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烂的制度不仅不能解决​现实反而加剧恶化
原创 黄晓阳 黄晓阳 2024-02-09 09:01

从此可知，政治制度是现实的，每一制度，必须针对现实，时时刻刻求其能变动适应。
任何制度，断无二三十年而不变的，更无二三百年而不变的。
但无论如何变，一项制度背后的本原精神所在，即此制度之用意的主要处则仍可不变。
于是每一项制度，便可循其正常轨道而发展。
此即是此一项制度之自然生长。制度须不断生长，又定须在现实环境现实要求下生长，制度绝非凭空从某一种理论而产生，而系从现实中产生者。
惟此种现实中所产生之此项制度，则亦必然有其一套理论与精神。理论是此制度之精神生命，现实是此制度之血液营养，二者缺一不可。
——摘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二讲《唐代·唐代考试制度》
此前，钱穆先生谈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虽涉及某项制度的历史溯源，往往点到即止。
比如谈九卿，也就是粗线条地点几句，以至于让人误解，钱先生认定九卿不属于皇帝，而隶属于宰相。
如此，我对钱先生这部书进行捡录时，就不得不花了大量笔墨，谈一项制度自古至今的流变，甚至从文字学角度，对其职名的用字，置于源头探讨。
到了谈唐代考试制度时，钱先生所用笔墨，与此前完全不同。甚至大费周章极其详细地谈了发端于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
自然，这并不是离题。九品中正制，是对汉代察举制的改革和发展，是对汉末察举制导致的人才通道阻塞不通的拨乱反正，而设立量化标准，是政治制度史上的一次迭代式跃升。
今天，我们之所以可以得此总结，是因为我们站在历史长河之中，以相当的广度，并且结合古人探索和总结所积累的高度，能够让我思维采取一个更加客观的视点。
钱先生说，“政治制度是现实的，每一制度，必须针对现实，时时刻刻求其能变动适应。”
这话所站的角度，是历史的空间点和时间点。
处于任何时间空间，确定制度的前提或者宗旨只有一个，解决当时问题。所以，钱先生说，政治制度是现实的，每一制度，必须针对现实。这个所针对的现实，就是实际问题。
这又回到了中国文化中的经世致用。

任何人，无论有多么高深多么伟大的理论，总归要落于一点，致用。也就是说，无论有多么高的哲学认知高度，即形而上，最终都必须落在用事，落在形而下。
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

这是没错的。不过，中国文化走在路上的时间太长，走得太远，以至于忘掉了初始。到了后来，中国文化只剩下经世致用，也就是只重视形而下，却忘了形而上在何处。

这是经世致用哲学最值得指斥之处。可惜直到今天，中国人仍然视为圭臬，而不曾省视。我不反对经世至致用，但旗帜鲜明地反对为经世致用而经世致用，即纯形而下却没有形而上的经世致用。

明白的自然明白，不明白的多说无益。此事点到即止。
钱先生说，“任何制度，断无二三十年而不变的，更无二三百年而不变的。”
这是他第二次提到此一观点，在谈汉代政治时，已然提到过。

关于这一话题，实际还有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无论是钱先生还是我，都赞同一点，自秦而始，直到今天，中国的国土面积和行政区划，大体已经定型，大差不差，尤其州县两级，基本是固定了。

如果再往前推的话，这些县的形成，其实就是周朝时的封国。
这也是一个制度。这是制度几千年不变，似乎就不符合钱先生所说，任何制度，断无二三十年而不变的。这项制度，不是二三百年不变，甚至是二三千年不变。

所谓变，也是有所变而有所不变。

就地方区划而言，州县的规制，有其科学性。目前似找不到更好的替代，便一直沿用至今，没有大的改变。

就算区划不变，也有两样深刻的变化，一是经济总量的变化，二是人口基数的变化。

汉唐时代，一个村镇只有几百人，一个县才有几千人几万人，一个州（郡），也可能只有几十万人。而现在，稍大一点的镇，就有几十万人，相当于汉唐的一个中小州郡。一个县可能有几十万上百万人，相当于汉唐的一个大郡。
经济总量更不用说，长三角珠三角的一些富裕镇，一个镇的经济总量，可能超过汉唐一国的经济总量。

当然，时隔一两千年，这是没有可比性的。但至少可以说明变化。
人口基数大了，人们口袋里的钱多了，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自然就提高了。

我一直在强调说，古代所说的民，极可能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百姓，而是士人，否则，后来怎么会有贫民一说？既然有贫民说，那么，必然还有比贫民更低一等。
而经济总量的上涨，个人财富也随之增长。民的基数，自然就大了，这大概也是民这一概念，向下扩展的原因之一。

钱先生又说，“但无论如何变，一项制度背后的本原精神所在，即此制度之用意的主要处则仍可不变。”
所谓本原精神，即价值观，形而上。
任何一项制度的建立，必然有其价值取向，有其立法宗旨。
封建时代不是没有立法，而是其立法宗旨是维护私权制。进入君主制时代之后，公权开始出现，哪怕此时的公权，其实是在君主制的私权控制之下的部分公权，那也是公权作为早期萌芽的体现。

此时，任何制度的确立，都以公权为价值观取向。

所谓维护公权为价值观取向，即哪怕出发点是为了维护私权，却又不得不竭力完善公权体系。

君主制度下的任何制度，都是在公权和私权的博弈过程中缔生并且逐步完善的。这就是钱先生所说的“循其正常轨道而发展”。
钱先生还说，“理论是此制度之精神生命，现实是此制度之血液营养，二者缺一不可”。
精神生命，就是制度的形而上，就是价值观。

现实是此制度之血液营养，指的就是制度的形而下，即方法论，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就是经世致用。要切实地解决实际问题。

一项制度的腐烂，恰恰在于已然不能解决现实，反而使现实更加糜烂和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