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十二日，那个难忘之夜


关于“9·13”的报道，已经发表很多了。有的比较真实、有的虚实参半、有的纯是云山雾罩恣意胡想胡写。但是，关于林豆豆在这个神秘夜晚中，对于这一重大事件的基本态度，报道还是比较一致的。的确是她在发现叶群、林立果阴谋活动后，首先通过“八三四一”部队向中央报告的。



她为了使叶群和林立果的阴谋不能得逞，还向警卫部队提出了四条措施：一、调一辆大卡车来，把公路堵死；二、砍掉一棵大树，把路挡住。大家知道，双峰山的公路不宽，两侧有的是参天巨松，砍一棵很方便；三是调二十名警卫战上拦截车辆通行；四是封锁机场道路。



据林豆豆讲，她提出这一方案后，当时警卫部队的负责人认为是切实可行的，都同意了。但是，当林立果、叶群、林彪即将出来上策的紧要关头，不知什么原因，这几条措施却十分意外地没有付诸实施。当部队负责人向北京请示时，迟迟得不到答复。当豆豆抓过电话，亲自报告情况紧急时，却从听筒里听到一个完全出乎她意料的“指示”，她一听，气得把听筒摔了。这时外头的枪声已经响了！



后来以谢敬宜为首的专案组在审查林豆豆时，林豆豆曾讲到这一情况，并追问当时电话上为什么那样回答？专案组警告她，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林豆豆是个守纪律的人，也是个实事求是的人。但，有的时候在有些事情上，要求“两全”还是困难的。



拦截计划为什么没能实现？的确是个谜。有一种说法认为，当时负责处理具体问题的人，对林豆豆说的话，不敢不信，也不敢全信，“是不是她们一家子在闹什么矛盾呢？”这个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的。但人们也不能不注意到，当林彪的车子开出之际，警卫部队还是开了枪的，以乎又说明是相信林豆豆所说的话。



美籍华人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讲过一段话：“我们的政事，注重体制的安定，而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少数人，正是维持大局的办法。”黄先生对中国的许多见解都是很深刻的，这一见解也不例外。不过我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党中央，总路线一直是坚持实事求是的。事物本身有它的复杂性，再加上主客观其他方面的一些原因，彻底搞清需要时间，需要条件。关键在于尽可能保留任何有价值的历史资料。这对于我们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建设更高层次更理想的社会，是十分必要的。

从“天上”掷到了地上

“9·13”这一天，对于林豆豆来说，是她一生道路发生天渊之别大转折的一天。27年倍受宠爱、“敬重”、羡慕的优裕生活，从这一天开始结束了。从此开始了她欲做常人而不可得的非常时期。



不过，这一转变，总的说来是极其骤然的。但具体看来，还是有个小小的渐进过程。


“9·13”后约个把星期，林豆豆和张清林从北戴河转移到北京玉泉山，林开始接受专案组审查，专案组的负责人是谢静宜。开始主要让她交代的问题是林彪与刘少奇、邓小平以及周恩来和各位老师的关系。



不久又把林豆豆和张清林转到北京卫戍区×师师部驻地。



林豆豆开始受审查时，拒绝交待任何问题。受到反复批判之后，她就采取了另一种态度，大量“交代”林彪说毛主席的一些“坏话”。这些东西送上去之后，专案组受到了批评，林豆豆自然受到了激烈批判，说她这是有意“放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并不许她再交代这类问题。



专案组在开始阶段，一般还保持了“讲政策”的姿态。伙食也比较好。自从她讲了“毛主席身边也有叶群那样的人”之后，处境开始恶化。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林豆豆的身份由“9·13”的“功臣”变成了“林彪留下来的钉子”，待遇大变。专案组态度更凶了，看管更严了。伙食标准也由“贵宾”而“小灶”而“中灶””而“大灶”。



在形势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下，林豆豆写信给毛主席，要求跟毛主席谈话。毛主席把信批给了周总理。不知为什么，周总理一直拖了八个月，才决定找林豆豆淡话。而且不是像林豆豆要求的“个别谈话”，而是地地道道的集体谈话。除总理外，参加的还有汪东兴、纪登奎、李德生、张才千、田维新、杨德中以及谢静宜等。时间在1972年8月，谈话地点在人民大会堂。林豆豆进去时，上述各位都已坐好在那等着。



总理一见林豆豆就首先开腔：“你一个小孩子家，胡写了些什么？我都看不懂。”



总理的这句话，是意味深长的。



“你要找毛主席谈，毛主席让我找你谈。我拖了八个月。不过，现在看来，晚点儿也好。”



总理还说：“你也是有错误的嘛！空军给林立果搞了个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的“两个一切”，不也给你搞了个‘五条’吗？说什么事事要向你请示，处处要向你学习！”



林豆豆说：“他们搞那个‘五条’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一知道，连夜搞了个针对‘五条’的新五条，都是反那个五条的。”



总理问到会的其他同志，是不是有这回事？有人说有，总理说：“那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应当做的嘛！”



就是在这次谈话时，由李德生宣布，毛主席同意让林豆豆回空军“参加运动”，“接受再教育”。同时宣布林豆豆曾担任副总编的空军报社，由于执行了林彪路线，停刊两年检查。



谈话结束时，总理站起来跟林豆豆握手，其他人也站起来一一握手。林豆豆觉得在这次谈话时，纪登奎和谢静宜的态度“特别凶”。便没跟纪登奎握手，转身要走。这一细节，被洞察秋毫一丝不苟的总理发现了。总理十分严肃地说：“还有一个呢！”林豆豆转回身来，跟纪登奎握了下手，走了。



豆豆和张清林被分开了。豆豆转去空军东交民巷招待所，张清林转去西山。都由专案人员看守。专案组也换了一批人。要求林豆豆揭发专案组认为有问题的人。林豆豆不肯滥咬乱揭，被扣上了“对抗运动，保护被揭发人”的帽子，遭到大会小会批斗。



这一切只不过刚刚开始。



对于林豆豆来说，虽然从“9·13”以来一直处在“每况愈下”的总趋势中，但真正极度的转化，发生在1974年2月的“批林批孔”运动之后。



所谓的“批林批孔”，实际上是为了“批周公”。“批周公”的一个重要“战略”就是阴谋通过揭发所谓与林彪事件有牵连的人，搞到“周公”的罪状。没有怎么办呢？于是，“发动群众”猛批，肆无忌惮地“逼供信”等等都来了。一些在总理直接领导下工作过的优秀领导人，像叶剑英、李德生等都受到了攻击诽谤，一般人就更不用说了。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林豆豆的处境进一步恶化，终于，她第三次决心结束自己的生命，再次找机会吞下了大量的安眠药，但她的“理想”并未实现。在抢救的时候，由于她拒绝回答服了什么药，医生只好用扩张器硬把她的嘴撬开，插管子抽胃液化验，把她的喉咙都戳破了。“三0一”医院再一次从死神手里把她拖了回来。



自杀就是“叛党”，就是“公然对抗运动”，因此，林豆豆回到东交民巷招待所之后，“理所当然”地受到更严厉更严密的批斗与“管护”。她住的房间窗户全被封死，她深感浑身缺钙，要求晒太阳。看守人员回答说：“你晒什么太阳，毛泽东思想对你来说，就是最好的阳光！”晚上，看守人员吵吵嚷嚷说说笑笑，下棋打扑克，使得这个本来就有那么多的问题想不开的孤女，更加彻夜难眠。



后来，由于天气转热，看守人员也受不了了。便允许在糊有报纸的纱窗上挖了两个洞透透气。林豆豆每天靠这两个洞晒晒胳臂，补充身上需要的钙。



到了晚上，蚊子也利用这两个洞飞了进来。没有蚊帐，蚊子“不分敌我”，谁都咬，看守也受不了了，便在地上洒敌敌畏，天天泼。泼在地上蒸发时，看守人员躲出去，大量毒剂侵入她的肌肤，吸人她的肺腑，二十来天后，她全身出荨麻疹，眼鼻口都肿得张不开，全身开始糜烂，后又发展到腹泻，憋气，胃也开始疼痛，并留下了至今尚未痊愈的过敏性结肠炎。在这两年的审查过程中，30岁的林豆豆，体重只剩下了30多公斤，头发大量脱落，还掉了6颗牙齿。有人暗示她赶快给毛主席写信吧，再这样下去她就全毁了。而在当时，像她这样的问题除了毛主席，也没有人敢再为她说话了。



1974年7月31日，毛主席收到林豆豆的信，做了批示：“解除对林立衡的监护，允许她和张清林来往，她和死党分子有区别。”政治局也做了决定，送她去农场劳动，并把张清林调往空军。空军组织部门还根据上面的指示，决定“批准”林张立即结婚。如果二人不同意结婚，则豆豆去开封，张清林去嫩江，二人永远不准再见面。面对这一无可选择的选择，二人只好“同意”结婚，双双来到空军开封××师农场，养猪，做酒，干零活儿。在这里已不再像在专案组时那样天天开会受批判了。但由于接触农药，使她的过敏症又进一步加剧。



1975年10月，是林豆豆一生中的又一转折。这一转折，使她被迫脱下她从小就看惯穿惯了的军衣，换上了便服，此脱离了生她养她、使她一直感到比家庭还温暖还亲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政治局为她做的转业决定说：“恢复党籍、真名、安排一定的领导职务，要大胆工作。”空军领导机关在向她传达这一决定时，林豆豆认为难以接受，要求留在部队，得到的答复是：如不服从，“从十月三十日停发工资，粮票”。这个从来难得落泪的孤女，大哭了一场。其实她还不知道，当时原在部队工作的所有受林彪牵连的人，统统被转到地方，而且受到了更为严厉的处理。



有关部队就林豆豆转业地点，提了三个地方：郑州、开封和孝感。当时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他在这三个地点中，圈了郑州这个交通最方便也是最大的一个城市。仅从这点上，也可以看到邓公的厚道。


林豆豆到了郑州，在一个汽车厂当了副营级的革委会副主任，因为她没有子女，而且表示不愿再生子女，所以分工她管计划生育工作。但由于没有转业手续，上不了户口，因而没有常人所有的购粮本、副食证，也领不到工作证，实际上还是个“黑人”。但比起专案组时，已大不相同了。好景不长，1976年5月“反击右倾翻案风”起，由于她来郑州是邓小平圈定的，“城门失火”，再次殃及这条病鱼，说她是翻案风的残渣余孽，她的革委会副主任职务被剥夺了，下放到车间当了工人。 她从小上学读书，长大之后摇笔杆，本来就弱不禁风，加上这几年得的一身疾病，体质更弱了，在劳动中，力不负重，不幸又把右脚四根趾骨摔断。同时，由于她住的破漏小屋紧靠着一家农药厂，农药厂不断排放出来的药味，使她的药物过敏症更加严重。一闻到药味就周身红肿，奇痒难受，腹泻不止，终于并发成为过敏性结肠炎和十二指肠滞泻症。她的病天天发作，身体衰弱不堪，都一直得不到一定的治疗。一直到1984年2月，实在不行了，才把她送进医院。由于林、叶的罪行，她家被抄。在她离开毛家湾时，什么东西都不许带，连她的日常生活用品也在查封之列，只派人给她送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可以说，她现在是一贫如洗。每月只有76元工资，她还要用这点微薄的收入，负担张清林寡嫂遗留下的七个孩子。另外还有个改不掉的老习惯：买书。



然而，比疾病和贫穷更使她痛苦难忍的，是一些无聊“文人”和无聊小报，仅仅为了嫌几个昧心钱所强加给她的一些莫须有的荒唐事与可怕的罪名。这位善良、清白、正直，已被别人（包括她自己的亲生母亲）折磨得死过三次的无辜女子，被人描写成毒蛇、杀人凶手、恶魔，她几经投诉，却无人敢于为之说明事实真相。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由于历史的原因，这春日的阳光照耀到林豆翌身上的时间却来得特别晚，但终也照射到了她的身上。



当五年半后我再次见到她时，我已感到这和煦的春光在她身上发生的作用。她不像过去那样沉默了，呆滞了，绝望了。她的问题已经直接受到中央的关怀，工作问题、户口问题都已基本解决。她被分配在中国社科院，她爱人张清林分配在北京市卫生部门。她们分到一套三间一个单元的房子，不过，在她尚未搬去之前，“林彪的女儿”将搬到这里的消息早已不胫而走，“来访”者跟踪而至。她们是不是能在这里“安居乐业”，看来还是个问题。她的生活依然很拮据，她的收入十分微薄，但需要她资助的人却太多。她自己一如既往，既不讲究吃，也不讲纪穿。



“你不会再轻生了吧？”



自从在北京再次见到林豆豆之后，每当看到她那憔悴疲惫的样子，我都有个问题想问她，但一直张不开口。



但我是个憋不住话的人，终于有一天，我见她精神还好，谈兴正浓，便突然问起了这个问题：“你经过千难万险、千锤万击的锤炼，今后不会再想到轻生了吧？”



她迟疑了一下，她那迟疑的神情给我一个感觉，她是在考虑是不是如实回答我。她很快做出了决定，说：“我一直保存着一些药，有时候还是很想吃的。不过不能吃、”她叹了口气：“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好像羽绒服的领子卡得她呼吸困难，她用手把领子扒开一些，说：“1981年我回来时，亲友们都不敢见我，怕我再牵连他们。现在变了，都来找我，有人还托我给他们办事，帮他们解决问题。我有个伯父，‘9·13’后一家受到牵连，都被下放到安徽农村去了。我的一个侄子也在那里。中组部很帮忙，同意把他弄回北京。先把他的户口从农村弄到郑州，再从郑州转来北京。已经办得差不多了。张清林的几个侄女，我也要一个个给跑，大的跑工作，小的跑学校。张清林还有个弟弟，过去也受到牵连，想回他原单位，来找我，我给吕××写了封信。我虽然从‘9·13’后一直没见过这位老同志，可这位老同志收到我的信，两天就给批下来，把问题解决了。


我过去的保姆王老太太来北京看病，我也得管。还好，我带她去医院，医院还很帮忙，听说是我的保姆，找最好的大夫给她看。另外还有些同志，在‘文革’时间，跟叶群、林立果他们根本没关系，仅仅因为陪伴过我，也受到了牵连，现在生活很苦。我也很想尽可能助他们一臂之力。”



原来她一天到晚到处跑，是在跑这些事。



有些搞新闻出版工作的人也在找她，为了避免制造新的麻烦，也为了不给负责为她落实政策的单位出难题，她尽量回避，有时不得不东躲西避，苦不堪言。



“你是不是非常痛恨叶群呢？”她的许多沉重悲剧都与叶群有关，有的就是叶群一手造成的。然而她的回答却使我深感意外。



她没有直接回答我，却从叶群遥远的过去谈起，她说：“叶群也是很不幸的。她上学时功课还是蛮不错的。考试成绩挺好，她还给别的同学打过小抄。她们到延安时，是个很有名气的‘集团’，眼眶都很高，追她们的人很多。她和林彪的结合，是毛主席和朱德说和的。所谓“组织动员”，实际上就是‘包办婚姻’。她在结婚之前，不知道林已结过婚。林受过伤，身体不好，病愈来愈重，全国解放后她们就分居了。可以说，她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已不能享受正常人的家庭生活。”


这些见解是出于母女情，还是出于客观冷静的分析呢？她谈这些，只不过说明她是就自己所知，在多方位多角度地谈论叶群这个人，丝毫不意味着她在为叶群辩护。就我所知，她一直对叶群的野心，对叶群在一系列问题上的严重错误与罪恶，有着客观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