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陈云被查出患有结肠癌。手术前，中央办公厅主任姚依林问他有什么交代。
陈云思索了很久，觉得只有一件事放不下。
病中的他提起笔，亲自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虽然这次是小刀，但人老了，为防万一，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潘汉年问题的解决，潘案要重新审理”。
就是这封信，让一桩尘封多年的历史冤案重新走到了人们的视线里。
被迫与汉奸“共舞”
陈云和潘汉年，都是我党在隐蔽战线上的卓越领导人。
他们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并肩战斗，风雨同舟，走过了惊心动魄的革命岁月。

潘汉年是著名的“情报专家”。
上世纪30年代初期，他奉命在中央特科工作，担任情报科科长。
                        
                        
                        
                            
1939年初秋，上海已成“孤岛”，情势十分复杂。当时情报工作的主要对象是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汉奸。
特殊的工作环境、特殊的职业需求，对潘汉年来说，可谓举步维艰。
而他的主要对手，正是令人谈虎色变的汪伪76号特工总部大魔头——李士群。
汪伪政权成立后，李士群紧紧抱住汪精卫的大腿，一路官运亨通。
但是此人是典型的“墙头草”，朝三暮四、摇摆不定，从来都信奉“有奶便是娘”的原则。因此，他虽然当了汉奸，但也并非真心臣服于汪精卫。
对抗日战争的结局、汪精卫政权的未来前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走向，李士群一直在观望着、盘算着。
他内心打着小算盘，觉得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不仅和国民党中统保持着秘密关系，同时又想方设法搭上中共的线索。
就是在这样复杂的局势下，李士群主动和潘汉年之间建立了联系。
在最初一两年间，李士群并没有提供多少有价值的情报。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租界完全被日本占领，形势更为严峻。

潘汉年这才决定，要进一步打开和李士群的联系渠道 ，以保证上海的地下工作能够坚持下去。
1943年，潘汉年被任命为华中局情报部部长。他收到消息，日伪有可能对淮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扫荡。
为了进一步了获取情报，潘汉年向饶漱石建议，由他进一步加强和李士群的联系，交换一些情报。
饶漱石批准了这个提议。
1943年3月，潘汉年再次潜赴进上海。
所谓“智者千虑，终有一失”，此次上海之行为他后来的政治生涯埋下了祸根，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一次改变命运的会面
到达上海当天，潘汉年立即通过联系人，与胡均鹤接上了头。谁知胡均鹤告诉他，李士群人不在上海，而在苏州。
上海离苏州并不远，潘汉年匆匆赶到苏州后，又扑了个空。
李家人说，李士群不在苏州，如果有急事可以直接去南京找他。

一而再，再而三的扑空，使潘汉年觉得有点不对劲。
李士群到底在玩什么把戏？为什么让他去南京见面呢？
要不要去南京，能不能去南京，去了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其实作为中共情报工作负责人，潘汉年亲自去南京显然是不适宜的。万一被国民党抓住把柄，说不定会编造出“勾结日伪”的谣言，使得我党在舆论上陷入被动局面。
但如果不去，那么此前与李士群建立的情报关系就将宣告结束，不仅会影响以后的情报来源，就连目前新四军急需的“扫荡”情报也无法搞到了。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权衡再三后，潘汉年咬咬牙，决定冒险一试，去一趟南京。
可是到了南京，依然不见李士群的踪影。汪伪政权的另一个头目杨杰出面接待了潘汉年。
杨杰自作多情地将潘汉年介绍给一些汉奸，还称呼他为“李士群的朋友”。这样一来，潘汉年的南京之行，几乎就公开化了。
到了第二天，李士群终于露面了。然而狡猾的他完全不关心情报，反而大大谈了一通当前形势。
最后，他话锋一转说道：“汪先生听说你来了很高兴，他想和你谈一谈。”
事到如今，李士群无疑是图穷匕见。这一切都是他设计好的一个局，先把潘汉年辗转欺骗到南京，然后再挟持他与汪精卫见面。
潘汉年此次前来是为了尽可能获得更多有价值的情报，但李士群却突然把他带入一个危险四伏的境地。
深入虎穴的潘汉年早就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最重要的就是将“扫荡”情报弄到手。
在这一动机的驱使下，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和汪精卫见面。

就在当天下午，潘汉年由胡均鹤陪同，驱车前往汪精卫公馆。
其实就后来的资料显示，这次会面并没有谈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双方都没有思想准备，气氛也不紧张，谈话匆匆结束。
之后，潘汉年仍由胡均鹤、刘毅护送，从上海返回了淮南的新四军根据地。
凄惨的下半生
其实潘汉年去南京和汪精卫见面，重点不在于谈了什么。而是这次会面本身，就具有很特殊的政治含义，很容易被有心人抓住把柄大做文章。
潘汉年自己后来也懊恼过，觉得当初不该如此草率。
他越想越觉得被李士群欺骗了，内心从此蒙上了一层阴影，忐忑不安。
回到根据地后，他出于种种顾虑，只向饶漱石说了在上海的事情，对于南京之行只字未提。
没有及时和组织坦白交代，这也给日后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
1955年，“高饶事件”后，饶漱石被隔离审查，一直在上海从事公安工作的胡均鹤也被逮捕。
当年4月，中央召开会议时，潘汉年主动说出了自己在抗战期间被挟持到南京会见汪精卫一事。
他将积压多年的心事吐露以后，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
但此事非同小可，潘汉年毕竟隐瞒了12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很快，潘汉年就被逮捕审查，从此开始了漫长的与世隔绝的生活。
“文革”开始后，他的境遇更加糟糕。

在江青等人的指使下，不仅生活标准降到了最低限度，而且遭受了无休止的审讯和折腾。
已经年过六旬的潘汉年身心受到巨大的摧残，精神近乎崩溃。
他的肝本来就有毛病，由于得不到好的治疗，身体一直不好。
到了1976年冬季，潘汉年已经重病缠身，卧床不起。
经医院检查，这位瘦弱的老人，患多囊肝、消化道出血、肺部感染、支气管炎等多种疾病。
1977年4月14日，潘汉年含冤逝世。
他的妻子在立碑的时候，连真名都不敢用，只用了化名“肖淑安”。
为好友仗义执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许多冤假错案先后得以平反。在这个特殊的转折时期，陈云想起了自己的老战友潘汉年。
他始终觉得，当年潘汉年见汪精卫是在李士群、胡均鹤挟持下发生的，来不及向组织请示，而且这次会见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之后并没有进一步的接触。
潘汉年的主要责任，在于他顾虑太多，长期没有能向组织讲清楚这件事情。
陈云确诊结肠癌以后，心里对老战友平反的事情更加着急了。
他说：“当时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代表同国民党接触的有三个人:王明、康生和我，如今只剩我一个了。我再不说话，就没有人知道了。”
而除了陈云之外，还有一个人在为潘汉年的事情奔走呼吁，那就是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承志。

廖承志在1980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潘案提出质疑。
他说：“如果潘汉年是一个暗藏在党内的内奸分子，那么他在香港从事地下工作数年，香港的党组织以及情报工作据点为什么没有遭到破坏呢？”
这个问题一针见血，没有人能够回答。
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潘汉年的清白。
1981年3月1日，陈云再次致信邓小平、胡耀邦等人。
他表示自己收集了一些材料，可以证明潘汉年从未投敌出卖组织或者其他同志，建议中央对潘案正式予以复查。
邓小平很快就批示：“赞成。”
中纪委经过认真、细致的复查，终于在1982年8月作出《关于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宣布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党籍和名誉，还肯定了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卓著功绩。

被颠倒的历史又重新被扳正，然而此时距离潘汉年含冤离世已经过去了5年多了。
潘汉年平反后，陈云还惦记着给老朋友一个公正的历史评价，希望党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好同志。
因此，他特地给作家夏衍写了一封信，请夏衍写一篇纪念潘汉年的文章，在报纸上登载。
1982年11月23日，夏衍撰写的《纪念潘汉年同志》一文在《人民日报》登出。
在文中写道：“我们这些无神论者，不相信有什么‘地下’或‘九泉’。给潘汉年恢复了名誉，他是不会知道的。但是这个名字，他对党的的一片丹心，终于可以写入青史，令人长久垂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