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学术之结构》内容简介

原文：《中国哲学之结构》内容简介

杨道还 7/5/2017

（1）本书的自我定位

这本书是对中国经典时期——先秦诸子的学术思想的一个尝试性整理。中国文化的发源显然远远早于这个时期。但这个时期的思想，即“轴心时期”的思想，与此前的文化思想有继承，也有显著的区别，具有自身的独立性。这个时期的思想在对此后两千多年社会发展的影响上，也具有主干作用。所以先秦诸子的思想，虽然只是中国文化的层面之一，但却是最具实质的一个层面，是主干。



这本书可以归类于国学。国学是个很受褒贬的词，迄今为止不管支持者还是批评者对何为国学的解释还是夹缠不清。国学不同于国故学，也不同于研究国故的方法，而是从中国国故中抽取出来的学问。研究这样的学问的目的是学而致用，“以御今之有”，所以这样的学问不是“古”学，而是“今”学，具有现实性。



说国学是今学，大概会引起很多疑惑。这大概是因为中国人很久以来都困在西方“文化中心论”里不能自知的原因。西方文化与现代社会紧密不可分，是不容否定或回避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社会等同于西方文化，这类的观点不再是“文化中心论”，而是“文化唯一论”或者“大一统论”。在中国人混淆“中心”和“一统”时，西方人的人类学家在几乎一个世纪前，就已经看到了，即便“中心论”也是错误的。人类学的出现，实际上是对“文化中心论”的否定。如，不同文化的“不可公度性”的提出。从思想学术上来看，“不可公度性”意味着，不能用科学或西方哲学来作为衡量一切思想学术的规和矩。



从这个思路来讲，人类的文化，不能以某一民族或文化圈更为卓越优异的表现（通常是暂时的）为根据，为其他民族的文化定下一套“标准”表格。这正如老子所讲，“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己”。（《老子·二》）举例来说，语言学，不能以用得广泛，就将语言学等同于英语学或汉语学，这样的得到的只能是带有偏见的“方言”学问。又如，历史学不能以重要性，规模，或其他因素，将历史学等同于美国史或者中国史，这样的得到的只能是带有偏见的“夜郎”学问。



在文化上，这意味着，一种文化，要通过对人类文化的整体的认识，才能找到定位，在认识这个整体的同时，才能真正理解自身。这正如老子所讲，“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老子·五十四》）。玛格丽特·米德在《文化模式》一书前的序言中，即讲了类似的认识，她介绍说：“（本尼迪克认为）一种文化，无论它多么微小，多么原始，或多么巨大，多么复杂，人们都可以认为，它是从人类潜能巨大的弧圈中选择了某些特征，并以比任何个人毕生能做的一切更强大的力量给予了精心构建。”（露丝·本尼迪克《文化模式》何锡章，黄欢译，北京：京华出版社，2000.10。这个序言写于1958年。）这句话的关键在于“人类”，这是所有文化，包括西方文化，像毛之附皮那样，依附的皮。



中国的国学，即是“强大的力量”“精心构建”的一种文化。中国文化自成一体，独具一格。这与其他中断过的，与地域内其他国家纠缠而无法分开而论的，或者次生文化的等等，都非常不同。这使得中国文化在“人类潜能巨大的弧圈”中特别地不可或缺。每个民族中最民族的那些东西，也就是“弧圈”中最不可或缺的，本原性的，是人类存在的文化空间的一个支柱——“弧圈”的支柱之一。



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自成一体和独具一格，是由于先秦诸子的思想。换言之，是先秦诸子的思想使国学有资格跻身于人类文化，并成为其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先秦诸子之前思想，具有浓厚的神巫性质，或许可以称为启蒙思维。在这阶段中，中国人与世界上很多其他民族，具有很多相像的特点，如神谕巫卜神话天文历法等的发达。先秦诸子思想可以称为经典时代，这个时代产生了最具现在人所熟知的“中国式”的思想。所以作者认为国学如果能够成立，必须认清先秦诸子思想是其主干，即先秦诸子的哲学思想是国学的核心，由此繁衍而生的思想和学术构成国学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不能认为越全越好，将中国文化的所有，一股脑装在这个篮子里，打上中国标签。作者认为，道家思想是个独立的体系，与启蒙时代的河图洛书易经等，分属两个不同体系。这两个体系，可以看作是祭司和史官思想的差别，分别发源于启蒙和经典时代。



费正清说，“西方的近代中国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国与中国的关系史”（《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序言）。这句话也很适合于描述近几十年对先秦诸子的研究。以西方哲学和思想角度来研究中国哲学，是一种中西哲学关系学，至多可以说是比较学，却很难说是国学本身。所谓的中国无哲学论，其本质只是一种“中西哲学无关系”论。这个论点的逻辑误区，与那些主张国学这一名称不能成立的论点是同一个。自身的体，不能仅靠关系和比附来存在或成立；而这种关系和比附只能依靠自身的体的成立，才有意义——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这个认识误区，导致了国学发展上的混乱，使其呈现一种“买办”性质——洋买办，西方思想的掮客；土买办，经典文献的掮客。两者各说各的理，鲜有交流。前者如同追逐飞鸟的影子，所追逐的与想要追逐的是两回事，这样如何能够得到，如何能够赶上？而后者往往倾向于迷信经典，造成了事实上不仅限制了思想的进步，而且导致了认识的退步。“买办”只能是中间人性质的，缺乏自身的立足点，更遑论建立，这是“大师”，“思想家”消失的原因。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从国学本身出发，一方面进行内部的整理，即中国哲学结构的提出，将其按照现代性话语重整；另一方面从人类的哲学视野，重整国学与西方哲学和思想的关系。这本书在对诸子经典进行诠释之后，讲他们的学术整理为一个结构图，即“匡廓图”。从这个结构图出发，作者为《墨子》的结构，墨子与道家合传，刑出于兵，“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等问题作出了解释。这个结构为西方哲学提供了一个“另类”的视角。例如，一些著名的哲学难题，如芝诺悖论，特修斯之船等，都可在这个新的角度下得到开解。



钱穆讲，先秦诸子多抱有一种天下观。这使得在人类学渐为人所知的现代，重谈国学容易很多，这是前人所没有的便利。但作者的才学精力有限——在这个知识爆炸的信息时代，这甚至不能算作一个缺点，只是一个时代特征。知者，接也，在上述的两方面，作者只是尽力去连“接”。因而这本书并不是构建一个结论性质的“知”，而是将“连接”有如地图一样展现出来，地图的细部还需读者自己去“识”，去填充。



信息时代真正实现了老子说的“五色令人目盲”，各类冗余的，更夹杂着真假难辨性质的信息，使人的大脑成为不堪重负的信息杂货店，不仅使知识蒙尘，也谈不上思维上的恬适，更何况享受。作者在书中，提出很多作者未曾在其他地方读到过或不知有过的“新识”，来约减这种繁乱。这或许可为读者带来高级思辨——思维上的辨识一类的享受。这本书有“入门”性质，适于对哲学，思想，和文化有宽泛常识的，并想进一步思想上的综合的人阅读。这里的“入门”，不是简单的意思，具有“宽泛常识”是个不低的门槛，而是“无需懂几何，便可入此门”的意思，作者对几乎每一问题的讨论，都与普通人和现代话语情境联系，读者无需像读专业书那样，具备某种专业基础。



常有人认为，中国文化是个教人做人的文化，这个观点有根本性的错误。钱穆讲，天生下一个一个的人，不曾生下一个一个的我。上述观点的错误在于“只知有人，不知有我”，从这里推论出的东西，适用于从动物，机器人，到行尸走肉的人，却不适用于活生生的“知道有我”的人。中国文化是教我做我。这个又何须专业基础呢？但又有几人知道何为我，何为不被“馀食赘行”，“馀思赘忧”摆布的那个我呢？这本书试图为此类的追寻，打开一条通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