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庆后去世所引发的这一波舆论大战，是近年来中国企业家阶层所遭遇的最大的一次公众信任危机。”
 文 / 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在喜欢结社拉派的浙商群体里，钟睒睒和宗庆后都属“独行客”。前者大隐于市，几乎从不参加任何活动；后者常年奔波业务一线，偶尔出席一些论坛大会，也都是匆匆一现，没有表达或引发话题的欲望。
谁料今日，阴阳相隔，同城的两人竟势如水火，成了互联网世界里的“流量食物”。


宗庆后去世，钟睒睒躺枪，在网民的话语体系里，两人被迅速的“格式化”：前者简朴爱民，年度消费五万元、45岁员工不辞退，勤恳打造民族品牌娃哈哈；后者的公子入籍美国，产品包装处处可见崇日痕迹，连瓶盖都长得像太阳旗。于是，以“爱国”为名，楚河汉界，阵营森然。
网民们引以为据的事实是否完全属实，尚待确认，但是，这似乎已不重要，关键的是“立场”，重要的是，人们的情绪需要一个假想敌。宗庆后去世所引发的这一波舆论大战，是近年来中国企业家阶层所遭遇的最大的一次公众信任危机。
最可怕的是，此次风波的掀起，没有“台前主将”，没有“幕后主角”，没有所谓“利益集团或资本的推动”，它不是商战，没有阴谋，是一场民粹主义情绪的广场式猎杀。它的发生突如其来，过程曲折激昂，近日（3月11日），随着钟母的意外去世，更是添上血腥和叵测的气味。
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的宗庆后和钟睒睒都已成了公众舆论广场上的“祭品”。在他们各自身上被赋予的意义，已远远的大于事实本身以及他们之间的前尘恩怨。如此戏剧化的猛烈对峙，发生在全国最低调的两个同业、同城企业家身上，我竟不知是巧合还是命运的作弄。
因而，宗、钟两族都应保持理性和冷静，一旦被愤懑和悲情裹挟，进一步互相爆料或撕咬，肯定两败俱伤，引爆更大的民众狂欢，从而引发对整个企业家阶层的质疑和反感。


当今之计，最值得反思和讨论的，倒是几个在此次事件中被抽象出来的重要话题：
▶▷其一，怎样的企业家，是一个合格和值得尊重的企业家？
按德鲁克的观点，企业家若能做到四点，便堪称合格，它们分别是：生产好产品、合法纳税、善待员工和友善环境。此四条是企业家的职业道德底线，如能达成，他们便足以自洽，无从指摘。
▶▷其二，企业家与爱国的关系。
马克思说：“赋税是国家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在这层意义上，作为公民之一的企业家，最重要的爱国体现便是纳税，以及通过扩大再生产、雇佣员工和创新，而实现更多的纳税。
▶▷其三，资本的流动与爱国的关系。
资本的基本属性是逐利，因此“资本无国界”。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国际资本对中国市场的投入或撤出，中国资本在“一带一路”及东南亚等国的投资办厂，中国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的上市融资，等等等等，都是资本属性的体现，不能以是否“爱国”来进行考量。
▶▷其四，中国商品与国际元素的关系。
现代化和全球化的题中之义，便是各国产品、技术的引入和输出，以及本土文化与全球文化的交融。好莱坞拍《功夫熊猫》，既借鉴了中国元素，却体现了美国意识，而中国商品对其他文明体的文化元素的借鉴，也同样是全球化背景下的自信和再创造。
▶▷其五，资本市场的公司估值与产业进步的关系。
这些年来，人们在议论科技进步的时候，常常以茅台是最高市值公司和卖水的商人成了“中国首富”——宗庆后和钟睒睒都当过财富榜的榜单之首，来诟病中国企业没有创新力。其中的误读，既是资本常识的缺乏，也可以理解为“爱之切而恨之深”。
上述五个课题，归根到底是“企业家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梳理，它们的凌乱和错读，正在公众社会造成对立、撕裂和无谓的消耗。
哈耶克曾说：“商人一直是普遍受到鄙视和道德诅咒的对象。对商人的仇视，就像有记录的历史一样古老。”在中国的民间社会，由“无商不奸”“为富不仁”和“杀富济贫”等成语构成的价值判断，顽固地盘旋于社会共识的最基石层。它们如同咒语一般，尤其是在经济低迷的时期，可能被轻易地呼唤出来。
每个人都被悬挂在由他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每个人都只看到他愿意看到的事实，如果这一意义和事实遭到挑战，便可能不由自主地走到预料未及的极端。而这一景象一旦构成为公共情绪，那么，对之的驾驭和平复将变得非常困难，并造成长久而持续的社会性伤害。
宗钟风波的平息，也许并不需要太多的时间。现在的问题是：谁是下一个钟睒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