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我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鼎盛时期，涌现出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许多伟大诗人；唐代又是中国传统家训的成熟时期，上至君主、世家，下至文人学士甚至出家僧人，都重视对子弟的教育，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便是诗训。

诗训起源于西周，周文王曾用“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诗句，教诲子孙立身行道应始终如一。西汉文学家东方朔写有《戒子诗》，以“明者处世，莫尚于中”教导其子实行中庸之道。东汉末文学家刘桢的《赠从弟诗》，劝勉其从弟要像苍松一样“冰霜正凄惨，终岁常端正”，保持自己的高洁品性。西晋潘岳写有《家风诗》，诗中说“义方既训，家道颖颖。岂敢荒宁，一日三省”，表达了遵行家训与自我修持的重要性。不过，总的来说，在唐代以前，诗训比较少，影响也不大，唐代则不但数量多，内容丰富，而且影响深远。

01

杜甫的诗训

杜甫（712-770），字子美，唐诗史上的“诗圣”。他幼时好学，壮而游历江淮、山东等地，曾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后人称他为“杜工部”，因触怒唐肃宗出为华州司功参军。据《旧唐书·杜甫传》记载，安禄山叛乱时，“谷食踊贵”，杜甫自己背柴火采集野菜，饿死的儿女有好几个。但即便在乱世中，他也注意写诗教育自己的孩子与亲属。

一是“淘米少汲水”，“刈葵莫放手”。杜甫鼓励子孙学习简单的劳动技术，他在《示从孙济》中要杜济注意“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浑”，井小而浅，如多汲水，水就浑浊不能用了；还要学会收割蔬菜，“刈葵莫放手，放手伤葵根”，这里所说的葵是冬葵，为我国古代一种重要的蔬菜。

二是“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杜甫对次子杜宗武特别钟爱，他希望宗武能继承自己的事业，所以在他生日时，特作《宗武生日》一诗训导他：“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他希望儿子把作诗视为杜家的事业，并为此而熟读《昭明文选》，不要去寻求歌舞声色。

这一思想在《又示宗武》一诗中表达得更透彻：“觅句新知律，摊书解满床。试吟青玉案，莫羡紫罗囊。假（一作暇）日从时饮，明年共我长。应须饱经术，已似爱文章。十五男儿志，三千弟子行。曾参与游夏，达者得升堂。”杜甫教导宗武树立远大志向，致力于经术文章，像曾参与子游、子夏那样干出一番事业。
曾参是孔子的学生，《史记》说他作《孝经》，后世称他为“述圣”。子游以文学见称，明于习礼，任武城宰，以礼乐教民，改善风俗。子夏对《诗》《春秋》《易》《礼》都有研究，后来“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李悝、吴起均为其弟子。苏轼曾赞扬杜甫《示宗武》诗“所示皆圣事也”。不幸的是，在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年代，杜甫一家连生存都成问题，史载宗武“流落湖、湘而卒”，未能实现其父对他的厚望。


02

白居易的诗训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唐朝大诗人。唐宪宗时任翰林学士、左拾遗等职，因忠言极谏、得罪权臣，元和十年（815）被贬为江州司马，晚年居洛阳香山，自号香山居士。

白居易兄弟很多，侄子成群，为教导他们，白居易写了《狂言示诸侄》一诗。他要求诸侄克制过高的欲望：“一裘暖过冬，一饭饱终日。勿言宅舍小，不过寝一室。何用鞍马多，不能骑两匹。”这是以浅显易懂的语言，使侄儿们懂得对财物不要有过多的贪求，并希望他们理解自己的人生态度：“如我优幸身，人中十有七。如我知足心，人中百无一。傍观愚亦见，当己贤多失。”观察别人是否知足，愚钝者也看得出来；而自己要做到知足，贤能者也多有过失。全诗以“不敢论他人，狂言示诸侄” 为落脚点，揭示出白居易作此诗之目的，是为了训示侄儿知足勿贪。当他知道侄儿侄女能作诗制衣时，写了《见小侄龟儿咏灯诗并腊娘制衣因寄行简》，劝告弟弟白行简：“已知腊子能裁服，复报龟儿解咏灯。巧妇才人常薄命，莫教男女苦多能。”

白居易训导诸侄不要贪名逐利，是为了使他们保身免祸，因为狂热地追求名利，难免会丧身败家，他在《闲坐看书贻诸少年》一诗中说：“多取终厚亡，疾驱必先堕。劝君少干名，名为锢身鏁。劝君少求利，利是焚身火。我心知已久，吾道无不可。所以雀罗门，不能寂寞我。”

但从内心深处看，白居易既不否定功名利禄，也不否定有所作为。故在其女儿阿罗七岁时，写了《吾雏》一诗，不仅赞扬她“性识颇聪明，学母画眉样，效吾咏诗声”，而且还寄以厚望：“蔡邕念文姬，于公叹缇萦。敢求得汝力，但未忘父情。”蔡邕之女蔡文姬是历史上有名的才女，完成了父兄的遗志；缇萦是西汉太仓令淳于公的小女儿，淳于公犯罪被捕，缇萦要求入身为官奴以赎父罪，感动了汉文帝，使淳于公得到赦免。

白居易赞叹这两个女中豪杰，实际上是蕴含着对女儿的期望。不过，他不过分激发他们的上进心，因为这可能会造成难以挽回的恶果，他在《遇物感兴因示子弟》一诗中说：“吾观器用中，剑锐锋多伤。吾观形骸内，骨劲齿先亡。寄言处世者，不可苦刚强。”但是，过分怯懦会遭人欺凌，也不是处世的好办法，故“寄言立身者，不得全柔弱。彼固罹祸难，此未免忧患”。白居易认为“强弱刚柔间”才是处世的好办法，所以要“上遵周孔训，旁鉴老庄言。不唯鞭其后，亦要轭其先”，将儒道结合起来，既积极入世，干番事业，又不要过头，名利心太强，使进退、达穷听其自然，取中道行之，无过无不及。


03

李白与李商隐的诗训

唐代的诗训，就其价值目标而言，大致有四：一是使子弟通过学技习艺，能够谋生立业；二是劝导子弟苦读诗文，科举入仕；三是穷达、进退任其自然，保身远祸；四是激励子弟、亲属投笔从戎，为国杀敌，立功受封。李白与李商隐的诗训具有第四方面的特点。

李白（701-762），字太白，唐诗史上的“诗仙”。李白不好儒学，蔑视礼教，重视经世济用，为国效力。他写诗鼓励族弟、外甥立功报国。在《赠从弟冽》中，李白表达了自己爱国无门的悲愤：“羌戎事未息，君子悲涂泥。报国有长策，成功羞执珪。”他自己虽然不被重用，但希望亲人能为国杀敌立功。李白的外甥郑灌从军西征，他作诗三首相送，鼓励他善用韬略，勇敢作战，祝愿他早日得胜回朝，衣锦还乡。其中一首为：“六博争雄好彩来，金盘一掷万人开。丈夫赌命报天子，当斩胡头衣锦回。”李白的族弟李绾从军安西，他也作诗相送，鼓励他建立战功：“汉家兵马乘北风，鼓行而西破犬戎。尔随汉将出门去，剪虏若草收奇功。君王按剑望边邑，旄头已落胡天空。匈奴系颈数应尽，明年应入蒲萄宫。”读来真是热血沸腾，激昂慷慨，气壮山河，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李白崇尚武功，贬抑文儒，认为“衣冠半是征战士，穷儒浪作林泉民”，其家训诗正是这一人格特质的反映。

李商隐（约813-约858），字义山，晚唐著名诗人。唐文宗时考取进士，任秘书省校书郎等职。当时社会危机日益严重，他又因遭到排挤不被重用，其理想抱负未能施展，故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在长诗《骄儿诗》中，他告诉儿子父亲刻苦读书，勤恳著文，以致面目憔悴，骨瘦如柴，经不起跳蚤虱子的叮咬，然而仍无补于国事，所以不要像我那样走科举之路，而应弃文学武：“儿慎勿学爷，读书求甲乙。穰苴司马法，张良黄石术。便为帝王师，不假更纤悉。况今西与北，羌戎正狂悖。诛赦两未成，将养如痼疾。儿当速成大，探雏入虎穴。当为万户侯，勿守一经帙。”

甲乙泛指通过科举考试规定的课程，取得甲第或乙第，以求得一官半职，李商隐不鼓励儿子走这条路。穰苴是春秋末期齐国的大夫，他整理古司马兵法，而把自己的兵法附录其中，合名《司马穰苴兵法》。张良在危困中遇到老者黄石公，授以《太公兵法》，后张良辅助刘邦统一天下。李商隐对儿子说，现在羌戎正在作乱，西北边塞不大安宁，希望你快快长大，像穰苴、张良那样精通兵法，杀敌报国，立功封侯，而不要固守经书不放。


04

王梵志的诗训

唐代佛教发达，僧人甚多，其中有些人出家后，仍留意俗家，写诗劝诫家人。如法照和尚曾写诗劝勉兄弟和睦同居，诗云：“兄弟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起争端。眼前生子又兄弟，留与儿孙作样看。”僧人诗训以唐初黎阳（今河南浚县）人王梵志（生卒未详）的最为著名，在唐、五代、宋影响较大，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是“家中勤检校，衣食莫令偏”。王梵志认为，做父母的应“夜眠须在后，起则每须先”，对孩子的言行勤于检查，不能任由他们挑剔衣食，以免滋长其养尊处优的习气。

二是“养子莫徒使，先教勤读书”。对孩子不要只想着如何使唤他，而是要先教他勤奋读书、用功学习，即便“一朝乘驷马，还得如相如”，“驷马”即四匹马拉的车子，多为达官显贵所乘。王梵志认为一个人纵使日后身居要职，还应鼓励其效法司马相如，做到多才多艺。这种训导子弟读书做官的思想，并不是王梵志所特有的，而是很普遍的，例如在新疆若羌米兰古城遗址中发现的唐宪宗时人坎尔曼写的教子诗就说：“小子读书不用心，不知书中有黄金。早知书中黄金贵，高照明灯念五更。”

三是“丈夫无伎艺，虚沾一世人”。王梵志看到了技艺对人生的价值：“黄金未是宝，学问胜珍珠。丈夫无伎艺，虚沾一世人。”金山可以花光，学问能够立身，大丈夫若无一技半艺挣钱养家，那就等于虚度一世，枉过一生。这是乱世中技艺比出身门第更宝贵的事实在家训中的反映。

四是“家中会宾客，尊卑有礼仪”。王梵志重视家礼，写了好几首相关的诗，如：“尊人共客语，侧立在旁听。莫向前头闹，喧乱作鸦鸣。”尊长与客人说话，卑幼应侧立一旁聆听，不得到前面喧哗。又如：“坐见人来起，尊亲尽远迎。无论贫与富，一概总须平。”看见来客应马上站起，不管尊亲是穷是富，都要一视同仁，平等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