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等上海四大才女，两个逃，两个留，谁真正笑到最后
首发2023-11-13 18:22·桃哥谈古说今
民国时期的上海滩，是动荡和繁荣交织并存的大都市，各个领域的大师们横空出世，人才济济，灿若繁星，其中女性的才华更不容小觑，上海四大才女也应运而生。

张爱玲、苏青、潘柳黛和关露，这四位女性是当时上海文坛上最耀眼的明星。然而，同人不同命，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有人逃过一劫，重获新生，有人身陷泥潭，坠入万丈深渊……
左上：张爱玲，左下：关露，右上：潘柳黛，右下：苏青
一
1951年的某天，张子静去找姐姐张爱玲。开门的却是姑姑张茂渊，她告知：“你姐姐已经走了。”然后就关上了门。

张子静落寞地下了楼，忍不住哭了起来。他深知，素来孤绝的姐姐，这一走即是诀别了！原来，上一次姐弟俩见面，谈未来的打算时，竟是此生的最后一面……
张子静和张爱玲
1949年上海解放，一场摧枯拉朽的变革即将来临，有的人仓皇出逃，有的人静候观望。上海，这座赋予张爱玲灵感与养分的都市，她定是不会断然抛下的。

起初，张爱玲写出小说《十八春》和《小艾》, 试图向无产阶级靠拢。然而，世事的走向让她洞察到了些许不安，她写道，“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

1950年7月，张爱玲受邀参加了上海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与会当天，她身穿深灰色旗袍，外罩网眼绒线衫，即使一言不发地坐在后排，在清一色列宁装或中山装的人群中，无疑是个异类。

不久，张爱玲被安排到苏北农村参加“土改“。两个月的所见所闻，让她最终为写作明确了方向，她说：”一般所说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我是写不来的，也不打算尝试。”

1951年春，张子静问张爱玲对未来的打算。沉默良久之后，她说：“人民装那样呆板的衣服，我是不会穿的。”

1951年9月，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三反五反”运动相继开展，这无疑是压垮张爱玲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她“感到模糊的恐怖”， “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到来”，这片土地再也没有她发挥的空间了。

1952年7月，张爱玲以继续战时被中断的学业为由逃亡香港。

为避免节外生枝，张爱玲只和姑姑一人道别，对亲弟弟张子静是片语不留，一面未见。她与姑姑约定，从此断绝来往，不通信，不打电话，永无相见。

张爱玲离开得仓促又谨慎，只带了家族相册、几件衣服和一幅包金小藤镯，连一张小说手稿都没带。

这一路精神紧绷，好不容易到了深圳罗湖桥，然而，化名“梁京”的张爱玲还是被检查员认了出来，不过幸运的是，这位检查员似乎是她的读者，最终，有惊无险地，她顺利地通过关口，到达了香港。

事后证明，张爱玲是敏锐而精明的，命运的抉择往往是残酷的，其他女作家的下场，就是无言之证。

张爱玲曾说过一段令人警醒的话：

“想做什么，立刻去做，也许一迟就来不及了。‘人’是最拿不准的东西。“

二
世人皆知张爱玲，却不识上世纪40年代上海滩与之齐名的女作家——苏青。

1943年，苏青以自己十年婚姻经历所创作的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一经出版便创造了连续发行36版的奇迹。一时间，苏青风头无两，名誉一度超越了张爱玲。
可惜的是，纵观苏青的一生，徒有写作的才华，却没有与之相匹配的见识和远见。

婚前，为了给弟弟筹学费，苏青是家人与夫家交换的筹码；婚后，丈夫出轨成性，她甘愿沦为生育机器，放弃学业连生五娃。

在和丈夫的一次争执中，苏青的独立性和写作才华，才被丈夫的一记耳光打醒。

苏青的文风尖锐辛辣，成功地吸引了时任伪上海市长的陈公博的赏识。在陈公博的资助下，她创办了《天地》杂志，身兼编辑、作者、发行数职，与各大名作家约稿，使《天地》成为最畅销的期刊。

大汉奸陈公博是苏青的贵人，同时也是令她一生都摆脱不掉的政治污点。

1945年抗战结束之后，由于苏青与陈公博的密切关系，被舆论骂作“文妓”、“落水作家”、“汉奸文人”等。苏青后半生的悲惨境遇也与之脱不开干系。
陈公博
为此，苏青曾在《关于我》一文中辩解道：“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不得已耳……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文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到国家。正如米商也卖过米，黄包车夫也拉过任何客人一般。”

养家糊口固然无可厚非，但和汪伪政府的官员有密切来往，苏青依旧拎不清。

虽说与张爱玲齐名，但是洞察力和远见却远不及张爱玲一星半点。

1949年上海解放，苏青没有出走海外，悲剧接踵而来。

1955年，苏青因“胡风事件”牵连入狱。两年后，她被“宽大释放”，亲戚朋友纷纷与她断绝关系，43岁的她只能在剧场看大门。

1966年十年浩劫开始，苏青被抄家批斗，被迫脖子上挂着大牌子站在自家门口示众。她被送入“牛棚”隔离审查，遣送到乡下劳动改造。剧团辞退了她，大女儿和二女儿与她断绝往来，苏青跌入人生的深渊。

到了晚年，苏青和小女儿、外孙挤在10平方米的旧房子里，生活潦倒不堪。

1982年12月7日，身患多种疾病的苏青口吐鲜血，撒手人寰，卒年69岁。

一代才女，凄惨陨落。

三
1944年，有张爱玲的粉丝打电话到报社，嘲讽潘柳黛：“你是不是潘金莲的潘？”

潘柳黛毫不客气地怒怼：“我是潘金莲的潘，而你姓王，王八蛋的王！”

潘柳黛和张爱玲十分不对付。然而，以张爱玲不入世的性格来看，潘柳黛倒是有主动碰瓷的嫌疑。

1944年，胡兰成对张爱玲爱得狂热，在《论张爱玲》的文章里，他大赞其文章“横看成岭侧成峰”，夸耀她是李鸿章的重孙女，“身染贵族血液”。
胡兰成
“马屁文”一出，立即引来潘柳黛辛辣又犀利的抨击。她嘲讽道：“说张爱玲有贵族血液，就像太平洋里淹死一只老母鸡，上海人吃黄浦江的自来水，自称‘喝到鸡汤’的距离一样，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关系。”

张爱玲被昔日密友背刺，虽不屑回应，但也不再往来。唯有一次，张爱玲到香港后，有人提到潘柳黛也在此地，她耸肩道：“谁是潘柳黛？我不认识。”

其实，潘柳黛与她嘲讽的张爱玲一样，都有一丝“贵族血液”，她出身于皇城根下的满清正白旗。然而，“贵族血液”却是家庭不幸的根源，父亲是典型的纨绔子弟，吃喝嫖赌抽、最后抛妻弃子；母亲是“丧偶式”婚姻的受害者，常对潘柳黛无故殴打谩骂。
潘柳黛
年仅16岁，潘柳黛考上河北师范，早早逃离了那个无望的原生家庭。随后，她写专栏，做记者，战时在日本大阪担任副刊编辑。或许是早年目睹家庭之惨状、人性之阴毒，潘柳黛对人事物的剖析向来是一针见血的毒辣。

面对孕期出轨的丈夫，潘柳黛净身出户，独自生下女儿，没有撒泼纠缠，把“断舍离”做得干脆果决。如此理性通透的女子，世间难寻第二人。

1948年，潘柳黛出版了小说《退职夫人自传》，书中观点前卫辛辣，情节大胆吸睛。她因此一炮打响，成为上海文坛炙手可热的人物。
1949年上海解放。潘柳黛曾在日本当编辑的经历被新时代所诟病，被批为“文妖”。

世事洞明皆学问，潘柳黛自然不会被舆论所裹挟，风向已变，多说无益。

1950年，潘柳黛南下香港。

在香港，她开启了事业第二春 。写专栏、编剧本、出杂志、做经理人，电影《不了情》是她的作品，主题词曲亦是她所创。成龙的艺名也出自她的奇思妙想。

事业得意，爱情也在香港开花结果。潘柳黛和蒋氏后人蒋孝忠喜结连理，育有二子。晚年，随儿子移居澳洲颐养天年。

2001年，潘柳黛安然离世，享年81岁。

回顾潘柳黛这一生，糟糕的原生家庭、被背叛的婚姻、格格不入的故土，她都能迅速抽离，独善其身。

是命？是运？是洞悉人性的睿智？还是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的眼力？

无风无浪，安安稳稳，全身而退，人生大幸。

四
关露的遭遇，令人实在不忍卒读。

在国家大势面前，个人的命运仿佛不值一提。然而，倘若没有无数个人的前仆后继，国家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

1939年深秋的夜晚，关露收到了一封密电，内容是“关露同志，速去香港找小廖接受任务。”

在香港，关露接受了“回上海策反李士群”的任务。潘汉年郑重地对关露说：“这个任务比牺牲生命更高，更难的就是，要彻底毁掉自己的名誉。”

收到密电之前，关露，原名胡寿楣，是20世纪30年代活跃在上海文坛的大才女。

1928年，关露考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两年后，短篇小说《她的故乡》出版，一经发表即轰动全城。她满怀革命热情，针砭时事，热烈宣传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发表后，在上海文坛一举成名。
关露
潘汉年为什么要把策反“76号“日伪特务头子李士群，这么艰巨重要的任务交给一个文艺女青年呢？

多年后，关露的妹妹胡绣枫依旧对当初懊悔不已，“去‘76号’和后来受牵连遭罪的也都应该是我，可都让我姐姐代替了！”

原来，当年李士群被捕，恰逢他的妻子叶吉卿有孕在身。在叶吉卿最艰难的时候，关露的妹妹胡绣枫，收留了曾是复旦同学的她。潘汉年欲利用这层关系策反李士群。妹妹胡绣枫恰有任务在身，于是，姐姐关露被派去了“76号”。

阴差阳错。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不胜唏嘘！

抗战期间，汪伪特工总部位于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它的头子就是李士群。

李士群早年是中共中央特科的成员，后来投靠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抗战初期，他又投靠了日本人，加入汪伪特务机关。所以，李士群老奸巨猾，熟知三方特务机关工作的底细，策反他的任务是艰巨的。
李士群
两年间，关露从爱国才女，摇身一变，成为了与汪伪特务结伴的交际花。抛弃名声，在世人误解和唾骂之中毅然潜行。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彻底沦陷。在李士群的主动要求下，关露引荐潘汉年与其见面。忍辱负重两年后，关露成功策反李士群。

然而，世事难料，因革命工作尚未完成，关露还没来得及洗脱“汉奸”的骂名，同时，又接到了去往日本参加“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的任务。在抗战敏感期去往日本，彻底坐实了“汉奸”的骂名。

1945年日本投降，在国民党的除奸名单上，关露的名字赫然在列。

身不由己，百口莫辩。身败名裂、危及性命的同时，爱情也在国家大义面前粉身碎骨。

为了能顺利开展群众工作，而不受关露的名声影响，男友王炳南百般无奈下给关露写下了绝交信，上面写道：“组织永远是对的，我是有组织的人。”

随后，在解放区的整风运动中，关露成为重点审查对象。

潘汉年曾说：“凡是搞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中外同行都一样。”
潘汉年
1955年，潘汉年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关露因此受到牵连，被捕入狱。这一关就是两年。在狱中饱受折磨的关露依然没有洗脱罪名，却不幸患上精神失常。

1967年7月，时年61岁的关露再次被捕。在狱中的八年，她悲愤地写下了很多诗稿，她想到过死，但是她说“我不能死，我的问题还没有弄清楚，为什么要死呢？”

1975年，关露终获自由。然而，潘汉年的案子未结案，她依旧背负着“汉奸”的罪名。

1980年，关露突患脑血栓，经抢救，虽保住了命，但身体完全垮掉了。

1982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派人向躺在病床上的关露宣读了平反决定。43年的汉奸罪名，10年牢狱，终获昭雪。

7个多月后，1982年12月5日，关露在完成了回忆录以及她的老上级潘汉年的纪念文章之后，服安眠药自杀。终年76岁。

从文学青年到情报工作者，再到被污名化的“汉奸”，她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国家历史的缩影。关露的遭遇让人深感痛惜，她所经历的艰辛与牺牲，让人不禁感慨命运的无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