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合谋，趁蒋介石亲临西北指挥“剿匪”之机，联合发动“兵谏”，以武力威胁的方式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团结抗日。

然而事变发生之后，张学良、杨虎城的激进举动，却不被各方所接受。苏联《真理报》认为张杨的举动系“借抗日之名行投机之举”，而欧美各国也多希望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日本则对此持观望态度，但得意之情难以掩饰。

张学良杨虎城合影


在经历了“杀蒋”和“放蒋”的反复争论和多方力量斡旋之后，12月25日，张学良、杨虎城释放了蒋介石，张学良更是亲自护送蒋介石飞离西安。然而，脱离险境后的蒋介石立刻将张学良逮捕，12月30日就将他送上了军事法庭，指控张学良“对于上官暴行胁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

几天之后的1月4日，第二十二届国民政府委员会会议宣布决议：
“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管束”二字，彻底宣告了张学良自此与“自由”绝缘，过上了不知何时是个头的软禁生活。

张学良


张学良先是被蒋介石安置在自己的老家浙江奉化溪口，后来因为日军兵锋所迫，迁至湖南郴州苏仙岭，后又移至沅陵凤凰山。待到日军进犯湖南，张学良又被送往贵州修文县阳明洞。

二次内战爆发之前，我党提出释放张学良，未得到蒋介石应允。1949年，国民党大厦将倾，蒋介石末路穷途之际，指派特务将西安事变的另一个主谋杨虎城全家秘密戕害。

相比之下，对于这个拜把子的兄弟张学良，多少顾念旧情，也将他带去了台湾。此后虽然管控措施有所宽松，但张学良依然是在严密的监视之下生活。

1975年，蒋介石去世，张学良依然处在软禁之中；1988年蒋经国去世，张学良依然未能恢复自由。又过了两年，经过台湾当局的批准，张学良才真正意义上恢复了自由身。

从1937年到1990年，整整53年的软禁生涯，令人喟叹唏嘘却又迷惑不解：离开西安离开东北军，定是凶多吉少，张学良为何执意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呢？

张学良与蒋介石


对于这个问题，国内外史学界有许多不同的解释：

一、澄清西安事变的动机 争取舆论的广泛支持
现代人一提起西安事变，往往都会对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个将军的勇敢果决竖起大大的拇指，对他们心系家国的爱国壮举连连称赞。

然而这都是事后站在上帝视角才有的看法，实际上，在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行为饱受非议，不但在国际上没有多少同情和支持的声音，在国内也饱受非议和诘难。

后来人对西安事变的评述


苏联的态度可谓是首鼠两端，张、杨真的干出兵谏之事以后，苏联的态度来了个大转弯，指责西安事变是日本人的阴谋，把分裂中国的大锅扣在了张、杨身上。

英国《泰晤士报》的社论则认为，这是拥兵自重的张学良，为了更大的政治野心，对蒋介石发起的突然袭击。

国内即使是对西安事变持同情态度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也在其声明中表态，认为“西安事变是非常规的手段，当然不能为全国人民所接受”，还要求张、杨“立即恢复蒋先生的自由”。著名的“倒戈将军”冯玉祥，给张学良拍电报时，提出的要求也是先放了蒋介石。

可见，在中日大战迫在眉睫的时刻，在全国经历了军阀混战好不容易达成形式上的统一的时刻，张学良和杨虎城扣押蒋介石的举动，实发仓促难以得到世人广泛的认同和支持，在绝大多数人的眼里，第一时间得知西安事变，只会从张、杨作为地方实权军阀的身份从发揣测其动机，而不会把西安事变视作基于家国大义而发动的一场兵谏。

张学良如果要争取让自己和杨虎城的行动被国人理解，就必须拿出姿态来。

首先不杀蒋介石将他释放，证明了这确实是在用军事手段进行一次“劝谏”，而自己不带武装，亲自陪同蒋介石安全回到南京，则可以展示出自己的行为并无私心，此番兵谏是光明磊落坦坦荡荡的。

杨虎城


二、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恢复蒋介石被摧毁的威望
不管近些年来多少人揶揄光头庸碌无能，但历史事实就是这样：结束近代中国军阀混战局面实现名义上全国统一的正是蒋介石国民政府。作为1936年时，中国名义上和事实上的军政首脑，蒋介石的威望达到了空前的地步，仅次于九年后中国赢得抗日战争时。

婉言规劝是改变不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决心的，因此只能使用非常手段。不过在权衡利弊之后，蒋介石是不能轻易给宰了的，而且多方斡旋谈判以后，蒋介石还得给放了。

根据近些年披露的史料，张学良在发动西安事变之前，曾经和部下们有过商议，于学忠曾经问过张学良一句话：“抓他容易，怎么放他呢？”

于学忠


显然，这是一个万分棘手的事情。

前面提到了，蒋介石是带着相当的个人威望，以全国最高军政领袖的身份前来西北“督战”的。结果却在西安翻了船，让张学良给逮住了。

堂堂一国之尊，让部下搞了兵变，身陷囹圄，这放在古今中外哪个时间尺度上，都不是一件光彩体面的事情。无疑，西安事变对蒋介石的个人声望的损害是极大的。

当西安事变奔着和平解决而去，蒋介石方面也愿意妥协，接受各项条件换取活命的自由后，如何将蒋介石送出西安以及修复蒋介石受损的声望，就成为了摆在张学良和杨虎城面前的一个天大的难题。

好好招待一番，让蒋介石方面自己的人把他接回去；派个得力的心腹干将，护送蒋介石回去；自己亲自带兵护送蒋介石回去；这三个方法似乎都要比自己孤身犯险来得好太多了。可是张学良为什么不采纳呢？或者说好像就没有考虑过呢？

事实上，相比于杨虎城的强硬姿态，张学良的立场态度对蒋介石来说要温和得多，释放蒋介石也是张学良出了很大力气促成的。既然兵谏的目的已经达成，那么还是需要维系蒋介石作为当时中国军政最高首脑的体面身份。

因为西安事变落得个蓬头垢面威望受损，这都是张、杨所致啊，因此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则可以让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一件青史留名的好事，也能够在尽可能的条件下，修复蒋介石的个人威望，修补自己和蒋介石之间的私人关系。

张学良


对于张学良的这种心态，学者汪荣祖在《评说蒋介石》中记载了张学良的原话：

“必须亲自送他回去，使他能够保持威信和尊严，好见人好办事，不至感到难堪，对我们再存怨恨和戒心，这样他所答应之事也不至于反悔了。” “我抓了蒋，现在送他回去，一抓一送；我去了南京，他再送我回来，也是一抓一送，岂不是千古美谈！” 
这番话与90高龄才重获自由的结局相比，实在是显得过分天真可爱且无邪了。

三、走之前已经做好了部署 断定蒋不敢把自己怎么样
上世纪八十年代，东北军将领的后人提供了一张张学良亲笔书写的手令，内容即是要求东北军麾下将领听从杨虎城、于学忠调遣。

在西北，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共产党的红军默契团结着，有这样一股强大的军事力量在，这正是张学良敢于孤身送蒋的最大的底气。

有人说，那为什么杨虎城不去送蒋介石，而是张学良去呢？这又得说起张学良和蒋介石非一般的交情了。坦率地说，蒋介石都无法否认，西安事变发生之前，张学良就是他的好兄弟，甚至可以说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弟”！

1929年时，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事实上粉碎了日本人企图分化中国的图谋，并且张学良的举动在政治上有力帮助了蒋介石确立了南京国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地位。强如东北军，都承认国民政府是当时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其他那些大小军阀还剩多少底气和蒋介石的闹腾呢？

1930年，就在中原大战激战正酣的时刻，张学良指挥东北军扣关而入，形势瞬间逆转，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倒蒋部队四散溃败，蒋介石取得了中原大战的最终胜利。这样的情谊，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于公于私都是对蒋介石有大恩的人。

因此，作为蒋介石的拜把兄弟，张学良和他的关系不同于其他人，所以干出西安事变这种事情，张学良是有心理准备的，而孤身送蒋回南京，也是有心里准备的，蒋介石无论如何，于公于私都不会对自己下狠手。


回到开头，手握十几万部队，张学良的底气自然是要比其他人硬的多。而且，蒋介石处理反对自己的军阀，尤其是手里枪还不少的军阀，采用的手段大多比较温和。

举个例子，1933年，被蒋介石调派去福建“剿匪”的十九路军，在与红军交战多次受挫之后，逐渐醒悟，走上了反蒋的道路。他们割据福建，另行成立了一个革命政府，史称“福建事变”。

一年后十九路军就失败了，然而主谋者四个人，却都活的好好的：

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兵变失败后逃亡海外，1949年还参加了政协会议，在大陆一直生活到1968年；

十九路军司令陈铭枢，兵变失败后逃往香港，抗战全面爆发以后还在国民政府任职，1947年还以上将身份退役；

蒋光鼐，兵变失败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出任第三战区参谋长、第七战区副司令官，配陆军上将军衔；

李济深，兵变失败后被蒋介石开除党籍，但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依然在国民政府挂职，授予陆军一级上将军衔。


这些人一样搞了兵变，公开反对蒋介石，甚至比张学良更“严重”，直接另立政府了。他们有什么事没有？都没有！无非是躲到香港或者是躲到国外，最后抗战一爆发，该任用的照样任用了。

对于发动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来说，这样一个个鲜活的例子近在眼前，而日本人磨刀霍霍又迫在眉睫，自己手上既有十几万雄兵，又和蒋介石交谊匪浅，送他回南京一趟能出什么事情？

然而张学良失算了，他引以为最大底气的东北军，却在他走后陷入了内讧，很快被分化瓦解。这支看似强大的军队集团，在丢失了东北老家以后，就早已经士气溃散上下离心了。当张学良飞离西安的那一刻，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在和父亲一手带起来的东北军诀别了。

论手腕权柄，张学良绝对胜过无数官场小白，但和蒋介石相比则显得稚嫩太多。他一落地就被控制起来，没几天就上军事法庭走了一遭，又过了几天再被特赦。这一切发生的如此之快，或许这时候的张学良还在想着这无非是蒋介石走走程序，自己很快就能回到东北军了。

软禁生活中的张学良


然而一天天住下去，一天天陷入失去自由的煎熬中，直至抗战爆发，张学良也没能获得重新带兵抗日的权利。到底是蒋介石这个老哥不地道，还是张学良这个小弟太年轻？也许是二者兼而有之吧！

四、置之死地而后生 能活命已是最好结局
“我到南京是预备被枪毙的，我是应该被判处死刑的。我是个军人我懂得，我也带兵，假设我带的部下也这样，我就把他枪毙了。到南京，我就是预备好，预备死，我这个人就是这么一个人，真是不在乎！”

历史学者唐德刚


这番话摘自唐德刚著《张学良口述历史》，出自晚年获释的张学良之口。

如果单纯地从这段话分析，那张学良爱国将领敢作敢为的形象立刻跃然纸上。他是抱着必死之心发动的西安事变，又是抱着必死之心送蒋介石回到南京的。换言之，这是张学良的一种“做事情有始有终”“一人做事一人当”的豪气干云义薄云天。

用张学良自己的话讲，倘若是自己的部下对他发动了这样一场兵变，他腾出手来也会把他给毙了。因此，张学良放弃了东北军的家业，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陪同蒋介石回到南京，任由处置，哪怕直接给毙了他都毫不在乎。

古语有云：置之死地而后生。张学良做到了！本来心中预期就是个死，结果被蒋介石关了近乎一辈子，而且有吃有喝有女人，健康长寿过百岁，这何尝不是死亡之外的最好结局呢？

然而张学良的口述历史却又有不少地方与史实相悖之处。比如他对唐德刚说，九一八事变是他亲自下令不抵抗的。然而近年来台湾方面解密了一批原始档案文献，不抵抗的命令还真就是蒋介石下达的。

所以对于晚年张学良的心境，很多历史学者其实是捉摸不透的。为什么他要把一些本该蒋介石国民政府承担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去呢？究竟是记忆出现了偏差，还是历史依然藏着鲜为人知的细节隐情？


晚年的张学良曾经说，他这个年纪的人知道太多的事情，但有些事情过去了就没必要再谈了，太多上不得台面的事情，就带到坟墓里去吧！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为什么要选择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我认为张学良是一个中西思想杂糅的人，他既对中国百姓存系着家国大义，又对蒋介石寄挂着兄弟情谊。他的身上带着与其他老军阀决然不同的率性天真，一种年轻人特有的敢想敢干不细究后果的理想主义。

回顾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的人生经历，或许能够得出答案。1901年出生的张学良，在发动西安事变时虚岁不过36岁。

这三十六年里，他从东北讲武堂毕业，作为军阀张作霖的儿子，吸毒又彻底戒毒、参加了两次直奉战争、恩师郭松龄反奉、皇姑屯事件、东北易帜、杀杨宇霆常荫槐、中东路事件、九一八事变、西北与红军交战、发动西安事变......如此传奇经历，同龄人全都无可超越，老一辈更是嫉妒生烟，而这些事情张学良都干了，而解释他这么干的原因可能只有简单的四个字：

老子乐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