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3-08 17:01·南方周末
美国电信公司程序员艾德·唐纳利，被裁员时56岁。他努力尝试重返编程领域，可失业的七个月里，只得到一次面试机会。凭借资深的园艺爱好，他在一家光顾了多年的小园艺用品店找到了兼职，在那儿干了两年，随后转到一家电子商城销售电脑。

人类学家卡丽·莱恩在21世纪初的头几年，深入采访了得克萨斯州达拉斯附近“硅草原”的75名高科技领域的失业者，他们绝大多数来自互联网、电信行业。2009年，新的经济衰退期到来之后，她再度访谈了其中9人。有人创业，有人找到了新工作，养成了储蓄的习惯，而艾德离婚了，并且再也没有找到与过去同等薪资的工作。

再见面时，艾德又回到了园艺用品店工作，与电脑销售相比，他享受这份更为清闲的工作，然而，这与他先前规划的在电信业干到退休的前景相距甚远。这份本是维持生计的兼职，成了艾德希望在退休前的七八年里干的最后一份工作。

美国硅谷的裁员潮还在持续。图为2022年11月，脸书母公司Meta总部所在地，当时该公司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宣布裁员1.1万人的计划。视觉中国


是个人的失败，还是公司的抛弃
两波失业潮中，成千上万的美国白领遭到裁员，难以计数的互联网创业公司突然倒闭，全国为之震惊。

在《一人公司》一书中，卡丽·莱恩最重要的发现在于这些失业者对行业的认知、职业生涯管理的意识形态。

美国人类学家、《一人公司》作者卡丽·莱恩。受访者供图

与1980年代的美国员工迥异的是，这一代人对工作不稳定的性质早有预期，并相信事业成功的关键不在于忠诚，而在于周密规划的自主性。疲软的劳动力市场和长期稳定工作岗位的缺失，在他们看来都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状况。

为应对充满变动的职业生涯，这些工作者普遍拥有卡丽·莱恩称之为“一人公司”的职业生涯管理心态，将自己视作持续劳动的企业家，而企业营销的品牌正是自己。不断完善简历、接受新领域的再培训、获得额外的证书、攻读更高的学位、定期参加交际和求职活动，都是为“一人公司”顺利运转加入的燃料。

如此心态有利有弊。把自己看成一家独立的“一人公司”，而不是被抛弃的员工，有助于增强求职者的乐观情绪和自尊感，也为其再就业提供了切实的策略——交际并紧跟行业趋势。

另一方面，这类对不稳定性的修辞重构，将维护劳资间社会契约的重担，巧妙地转移到了工作者个人的肩头，旨在让他们不仅肩负这一重担，而且心甘情愿地把这看成一个自立的机会。这使得高科技工作者对集体行动缺乏信心，对那些提议以组织形式应对经济危机的人也心存蔑视。

尽管如此，他们免不了受到失业对他们的心理健康与家庭造成的冲击。在描述自己被裁员后的情绪时，许多科技工作者都引用了伊丽莎白·库伯勒-罗丝在《论死亡与临终》中提出的“哀伤的五个阶段”——震惊与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抑郁、接受。回访的9人里，有3人不是已经离婚，就是即将离婚。

改善心境最直接的做法，是将求职当成另一种形式的工作。有些求职者虽然待在家中找工作，但他们常会立下一套规矩，以免除办公室门外的家庭生活对其工作日活动的影响。一名想要自己开公司的项目经理，在家庭办公室门外挂了块牌子，一面写着“爸爸在工作”，另一面写着“爸爸在家”。

卡丽·莱恩描绘出一幅典型的求职者形象：坐在电脑前，被上网求职的经历搅得格外孤独而消沉。保持忙碌状态，按有偿工作的节奏来安排生活，这有助于增强求职者的成就感和参与感，缓解抑郁和失落情绪，但他们最终想要的还是少一点失业的体验。

从失业众生相里，卡丽·莱恩不仅看见了个体，还观察到失业者在各种组织中的抱团取暖，以及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他们的家庭。

她得出与其他无数研究相似的结论，白领的工作是通过各种人脉关系获得的。参加有组织的交际活动不仅是一种求职手段，也能为求职者提供同道情谊、社群和日常的周密安排。

在科技网专为软件相关行业求职者举办的每周例会上，每人都要发表30-60秒之间的“广告”，简练地推销自己。有意思的是，一条标准的“广告”需要以本周的一条喜讯作结，这充分表明，该仪式与“一人公司”职业生涯管理的信条紧密绾结，维持人们对个人与未来发展的乐观与信心。

在达拉斯地区，略过半数的科技工作者在丢掉工作时都有在职配偶。过往论述一般认为，裁员和失业会危及中产阶级男性的男子气概，对于职业女性的威胁则小得多。卡丽·莱恩却发现，建构失业叙事时，男性倾向于将自己的状态描述为“主动承担家庭内部事务如育儿等的责任”，把依赖伴侣的收入重新定义成自己男子气概的证明，女性面对失业则更加焦虑不安，把自我价值更多地与工作捆绑在一起。

“一人公司”的理念并不明确地专属于某个性别，但它对男性工作者有着更大的吸引力或适用性。大多数求职者都缺乏大笔储蓄或高薪的临时工作，他们只有凭借配偶的收入，才能成为出色的职业生涯管理者，灵活地应对失业期。

在第二次的访谈中，艾德说他“认命了”，还“有点生气”，他对自己、IT行业甚至整个世界都感到恼怒，但同时，他认为自己没有察觉工作技能的过时，落到这样的处境亦是咎由自取。

于此，主体与结构的张力再度显现。“艾德所描述的理智与情感的冲突反映了阶层下滑的两种解释之争：一种认为这是个人失败的结果，一种认为这是公司抛弃和剥削美国工作者的后果。”后记里，卡丽·莱恩的笔调变得凝重，“劳资间社会契约的瓦解、大规模裁员、全球离岸外包、兼职和约聘工作的扩张、雇主不再提供福利，这都是特定的企业决策和政府政策的产物。对于这些明确的政治和历史性事件的自然化，他们采取了默许的态度，由此也使科技工作者更加‘无法默契地共同抵抗那种可能摧毁他们的力量’。”


开“一人公司”？更有特权的人才能成功
南方周末：高科技工作者之外，失业后的“一人公司”现象有多普遍？在那些学历、职业成就、家庭支撑方面并没有优势的普通白领中，“一人公司”是否仍是一种比较奢侈的选择？

卡丽·莱恩：所有个人——无论其行业、背景或教育程度如何——都应该像一人公司一样行事，将自己理解为“你的品牌就是你”的企业家，这种理念远远超出了高科技领域。正如人类学家伊兰娜·格尔森（Ilana Gershon）在《新经济中的衰落与出局》（Down and Out in the New Economy）中所展示的那样，各级求职者都被告知要接受这种思考自己以及他们与潜在雇主关系的方式。我想说的是，只有我们当中更有特权的人才能作为一人公司取得成功，因此，以这种方式看待自己，对那些缺乏家庭支持和抢手证书的人来说，负担更为沉重。

南方周末：你提到，在2009年再度采访的九名求职者中，大部分人收入都下降了，只有三人的收入比他们被裁员前的收入多。在你的观察里，哪些因素会影响失业的高科技工作者重新找到一份与以前大致相当的工作？

卡丽·莱恩：这是一个大问题，它因一个人的年龄、职业、职业阶段等有很大差异。伊兰娜·格尔森的《新经济中的衰落与出局》一书中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发现是，大多数人都是通过以前的同事找到新工作的。这与流行的观念背道而驰，即专业社交活动或LinkedIn等网站是再就业的关键。这些东西各有其用武之地，但最有效的再就业途径似乎是依靠那些已经了解你是什么样的人、同事和工作者的人。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要确保自己是那种别人愿意再次与之共事的同事。

南方周末：在眼下新一轮的高科技裁员中，比书中受访者更年轻的失业者，是怎么理解自己被裁员这件事的？在他们身上，你看到了什么样的转变？

卡丽·莱恩：在媒体对Facebook和亚马逊等高科技巨头最近几轮裁员的报道中，我惊讶地听到许多年轻人对自己失业感到震惊。至少从1990年代开始，裁员在高科技行业就很常见，但年轻的职员仍然期望他们的学位和努力工作能够保护他们免受裁员。从这个意义上说，情况并没有太大变化。

然而，在其他方面，年轻工作者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在2000年代，很少有下岗职工公开批评他们的前雇主。相反，大多数人认为他们的裁员“与个人无关”，站在公司一边，将利润置于员工的工作保障之上。然而，如今在美国劳工激进主义的复兴中，我们似乎听到年轻职工向雇主提出更多要求，并拒绝将工作不安全、过度劳累和经济危机等明显更广泛的问题归咎于自己。

南方周末：如今在美国，学校教育倾向于向年轻人传递怎样的就业观念？这些就业观念与实际情况是否存在割裂？

卡丽·莱恩：令人惊讶的是，在美国，我们仍然在问年轻人长大后想做什么，好像他们的整个成年生活都只会做一件事。同样，大学专业体系往往被当作通往职业生涯的途径来讨论，但这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大多数美国人的职业生涯将跨越数十种工作和多个行业。我们在误导年轻人，认为他们应该——甚至可以——选择一个单一的职业并坚持下去。对于今天的大多数工作者来说，这不是现实，无论是出于选择还是迫不得已，他们的职业生涯可能比我们让他们相信的更加多样化和复杂。

南方周末：有些年轻人认为，既然努力不能得到想要的，那就选择逃避，做一个“沙发土豆”。你怎么看待这种心态？

卡丽·莱恩：我非常同情年轻一代。他们正面临着一个工作保障不断下降、气候危机令人恐惧、国内外政治动荡不安的年代。这让我也想躺在沙发上！期望年轻人对工作的看法与他们的父辈或祖辈一样是不合理的，因为在工作方面，他们所处的工作环境与父辈或祖辈截然不同。我认为，我们老一辈人有责任创造更灵活、更充实、收入更高的工作，让年轻人愿意从事这样的工作。


“最好”的工作，也缺乏曾许诺的安全感和福利
南方周末：有的受访对象在失业后，对自我价值与工作的深度绑定有了反思。面对不稳定的就业市场，人们在有偿工作之外寻找意义及身份认同，会否成为一种趋势？

卡丽·莱恩：当然。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尤其是自COVID-19大流行以来。年轻一代对自己和生活质量的定义更加宽泛。有些人认为年轻人不愿意努力工作或付出代价，我却认为这是一种健康的心态，拒绝将（全职）工作作为美好生活的唯一或主要决定因素。

南方周末：有关工作的意义的讨论，在不同时代发生过哪些变化？

卡丽·莱恩：人类学家克劳迪娅-施特劳斯（Claudia Strauss）的新书《工作意味着什么？超越清教徒的工作伦理》一书很好地探讨了这个话题。我认为，对于工作的意义以及工作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人们总是有着不同的看法。这不仅因时代而异，也因性别、阶级、种族、父母地位、行业等因素而异。

当然，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呼吁美国人重新思考他们的工作时间以及工作对他们身份的重要性。我认为，COVID-19 大流行让许多美国人意识到工作在他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如果他们在工作内容、工作地点和工作方式上有更大的灵活性，他们的工作（和个人）生活会有多么不同。

南方周末：在对自由职业专业组织者的研究中，你发现许多人，尤其是女性，正在以所谓的“安全”工作换取自由职业。这是为什么？如我们所知，在中国，由于传统家庭分工观念，相比于男性，女性更可能倾向于选择相对安稳的工作。

卡丽·莱恩：我不确定中国的情况是否一样，但在美国，我发现我采访过的许多男性之所以能够从事自由职业或其他不那么有保障的职业，是因为他们的配偶从事着较为稳定的工作，即使收入不那么高。这样，在萧条期或失业期间，男性可以依靠配偶较为稳定的收入。也许这也是我们在中国看到的情况。

然而，在美国，我们开始看到越来越多的女性追求标准工作以外的其他工作，这可能是因为所谓的“安全”工作真的不再那么安全了。即使是许多“最好的”工作，也缺乏曾经承诺的安全感和福利。而当“永久性”工作也可能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消失时，人们的选择与其说是在安全与不安全之间，不如说是在不同种类的不安全之间。在这种情况下，自由职业和自营职业开始变得更有意义，尤其是对于许多因承担养育子女和管理家庭的额外责任而需要更加灵活的工作时间安排的女性而言。

南方周末：近年来，整理收纳师等个体经营的新职业兴起，这似乎成了人们应对就业困难的另一条道路。你也对此做了相关研究，可否与我们分享其中一些关键的观察与洞见？

卡丽·莱恩：与我交谈过的许多整理收纳师都是在下岗后开始收纳工作的。他们厌倦了按照别人的时间表工作，这种工作往往让人感觉毫无意义或单调乏味。另一些人则因为成为父母后需要更灵活的工作时间，难以打入（或重新打入）全职工作。因此，开创收纳业务的决定可以理解为是对不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和难如人意的工作安排的一种回应。我猜想，这也是如今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创办小企业的部分原因。其中一些人只是渴望成为企业家。还有一些人，如果能找到一份安稳的工作，他们也会抓住机会，但这样的工作越来越少。

同样重要的，是要记住，自主创业并不是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就像传统就业一样，最有可能成功的人是那些已经拥有经济资源、财富网络和文化资本的人。以美国有色人种创业者为例，无论他们多么努力工作，多么擅长自己的工作，他们都会面临歧视、缺乏代际财富以及未受到应有的关注等特有的障碍。自主创业并不是解决工作不稳定的灵丹妙药，尤其是对于最弱势的劳动者而言。

南方周末记者 朱圆 南方周末实习生 董嘉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