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戴笠受蒋介石指示，命令一名军统年轻人前往延安，完成两件重要任务。其一，打入延安高层搜集情报；其二，伺机暗杀毛主席、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人。
有着蒋介石“暗剑”之称的军统局，长期执行特务与间谍工作。
军统局主要负责人戴笠的手底下，有着一批精兵强将，其分布在大陆的各个要害部位，让日军高层和日伪汉奸胆战心惊，同时也让我党深为戒备。
然而，在戴笠的筹谋下，竟然有这样一个军统间谍，成功打入了延安高层，在毛主席身边潜伏了3年。

这名军统间谍叫做沈之岳，出生于1913年，浙江仙居人，与戴笠的老家浙江衢州相距不远。
1932年，19岁的沈之岳，在机缘巧合之下结识了同为浙江人的叶翔之。两人年纪差不多大，都有着共同的志向。可谓一见如故，聊得十分投缘。
此时的叶翔之已经开始从事特务工作，是戴笠手下的得力干将之一。当时戴笠所领导的机构叫复兴社特务处（即军统的前身）。
戴笠对于“拉人入伙”早已有了一套流程，他一般是招募文化水平高的有志青年，然后对其进行“洗脑”，令其心悦诚服，最后再进行特务业务培训。

虽然都是洗脑，可戴笠这套流程，不知比今天传销团伙的洗脑要高级、深彻多少倍。
毕竟传销团伙里，大多都是“画饼”；而戴笠是拿高官厚禄作为诱饵，虽然俗气却很有效。
戴笠这个人对蒋介石忠诚不假，可他却有着极大的野心，更对人心与政治有着极其深彻的洞察。
他觉得党务调查处（中统的前身）早已经有了尾大不掉之势。以蒋介石的政治智慧，肯定也看到了这一点，必定会扶持起一个特务机构与之形成平衡，这就是他的机会。

我们在谍战剧中，经常能看到“中统”和“军统”，但这两者有何关系，有何区别呢？
其实，中统和军统都是隶属于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区别主要在于其职责范畴，中统主要负责打击国民党的对立党派，并负责军事部门的情报安全工作、社会的舆论监控等等。
相对而言，军统的职责范畴则要灵活许多，从民国军阀、进步人士、日本侵略者，乃至于自己阵营的部分将领，都是它的情报工作对象。
也出于军统的这些优势，于是到了抗战后期，中统逐渐被军统排挤并取代。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言归正传，当时的戴笠借着职务之便，大力征召有热情、有文化、有能力的青年才俊为自己所用，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叶翔之就是他慧眼相识的干员之一。
戴笠便要求这些干员，再积极为组织寻觅杰出人才。
当时的沈之岳正在复旦大学就读，还曾被特务抓进监狱。当时世人皆知，国民党特务喜好滥用私刑，沈之岳心知危险，却摆出一副“自己上面有人”的架势，把特务唬得将信将疑，不敢动他。
及至他们发现真相时，沈之岳早已逃之夭夭，特务处便对他印象尤为深刻。因而，叶翔之觉得，沈之岳就是组织需要的人物，于是向沈之岳抛出了橄榄枝。

沈之岳本就有着“不当平常人，做一番大事业”的志向，便欣然应允，加入了戴笠的特务机构。
经过一段时间的专业培训，沈之岳以优异的成绩出师。在组织的安排下，沈之岳伪装成进步学生，伺机潜伏进我党。
沈之岳尤其善于伪装，精研了《共产主义ABC》、马列主义进步书刊，爱国学生们视其为同道中人，甚至把他发展进了“光明读书社”，该社是我党在上海的一大重要外围组织。
结果自然不用多说，在沈之岳这个“进步青年”的努力下，光明读书社以及其他一些进步学生组织，先后被国民党特务破坏殆尽。

沈之岳本就通晓英语、俄语，枪法也练得无法精准，某种意义上也是文武双全，然而“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在抗战初期，沈之岳先后成功接近我上海、杭州两地的地下共产党员，期间诱杀了近十名我党干员，破坏了好几处我党地下据点。
与此同时，沈之岳在情报工作上的“卓越成就”，引得戴笠另眼相待，更视其为一大能将。
1937年，戴笠交付了沈之岳一项特殊使命——潜入延安，打入高层，作长期潜伏，伺机刺杀毛主席等中共领导人！

“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国共两党明面上的交锋几乎消弭，可是暗中的斗争依旧无处不在。
陕北延安，是当时中共中央大本营，八路军总部所在，是无数有志之士心目中的革命圣地。
因此在国民党的眼里，延安也是“中共的心脏”。是以，蒋介石遂指示戴笠，要不计一切代价，在延安埋下“真正的炸弹”，退以防不测，进可直击腹心。

然而，戴笠手下虽招揽了不少人，可我党的反间工作也相当出色。戴笠派往延安的许多间谍，要么折戟沉沙，要么只能委屈在非机要部门。
可越是如此，戴笠就越是不肯服输。前面那些间谍的损失，尽管让他颇为痛心，可也更激发了他的斗志。
是以，戴笠在派遣沈之岳潜入延安前，为沈之岳作了周密的准备——没有丝毫漏洞的新身份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履历。
对于这次计划，戴笠有着极大的信心。

1938年4月，沈之岳化名沈辉，作为肖致平教授（注：当时并没有此人，经人考证应该是同济大学教授历史学家陈致平，他也是著名作家琼瑶的父亲）的私人助手，一行人赶赴延安进行访问。
来到延安的沈之岳，和其他国统区（解放前国民党统治的地区）的青年很不一样。
他穿一身朴素的卡其布中山装，以及经过修补的半旧牛皮鞋，对延安军民礼貌谦恭。沈之岳说话不多，显得有些木讷，看上去是一个典型的学生娃。
不知怎的，作为教授私助的沈之岳，却与教授访问团一干人保持着无形的距离。

然而八路军战士们日常作训时，他却在一旁看得非常认真，眼中有种遮掩不住的崇拜之情。战士们作训间隙，会打打篮球什么的，这时候沈之岳偶尔会主动下场，和战士们一起打球运动。
每到傍晚，沈之岳在延水河边散步，倾听着延安军民吟唱的《黄河谣》《延安颂》等革命歌曲时，竟然会频频用手擦拭眼眶，情不自禁地跟着轻声哼唱。
30天后，教授访问团已准备离开延安，可沈之岳这个私人助手却坚决不肯走了，他要求留在延安参加革命。
本来这是件很突兀的事情，可因为沈之岳这一个月里春风化雨般的“真诚”伪装，延安方面虽然意外，却没有太多惊讶。

而且沈之岳的说法也有理有据：他听闻延安是中国革命的真正希望，于是终止了在“中央大学”的学业，想借着教授访问团的名义，来延安看看。
来到延安后，沈之岳感受到了革命圣地的魅力。甚至于他真正眷恋上了这儿，想要成为延安的一份子。
延安方面在情感上已经接受了沈之岳的请求，可是该走的流程一步都不能少，必须得按照规定对他进行严格的政审，这是对党组织的负责。
毕竟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当时我党在民间已有了一定的知名度，所以也会有一些有志青年穿过重重险阻来到延安参加革命，但这只是极少数的情况。

而在这极少数的情况里，还有不少是中统与军统派来的间谍。这让边区保卫处不得不擦亮眼睛，细细甄别每一个进出陕甘宁边区的人员。
面对陕甘宁边区保卫处处长周兴的询问，沈之岳是这样介绍他的过去的：
他叫沈辉，河南息县人，1936年考进了开封师范专科学校，抗战爆发后不得不离开家乡，辗转去到了川渝一带。后来经人帮助，考入中央大学继续就读……
周兴了解完情况后，为保稳妥，又请中共重庆方面对沈辉的情况进行核查。然而以戴笠的周密部署，沈辉的身份自然不会有任何漏洞。

周兴把自己的调查结果向保卫处副处长王范作了详细说明，并询问他的意见。
王范除了是保卫处副处长，还是边区的侦察科长，此人眼力极佳、阅历丰富，极擅长甄别敌特。
为此，王范特地找了沈之岳聊了一次。然而以沈之岳多年的特务经验，自然是从容不迫、应答自如。唯一暴露的一个问题，就是他说自己是河南息县人，口音中却带有江浙一带的腔调。
王范据此追问，沈之岳一点也不紧张，娓娓道来此中渊源：
小时候有几年住在上海的舅舅家，舅舅在美孚煤油公司做工，他在上海徐家汇长寿路小学念过几年书，所以有时候说话带上了一些江浙口音。

当然这个所谓的舅舅，也是戴笠制造出来的人物。而且沈之岳的口音问题，也是他故意为之。
本来以沈之岳精通双外语的能力，改变口音不在话下。
常言道：“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与其天天担忧自己暴露口音，沈之岳决定：直接就不改变口音！
此举虽然给保卫处留下了一个疑点，但沈之岳更愿意通过自己的巧言善辩，抹除这个疑点，这更能让他们相信自己的身份。
果然，在他说了几句不太纯正的上海话后，王范基本上相信了他的身份。

在延安的那段时期，沈之岳行事十分谨慎，他明知道已有其他同伙潜伏在延安，可他却不与任何一人联系。
甚至连毛主席在枣园的住处和杨家岭的中央机关驻地，沈之岳也不敢走近。他的这些避嫌举动，彻底打消了边区保卫处的最后一点疑虑。
在沈之岳的再三请求下，延安方面终于同意了他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在抗大期间，沈之岳与同学们吃住一样，在生活上艰苦朴素，在学习上认真刻苦，还热心于帮助他人，表现得格外突出。

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眼见沈之岳在抗大时的出色表现，曾当着罗瑞卿教育长为首的一并领导，大为赞赏沈之岳，称他是青年榜样。
康生还号召同志们不要对从国统区而来的青年同志存在偏见，要和他们打成一片，多给他们一些帮助。
沈之岳没有接受过演技训练，却靠着他出色的天赋与多年积累的经验，在延安把“沈辉”这一进步青年的角色，演绎得十分到位。
如果当时能进行演技评选的话，沈之岳必定能斩获一个“奥斯卡小金人”。

因为沈之岳在抗大时期的“积极表现”，事事争当先进，还向普干班总支书写了入党申请书，请组织考验他。
经过他这一番处心积虑的“作秀”，康生果然对他赏识有加，这为他此后的步步高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保障。毕竟“背靠大树好乘凉”，而且沈之岳本身能力出众，被提拔是早晚的事。
沈之岳从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八路军留守兵团担任参谋，得以接触到一些不大重要的军事情报，这距离他的目标还差得很多。
于是，沈之岳唯有沉下心努力工作。那时候留守兵团的事情尤其多，他负责的那一块，每次都能很好地完成组织交付的任务。

不管什么时代，最缺的都是人才。
不久后，沈之岳便脱颖而出，被组织重点培养。不仅从留守兵团这个次要所在，调到中央军委机关这个要害部位，还负责干系重大的电报收发工作，得以接触大量我党最高机密。
可是沈之岳仍旧没有任何行动，似乎这并不能满足他巨大的胃口。
他还要继续努力奋斗，打入到更核心的位置，奠定自己在军统里不可替代的地位。
不久后，沈之岳终于如愿了，进入到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室担任秘书之职，这下可谓是真正打入核心部位了。

这次职位升迁让沈之岳有了巨大的成就感，离刺杀仅差“一步”，可沈之岳却还是决定放弃，这又是为何呢？
原因有三。首先，这和沈之岳的任务有关。戴笠让他打入延安高层，是成为战略特务；刺杀任务是附带的，不用急于一时。
其次，当时我党的中央警卫局可不是吃素的，对于中央机关的各项安保工作布置得异常周密。沈之岳想下手也难。
最后，则是沈之岳自认潜伏时间太短，来延安还不到一年。当时边区保卫处虽然相信了他的自我介绍，但有备无患，还是对他作了适当监控。在此期间，倘若沈之岳有任何可疑举动，必定暴露无遗。

然而，百密也难免有一疏。像《风筝》里郑耀先和韩冰这样的间谍，也有偶尔露出端倪的时刻，何况现实中的间谍呢？
沈之岳在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室担任秘书时，期间获取的若干重要文件及情报，均通过极其隐秘的单线渠道传输了出去，不曾留下任何把柄，间谍身份也不曾暴露。
可是，沈之岳却不免引起了有关领导的怀疑。查无实据之下，便把他调到新四军军部工作。
来到新四军工作的沈之岳，清楚自己怕是不可能再回到中央军委办公室了。于是沈之岳便放开手脚，决定尽可能利用这个身份，刺探更多的新四军军情。

1940年10月中旬，国民党当局致电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新四军军长叶挺等人，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所部，在1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
此举明显是强人所难。可是为了抗日大局考虑，我方还是选择退了一步，答应将皖南新四军开赴到长江以北。
然而，哪怕我军表示迁就一步，国民党犹不满足。蒋介石趁我军转移之际，直接下达密令给第三战区负责人，应将江南新四军尽速“解决”。

1941年1月，皖南新四军直属部队9000多人，在叶挺和项英的率领下向苏南开进。6日时分开赴到皖南泾县的茂林镇附近时，遭遇到了来自国民党7个师约8万多人的突袭。（数据来源于北京日报）
激战7昼夜后，新四军只有两千人得以突围，大部分指战员包括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等人皆壮烈牺牲，其他包括军长叶挺在内的干部与战士被俘。
皖南事变中，国民党军之所以能准确、及时地察知新四军的具体动向，以及相应的兵力部署，沈之岳是“立了大功”的。
正是沈之岳及其同党泄露了我军的军情，这才发生了茂林镇的惨剧，致使国民党军以重兵打了我军一个措手不及，让新四军遭受了灭顶之灾。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沈之岳手上的一名线人暴露了身份，使得他结束了3年多的“潜伏生涯”，通过提前安排好的后路返回了重庆。
戴笠为了嘉奖沈之岳的重大贡献，于1941年便把他提拔为了军统局第一处科长。
但沈之岳真正发达起来，还要从解放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残部被逼退到台湾说起。
蒋介石逃往台湾后，在大陈岛新建立了一个“江浙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1951年11月，蒋介石下令胡宗南进驻大陈岛，担任总指挥；当时沈之岳也被安排了一个职位，留在了大陈岛。

虽然沈之岳在延安时期并没有完成刺杀任务，但在大陈岛期间，沈之岳做了一件“大好事”，令得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大为感激。
他派遣特务成功潜回蒋介石的故乡奉化溪口，将丰镐房、蒋母墓、报本堂、雪窦寺等一系列与蒋家有关的景物，拍摄了一组相应的照片呈给了蒋介石。
在亲眼看到故乡的情景依旧后，蒋介石心情稍感快慰，对沈之岳此举大为赞许。

1955年2月，为了避免解放军“解放”到大陈岛及其周边岛屿，蒋经国飞抵大陈岛，在大陈岛指挥军民撤退台湾。沈之岳在其间扮演了重要角色。
当时，沈之岳大肆宣布大陈岛上将有“最激烈的战斗”，再加上国民党部队持武器相迫，这才导致了该岛上1.4万多居民从此远走台湾，终生不得再归故园。
国民党军在撤离大陈岛之际，把该岛直接炸成了一片废墟，用以印证沈之岳的说法。
而这场声势浩大的撤退行动，也被称作“大陈浩劫”。

1963年，时任台湾当局情报部门负责人的沈之岳潜至澳门，想要部署对大陆的破坏行动，主要刺杀刘少奇。
然而，我方情报机构已经彻底掌握了沈之岳的行踪，直接把相关资料呈送了北京。我方高层曾考虑过直接将其逮捕归案，给蒋家父子再敲上一记警钟。
只是出于某些考虑，最终还是作罢了，只是把相关资料呈送澳葡当局，交由他们自行处理。随后，一大批国民党特务被澳葡当局逮捕，特务头子沈之岳也被逐回台湾。
沈之岳回到台湾后，因为办事不力，受到台湾当局撤职查办的相应处分。

然而，不到1年后，蒋经国又再次起用沈之岳，令其出任了台湾当局情报机构之一的调查局局长。
沈之岳在调查局任职期间，重新建立了调查局有关制度，培养了一大批新的有别于军统与中统的新时代高素质特务，为蒋经国填补了在情报这一方面的短板，沈之岳也因此为蒋经国倚重。
及至沈之岳届龄退休后，蒋经国仍舍不得放沈之岳离去，给他挂了个类似“行政顾问”的职位，还将其办公室放在自己办公室隔壁，可见他对沈之岳的信重。

直至1990年，沈之岳的肾部出了毛病，曾被许可来到北京进行治疗。出于礼节和某种考虑，小平同志等中央领导，也曾经亲往探视。
1994年2月，时年81岁的沈之岳病逝于台湾，结束了他这坎坷多变的间谍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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