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府不循制度政治必然厚黑
原创 黄晓阳 黄晓阳 2024-02-11 09:02

现在再说到每项制度之变，也该有一可变的限度，总不能惟心所欲地变。
所贵的是要在变动中寻出它不变的本源，这便是所谓历史传统。传统愈久，应该此大本大源之可靠性愈大。换言之，即是其生命力益强。
就中国以往政治论，宰相权给皇帝拿去一定坏，用人无客观标准，一定也要坏。九品中正制，本想替当时用人定出一客观标准，还是不失此项制度所应有的传统精神的。但后来却变成拥护门第，把觅取人才的标准，无形中限制在门第的小范围内，这便大错了。
——摘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二讲《唐代·唐代考试制度》
钱穆先生又一次绕回了宰相权。
由此可见，我对钱先生的理解并不错，他一直认定，自商鞅而始至汉代的宰相设置，是他所认定的最为理想的行政结构模式。
有关宰相权，我谈得远比钱先生多。
事实上，宰相只存在于历史上极少时期，而这极少时期，也是同时设有宰相和丞相的。宰相是主，丞相是辅也是副。更多的时候，宰相不设了，虚置着，以丞相代行其权。
所以，后世，很难搞清楚，宰相和丞相的区别。
其次，历史上地位最高权力最大的两个宰相，一个是管仲，一个是商鞅。其后无人可比。哪怕是这两个人，也并非控制全部行政权的决策权和执行权。
管仲的权力可能更大一些，因为齐桓公基本是个不管事只享受荣誉和名声的诸侯。商鞅主事时，一，他并没有宰相或者丞相之名，二，他所服务的诸侯秦孝公，可不是个甩手掌柜。
商鞅确实掌握有一定军权和整个秦国的行政权。但这种掌握，都是在秦孝公的授权之下，商鞅身上，其实套着一根线，这根线，由秦孝公牵着。而监察权，在当时还并不完备，几乎全部掌握在君王手里。
至于以后，吕不韦似乎是一个大权在握的宰相，名为相邦。但事实上，此时秦国的军权已经分置给太尉，并且有了相对完善的监察体系，由御史大夫掌握监察权。
这个监察权虽然不能监察相邦，毕竟可以监察相府。
到了李斯，秦国变成秦朝之后，秦始皇干脆不设宰相了，此时，对于相权的削弱，已经非常明显。
至于汉代，萧和以及曹参之后，虽设有三公，但三公不领实权。宰相或者丞相，甚至包括太尉，早已经没有实际任命，只成了一种民间说法。实际行政权，已经授给了品级较低的官员。
更为重要的，是第三点认识。
钱穆先生所理解的宰相权，似乎是总理政府大权。也就是国家军权、行政军和监察权总理。
而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确实有宰相或者丞相同时拥有这三项大权。比如曹操，比如诸葛亮，比如司马懿，比如李渊。还可以列出几个人。
这几个人身后的历史，不用细说了，大家一目了然，都是一人总理三大权的结果。
不由得他们不篡权，一个人如果总理这三项大权，那他就不是宰相，而成了实际上的皇帝。就真的如钱穆先生所说，连皇帝都要听从他的命令安排，受他领导。
这种情形，和后世的君主立宪，是全然不同的。

哪怕是后世的君主立宪，恐怕也只能存在于英国、日本这样的相对小国。如果存在于大国，恐怕早就被颠覆了。有关这方面，大国绝对不敢实验。

比如中国的清朝，也曾讨论过君主立宪，讨论了一段时间，等于告诉全国人民，清朝廷已经没有信心领导好这个国家，正在准备退路。于是一夜之间，各地宣布独立，不等君主立宪的商量结果，直接崩溃了。

当然，钱穆先生说，“就中国以往政治论，宰相权给皇帝拿去一定坏”，或许也可作另一种理解。也就是皇权和相权分置是科学的，皇权削夺相权，是对权力分置的破坏，自然会导向坏的结果。
中国历代政治，也确实存在这一趋向，历代皇帝，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削夺相权。甚至更进一步说，中国历代皇帝，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削夺整个行政权。

我这里强调整个行政权，是与决策权相区别。

我认为，在君主制体制下，皇帝应该控制的是决策权，即以御前会议，作为最高决策机构。这个决策机构，控制的是三大权力，一是行政权，二是军权，三是监察权。
御前会议之下分置的三大权，其实是三大行政权。军权和监察权，都是广义的国家行政权。相府或者国府所控制的，是狭义的国家行政权，是除了军权和监察权之外的行政权。
而御前会议控制三大行政权的方式，是决策。三大行政权对御前会议的负责方式，是执行。

实际上，历代皇帝，都在抢夺处于下位的三大行政权。向太尉抢夺军事行政权，向宰相抢夺行政权，向御史大夫或者御史台抢夺监察权。

抢走夺走了，怎么办？还是要交给某个人或者某几个或者某几个部门管理。
而临时交给的人，一，名不正言不顺。二，必然是任人为亲。三，权力再一次集中。
这才是最要命的。

钱先生接着说，“用人无客观标准，一定也要坏。”
历史证明，这也是历代政治制度的一大教训。九品中正制，最初的出发点，是为了选拔人才，也就是钱先生所说的选举制度。后来发展到官员政绩的定级。
而前者，因为不是客观标准，而是主观标准。出发点就错了，结果自然也就是错。至于发展成为官员的品级制度，倒成了一个历史的进步。
制度的建立，有时候，确实这么阴错阳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