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上面两次课，这次我们还是先讲理论。在一个生物链中，从低到高依次为：生产者（植物），初级消费者（食草动物），次级消费者（食肉动物），以及更高级的消费者（捕食食肉动物）。一般来说，能量在两个营养级中间的传递效率小于10%，所以食物链依100，10，1的比例向上缩小。以“草—兔子—蛇—鹰”的生物链举例，如果一片草地可以供养1000只兔子，那么草地上最多存在100只蛇和10只鹰。

把能量金字塔的理论运用到历史上，我们就能够发现，同样的人，在长城以南的农耕区食用粮食，是初级消费者，到了北方的草原区则食用牛，羊肉，成为次级消费者。农耕区与草原区的人口密度基本遵循一个数量级的差异。这种人口密度的差异造成农耕区与草原区的生活方式与统治结构完全不同。两种不同的文化相互碰撞，就形成了复杂的互动关系，这种相互影响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史。

文化差异

长城以南的农耕帝国，拥有连续成片的平原土地，中原地区人口与财富总量的汇聚度，在欧亚大陆的古代世界堪称独一无二。帝国政府从广大的人口基数中汲取资源，形成庞大的官僚系统和中央财政。人口众多带来积极的方面：庞大的消费群体带来职业的专业化和精细分工。除了农业，大量的人口汇集在上层社会周围谋求生存，这体现在文化的昌盛和经济的繁荣。各种专业技能都能找到相应的生存空间，哲学家，艺术家，文学家层出不穷。同时，庞大的人口带来了消极的方面：严重内卷造成激烈的竞争，各种"道德败坏"由此产生。毕竟优秀人才太多，竞争就难保公平。久而久之，官员之间不乏尔虞我诈，相互倾轧，党同伐异，昧上欺下。底层民众则常常同类相残，明哲保身，惧怕权贵和不讲诚信。其实不仅中国，世界主要的农耕文明，比如印度文明和阿拉伯文明，多少都存在鲁迅笔下的民族‘劣根性’。

相比于南方的农业帝国，北方的草原民族则要单纯的多。与中原的秩序逻辑截然不同，草原上降水量不足，人们只能以游牧作为主要谋生手段。游牧者逐水草而居，生活高度流动化，无法形成稳定的税收，因此草原上无法建立必需的中央财政，官僚体系也无法建立。人口相对稀少，使得文化与商业相对落后，纵观欧亚大陆古代的哲学和科学进步，草原民族少有贡献。然而，与南方相比，草原民族保有更多基于传统的自生秩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对简单，社会结构更加松散。这种相对简单的人际关系使得北方草原民族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南方社会中存在的激烈竞争和道德问题，人们更容易保持一种相对纯朴的生活方式。

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了一段汉使与中行说的对话，很形象的记载了长城南北的文化差异。汉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庐而卧。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妻之。无冠带之饰，阙庭之礼。”中行说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故其急则人习骑射，宽则人乐无事，其约束轻，易行也。君臣简易，一国之政犹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恶种姓之失也。故匈奴虽乱，必立宗种。”可见从对女人的态度上，帝国和草原就有很大不同：对于南方帝国的皇帝来说，女性资源几乎无限，老皇帝去世后，新皇帝大可以重新广纳美女，充斥后宫。旧的妃嫔要么被送去守灵，要么被送入寺院，美其名曰伦理纲常，其实一点儿人性都没有。而北方的草原民族，女性资源有限，可汗一旦娶入家中，必然要负责到底，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是为了继续供养女子直到为其养老送终。相对于南方帝国，草原文明对女子的态度看似有违纲常，却更显出自然的人道。

统治方式

中国古代南北之间的差异不仅仅表现在文化上，更深层次地映射在统治方式上。南方的中原帝国展现出了强大的中央集权，而北方的游牧帝国则形成了独特的军事贵族民主制。

在南方帝国，中央集权的能力十分强大。皇帝作为统治者，能够调动整个帝国的资源来完成各种建设和军事行动。这种集权秩序下，雄才大略的君主依靠调度起的巨量资源，能够在短时间内推进大规模的工程和军事计划。然而，这种高度的集权也伴随着一些潜在问题。其中一点就体现在皇帝和武将的关系上。相比于南方的人口规模，南方帝国的战斗力却常常低于北方，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武将受限于皇权的猜忌。中国古代有个规律，就是兵权一旦掌握在武将私人手里，战斗力就会显著的提高。以两宋举例，宣和六年北宋的官军面对金国还不堪一击，而仅仅十年之后的绍兴四年，南宋岳飞的军队就能和金军打得有来有往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统帅，从李牧到周亚夫，从岳家军到戚家军，都是‘将士只知大帅，不识朝廷’。而私人带兵正是皇帝最为忌讳的。七国之乱后汉景帝罢黜周亚夫，绍兴议和后宋高宗杀害岳飞，都是在避免武人干政，而这种军队的国家化无疑大大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南方帝国既需要强大的武力保卫边疆，又需要时刻提防武将谋反，于是，皇帝对武将就是时而扶持，时而猜忌，军权就在这种矛盾中反复易手。

相反，在北方的游牧帝国，统治方式呈现出军事贵族民主制的特色。处于战争的需要，军权始终由私人掌握，以确保最优的战斗力。部落盟主虽然拥有统一带领部落的任务，但无法专断地做出所有决策。部落中的高级将领拥有很大的发言权。蒙古部落选举大汗的忽里勒台大会以及清朝入关之前的八王议政会议，都是这种军事贵族民主制的具体体现。在这些议会中，各个军事贵族都有发言权，而大汗或皇帝需倾听各方声音，形成共识，确保决策被广泛的理解和接受。军事贵族民主制也并非没有缺陷。相对于南方帝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更容易发生内乱和分裂，比如西汉后期的匈奴，东汉末年的鲜卑，唐朝初年的突厥和明朝漠北的蒙古，分裂后的游牧民族往往在南方帝国与新兴草原势力的夹击下衰落，最终被新的草原霸主所取代。

中原与草原，在继承制度方面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点。在中原帝国，治理是靠庞大的官僚体系完成的。这种制度保障了帝国治理的常例化和有序性。继承人的个人能力是次要的，而维护帝国传承的稳定和规范性则是主要因素。这种需求最终收敛于父死子继，特别是嫡长子继承制上。相较之下，在草原地区，继承规则则体现了不同的逻辑。小孩子无法确保能征善战，而在草原帝国，强大的战斗力是维系部落联盟稳定的核心。因此，首领的继承规则通常是兄终弟及，以确保首领始终是拥有强大战斗力的成年人。然而，当到了立国大汗这一辈的兄弟全部去世后，继承者的选择就变得复杂而困难。子侄辈中会有不止一个希望继承汗位的人，这往往导致了部落联盟的分裂和内战，构成了草原帝国周期性的继承危机。

战争意愿

南方农耕帝国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古代的文明中心，其发展基于肥沃的土地、丰富的水源和发达的农业。然而，从南北关系上讲，南方帝国在多数时间扮演防守的一方。北方攻，南方守，才是中国历史的常态。为了防范北方的入侵，南方帝国甚至修建了长城，并在长城沿线大量驻军。对于南方而言，北伐草原的战争意愿较低，缺少战争驱动力。首先，战争的直接红利有限，长城是农耕区的极限，越过长城的土地无法耕种，难以承担稳定的税收，也无法用官僚国的方式进行治理。对于南方来说，即便北方成功，也不过抢些牛马，和战争动员的成本不可相提并论。其次，南方帝国更注重文明的发展和内部治理。农业社会对于战争的代价较为敏感，大军长期驻扎漠北成本过于高昂，而长期战争可能对农业产出和社会秩序造成不可逆的破坏。

南方帝国的战争意愿低，并不意味着南方的战斗力差。其实，如果双方都全身心的投入，南方还稍强一点。毕竟人口和资源的优势在南方。南方帝国只要不是被逼得太惨，一般是不会进行费时耗力的大规模北伐的。可是统一时期的南方帝国一旦认真起来，开始不惜代价的以举国之力反击，北方的草原民族就要承受后果了。汉武帝和唐太宗的北伐都是防守反击性质的，起因都是北方的持续骚扰使得南方不得不认真对待北方边患。南方帝国的大规模北伐虽然可以暂时遏制草原的骚扰，却不能根本上解决北方的边患。即便如汉武帝和唐太宗一样，倾全国之力消灭北方的骑兵主力，也很难建立起对草原部落的有效统治，最终受益的，往往是草原民族的新兴势力。

与南方相反，北方草原民族的战争意愿极高。这一现象同样涉及到多个方面。北方草原地势辽阔，资源匮乏，产品结构单一。相对贫瘠的自然环境使得北方难以自给自足。北方草原急需南方的粮食、水果、丝绸等丰富资源，但却难以提供有吸引力的物产用于交换。这导致北方草原民族只能通过掠夺的方式获取所需资源。掠夺几乎是稳赚不赔的手段。沿长城一线南下，骑兵的机动性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掠夺成功就可以抢到不菲的粮食、丝绸甚至女性。即便不成功也往往能够全身而退。

北方草原的战争意愿之强，在东汉与匈奴的战争中可见一般。从公元48年呼韩邪单于归汉算起（不是娶王昭君的那位呼韩邪单于），至公元202年南匈奴归附献帝，战争的大体的逻辑就是：南匈奴附汉-南匈奴叛-南匈奴又附汉-南匈奴又叛-南匈奴再附汉-南匈奴再叛。。。没完没了。东汉永元元年（89年），窦宪在燕然山大破北匈奴，班固作燕然勒石。即便如的大规模胜利，也仅仅保住了北方边境30年的和平。30年后，被打怕的匈奴一代人离世，南匈奴又叛，来自草原的掠夺卷土重来。如此反复的原因，实在是北方民族的战争意愿太过强烈。而东汉与匈奴的不断战争，最终的受益者则是以檀石槐为首的鲜卑部落‘尽据匈奴故地’。北攻南守的战略态势依然没有改变。

除了战争意愿的巨大差异，有些学者从人口素质和科技水平的角度分析北功南守的现象。笔者看来，在技术与身体素质方面，南北方差异并不大。北方草原民族，人民从小在马背上长大，自幼精于骑射，似乎战斗力稍强一些，但是南方贵在人口多，可动员的体量大，组织起强悍的军队也并非难事。此外，欧亚大陆的技术传播路线大约是从中东顺着草原向东传播，一些先进的技术，比如铁骑和马鞍，确实是从草原传播到中原的。但是，古代社会相对发展较慢，在一定时期内可以保持技术的稳定，不同于近代的技术高速迭代，所谓先进的一方优势并不大。

与南方帝国的倾国之力北伐不同，北方对南方的持续压力，却往往有超出预期的收获。上文提到，在南方的大一统时期，草原民族是无法征服南方的，最多也就是对边境地区的持续骚扰与掠夺。但是，农耕文明有着无法抗拒的周期率。一旦南方帝国陷入分裂和动荡，北方草原民族往往抓住南方脆弱的分裂期进入中原。一旦游牧民族长期，稳固的占领了长城以南的土地，南方民族就很难再抢回来。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就在中国历史上反复上演。

划江而治

如果说大一统是中国历史的稳态，那么，南北分裂，则是中国历史的亚稳态。南北分裂的形成往往来自南方帝国周期性的秩序崩溃，加上北方民族持续不断的入侵。五胡十六国的混战来自西晋八王之乱后的权力解体；燕云十六州的丢失源自唐末的军阀混战，而清朝的入关则源自大明帝国内部的秩序崩溃。

原则上说，一旦北方民族入主中原，拥有了难得的农耕区，战争意愿就会有所下降。毕竟有了稳定的农业和税收，上层阶级不靠抢夺也可以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这种背景下，南征时有发生，但也不是特别紧迫。之前我们说过，草原民族的统治相对松散，兵权并非可汗一人所有。皇族其他成员和临近的部落首领，分担了军事压力。草原民族入主中原以后，怎样把兵权收归中央，完成从军事贵族制到中央集权的转化，就成了当务之急。草原民族入主中原后，前几代的政权交接尤其困难。元朝在忽必烈死后，政权在几个势力间反复易手。而清朝初期从多尔衮豪格之争，到康熙末年的九子夺嫡，继承真正稳定下来历时接近百年。究其原因，在于原草原上的军事贵族权力未消，不同的军事集团往往支持不同的皇位继承人（往往是与自己有姻亲关系的继承人）。

同时，入主中原后的新任皇帝为了摆脱旧有军事贵族的控制，采取的方法往往是一系列的汉化改革：迁都中原，重用汉臣，重开科举等等。这些措施在南方看来是汉化，在皇帝本人看来则是以汉制夷，平衡权力。这种汉化改革对治理国家有好处，对皇帝本人也有好处，就是对原有的军事贵族有害。所以汉化改革不能走得太快，步伐太快就会受到旧势力的反弹。北魏的汉化改革就是步伐太大，改得太彻底，最终酿成了六镇之乱。后来辽，金，元，清的皇帝就吸取了教训，汉化做到适可而止，改变官僚体系的同时保留了原民族的宗教和语言。从辽朝起，政治体制形成南北院制，‘以本族之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这种体制被后来的金，元，清继承并发扬。

另一方面，被迫衣冠南渡的汉人政权迫切希望收复故土，但这种信念也只能坚持一代人。当来自北方的第一代移民去世，而成长于南方的第二代移民掌握了政权，汉人政权往往不得不与南方士族、士大夫社会结合，以换取统治的正当性，北伐的愿望也有所降低。这种背景下的北伐就更多的变成政治姿态和权力博弈的手段。拿东晋举例，祖逖一代人的北伐是认真的想收复故土，后面桓温，刘裕的北伐更多的是朝廷内部斗争的需要。南宋也类似，岳飞的绍兴北伐是动真格的，之后的隆兴北伐和开熹北伐都无法得到朝廷重臣的支持，在当时就饱受争议，自然很难成功。

当南北双方的战争意愿都有所下降，双方的实力又在伯仲之间，这种划江而治的割据就可能保持较长的时间。一个有趣的‘巧合’是，虽然南北分裂的局面能够维持较长时间，最终拉锯的结果则是南方被北方统一。这种现象背后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竟然是看似不起眼的战马! 如果古代的步兵相当于现在的轻武器，则骑兵相当于现在的装甲部队。骑兵的高机动性和野战能力都在步兵之上，所以一旦二者相遇，步兵基本只有防守的份儿了。中国历史上强大的王朝，不论是汉征匈奴还是唐征突厥，都是把骑兵的战术发展到极致的效果。相反，中国历史上积弱的王朝，比如晋和宋，则是主要依靠步兵保家卫国。

骑兵必须要战马，可惜中国的大部分土地都不产马，仅有的两处，一个是燕云十六州，另一个是河套地区。这两处恰恰都紧挨着长城。所以，北方的游牧民族一旦越过长城，控制了上面两个地区，南方的礼仪之邦基本就只有被动防守的份儿了。于是，长城成了中华民族的生死线。游牧民族一旦越过长城，哪怕只是一点点，长期拉锯战的结果依然是南方的帝国越来越小，北方边境从黄河退守到淮河，再逐渐退守到长江，最终被北方统一。东晋和宋朝都是这样逐渐被北方民族吃掉的。当然，如果北方的游牧民族侵入长城的时候，正值中央帝国处于最为羸弱，甚至四分五裂的时刻，草原民族也可能一鼓作气，直接将南方政权消灭，这就是清朝建立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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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主:龙珠雷达于2024_02_10 16:31:11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