄县站岗种地的三年中，陷入苦闷的莫言偷偷开始写作投稿。1978年，他先后写了《妈妈的故事》和话剧《离婚》，投给《解放军文艺》，但都被退稿。1979年7月，莫言回乡与杜芹兰结婚。回部队后，调往河北保定郊区的训练大队当教官和政治教员。据管谟贤的《莫言家谱》，这一年莫言又写了《异化》《灾难的余波》《老憨的心事》《闹戏班》等小说，由于没有发表，这些早期习作都被焚毁了。



到1981年，26岁的莫言当兵已经六年，一直提干无望，眼看着就要离开部队返回家乡。在经过了多次投稿—退稿的失败之后，莫言终于收到保定地方文学刊物《莲池》编辑毛兆晃的来信，第二天驱车3小时到编辑部见了毛兆晃。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修改多次之后，终于发表在《莲池》1981年第5期上，莫言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文学梦。11月，他的女儿管笑笑出生。



1982年小说《丑兵》和《因为孩子》又分别在《莲池》第2期和第5期发表，莫言提干留在部队。秋天，从保定调到京郊延庆，任新闻干事。1983年，又在《莲池》第3期和第5期发表《售棉大路》和《民间音乐》。《售棉大路》被《小说月报》转载，《民间音乐》得到老作家孙犁的赞扬，认为“小瞎子的形象，有些飘飘欲仙的空灵之感”。到1984年，《白鸥前导在渔船》《岛上的风》《黑沙滩》等小说又陆续发表，《黑沙滩》获得《解放军文艺》年度小说奖，开始参加《长城》等刊物的笔会。



1982—1983年，是莫言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阶段。这一时期作品与社会现实的契合程度仍是文学主要评价指标，但大量西方近现代小说和理论已经翻译到国内，文学创新的大潮已经在积蕴之中。莫言早期作品取材于军旅或乡村生活，虽然没有超出当时小说创作的主流叙事模式，但已经体现出笔触细腻、富有想象力的特征，也已经表现出学习西方小说手法寻求创新的努力，莫言曾提到亨利克·显克微支（Henryk Sienkiewicz）的《灯塔看守人》和科塔萨尔（Julio Cortázar）《南方高速公路》对早期作品技巧的影响。在学习模仿中，莫言逐渐寻找着属于自己的叙述腔调。《售棉大路》《丑兵》《民间音乐》等小说已经从过去人生经验和故乡风物中取材。



1984年6月下旬，莫言得到可报考解放军文艺学院文学系的消息，当时已过了报名时间，时任文学系主任的徐怀中，看了《民间音乐》之后大为赞赏，准许莫言破格报名。莫言在距离考试仅12天的时候开始复习准备，最终以作品最高分、文化考试第二名的成绩考上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



参军之后的八年时间里，莫言通过坚韧努力，抓住人生际遇，以文学创作的艰辛耕耘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命运。一天三顿饺子和用稿费买新皮鞋、新手表的作家梦已被抛在脑后，莫言来到文学创作更广阔澎湃的时代大潮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