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才女林昭之死文 | 闻朔
难得的北大才女

林昭，女，苏州人，1932年生，原名彭令昭，共青团员。据说，因为她特别爱读《红楼梦》，尤其喜欢林黛玉，因此将名字改为林昭。 



林昭生于一个革命家庭。她的舅舅许金元在大革命时期曾任中共江苏省委青年部部长，在“四•一二”事変中壮烈牺牲，是烈士。她的母亲许宪民早年追随其兄参加革命，做过许多有益于人民的工作。林昭受其舅舅和母亲的影响，从小就追求真理，向往光明。少年时在苏州萃英中学读书，解放初就读于苏南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后在《常州民报》当记者。 
1954年夏，林昭以江苏省“文科状元"的资格，与苏南新专同学陆拂为一起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编辑专业（后改为新闻专业）学习。



当时编辑专业同学近一百人，分为三个班，大多是调干生和党团员。我与林昭、陆拂为都分在第三班。在四年的同窗学习过程中，林昭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活脱脱一个林黛玉：外貌清灵秀丽，身体弱不经风，走路一摆三摇，说话嘴不饶人；性格柔中带刚，气质孤芳自赏，才华百里挑一。所以我们都叫她“林姑娘”。 
有一次，鲁迅先生的夫人、全国妇联副主席许广平到北大来同年轻人座谈。同学们争相发言，表达自己对鲁迅先生的敬爱，气氛十分融洽。林昭突然发言：“请问，鲁迅先生要是活到现在，会怎么样？”我明白她的意思，便用手扯了一下她的衣服，暗示她不该提这样的问题。她又对我怒目相视。幸亏许先生没有听清楚她的提问（因为她说话细声细气），对这道难题未作回答。



孤傲固然是林昭的一大特色，而才华横溢才是林昭的最大特点。1959年英美两国为苏伊士运河争端出兵进攻埃及，林昭在《光明日报》发表诗歌对埃及人民表示声援。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华时，《中国青年报》连续发表了两首表示欢迎的诗歌，也出自林昭之手。所以，不要说在中文系，就是在全校，林昭也是数一数二的才女。 
这就是林昭。 



不明不白成为右派

1957年，当我们进入三年级学习的时候，发生了那场不该发生的政治风暴。新闻专业54级共98人，有18人被定为右派分子；我们三班有34人，被打成右派的有7人（包括林昭和我）。也就是说，20%的同学，一夜之间成了阶级敌人；而这7个右派分子，现在幸存下来的只有3人，死亡4人，死亡率60%。 
林昭是死亡的四位同学中的一位。其他三位难友，都没有林昭死得那么悲惨，死得那么壮烈。
林昭当年究竟为什么被划为右派，详情我不太清楚（因为我被划为右派在她之前，也许是怕右派分子的“反动思想”交叉感染吧，已经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不能参加后划的右派分子的批判会）。我只知道，林昭不是因为要求新闻自由而被打成右派的，因为她那时对我们国家的新闻事业早已不感兴趣。当时，她参加了北大诗社，经常在北大校刊和学生会主办的《红楼》刊物上发表才气横溢的诗歌和清新活泼的散文，又为北大《自由论坛》编过墙报。后来诗社和论坛的许多人都被划为右派分子，林昭自然在劫难逃。
林昭被划为右派分子之初，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舅舅和先烈们为之流血牺牲换来的新中国会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响应党的号召说了些由衷之言竟然成了罪状？她不吃，也不睡。同学看见她终日在流泪，她说她的心里在流血。终于在一天夜里，她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经抢救未遂）。 
后来，她想通了，还开导刚划成右派而想不开的刘发清同学说：“这不单是我们个人的问题。北大划了多少个右派？全国又划了多少个右派？这场运动的性质，它的意义，它的后果，它对我们国家、对历史有什么影响？对我们自己又有什么教训？我现在还没有弄清楚。但我一定要认真思考，寻求答案……”

劳动教养三年

到了处理阶段，由于她“态度恶劣”，对她的处分是劳动教养三年。她不服，跑到团中央去责问（不是给北大领导写信）：“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指北大领导）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
这样的抗议自然是无济于事的。后来，是北大中文系副主任、新闻专业负责人罗列担心林昭体弱多病，送去劳教可能会死在里面，便岀面担保，让她留在新闻专业（后并入人大新闻系）资料室，由群众监督改造。同学们都说，罗列老师做了一件好事。 
紧接着，三年困难时期幵始了。刘发清同学被下放到甘肃礼县中学农场劳动，由于过分劳累和长时间饥饿，他全身浮肿，陷入了悲观绝望的境地。正在这时，他突然收到林昭从北京寄去的30斤“救命”粮票。林昭在信中说：“我的日子也不好过，但我吃得少，省下这点，略表寸心。”舍己为人，雪中送炭，这是多么纯洁、多么高尚的一颗心啊！

有期徒刑二十年

1960年春，林昭因病经过报请有关部门批准，允许她回到上海的母亲家中养病。当时，有几位北大同学经常去探望她，他们在一起谈论天下大事，阅读了《南共纲领》，认为南斯拉夫的情况与中国相似，有些做法可供中国借鉴，不妨将意见写成书面材料，寄给中央领导人作为参考。然而，万万想不到被人告密诬陷，说他们组织“反革命小集团”进行反党活动。公安机关立案侦査。1960年10月的一天下午，林昭与两位同学去虹口公园散步，便衣人员一拥而上，将三人通通抓走了。 
1962年初，林昭因病“保外候审”，但到同年12月又被逮捕，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投进了上海提篮桥监狱。
这位性格倔强的苏州姑娘当然不服。她在狱中坚持真理，从不低头认罪。她用记日记、写诗词、写血书、绝食等方式陈述冤情，表示抗议，还写了长诗《海鸥之歌》和《普罗米修斯受难之日》，表达自己坚决斗争到底的心愿。这样做招来的自然是“顽固不化”的斥责。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昭对林彪、“四人帮”搞的现代造神运动和推行的愚民政策极端反感，在狱中进行了口诛笔伐。到了1968年，个人迷信活动愈演愈烈，“早请示，晚汇报”之风弥漫全国。在上海监狱内，也兴起这种做法，叫做“早请罪，晚请罪”。每到清晨和晚上，犯人们都要集中到监狱礼堂去请罪：“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罪犯某某某向您老人家请罪。我今天……” 
林昭对这种宗教仪式非常厌恶。每到“请罪”的时候，她就去上厕所。看管人员注意到她的行动，跟到厕所去问她，为什么每到这个时刻就来上厕所？
她说：“我觉得这个地方比那个地方（指礼堂）还干净一点。”
这句话可闯下了大祸——恶毒诬蔑、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

“从重从快”处决

恰在此时，林彪、“四人帮”为了用血腥手段来维持他们的法西斯统治，将死刑犯的最后审批权下放给省一级（原来归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各地从重、从快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尤其是对所谓“恶毒攻击”案要毫不手软。就这样，林昭被“从重、从快”地处决了，时年只有36岁。
林昭究竟是在什么地方被杀害的，无人知晓。她的尸体无人去认领，是由慈善机构送去火葬场焚化的，因此连骨灰也荡然无存。 
更为可悲的是，林昭被处决后，“有关方面”的人竟然去向她的母亲索取五分钱的子弹费。她年迈的母亲当场昏厥过去，这钱，是她妹妹付的。
不久，林昭的母亲自杀身亡，她的妹妹彭令范（上海医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因受连累嫁不出去，后来连护士工作也失去了，1985年去了美国。真可谓是家破人亡。

狱中最后的二十天

穆青等人的通讯说，林昭“就义的详细经过，至今无从査考”。现在好了。林昭母亲生前好友邱隐帆先生最近发表了一篇《狱中日记：林昭最后的日子》。
文中说，他多年来寻亲访友，致力于收集有关林昭的材料，终于找到了曾与林昭同室囚禁过的中学同学丁芸女士。丁芸给他提供了自己的狱中日记，其中记录了林昭就义前最后二十天的情况。
这真是一份难得的材料。这里摘录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1968年4月9日，丁芸在日记中写道：
这是一个静谧的深夜，时间大约是在十二点钟左右，四号女监的铁栅门打开了。狱吏押着一个女囚犯，关进了我们的“号子”。……她的模样很奇特，蓬头垢面，形似乞丐，进入监房后，一直面对墙壁，直挺挺地站在那里。……我仔细地对这个女囚看一阵，竟使我大吃一惊，“这不就是过去的老同学林昭吗？”
……她此时的打扮太奇怪了，上身穿的是一件破旧的灰色夹袄，下身却用一条白色的床单当裙子，长长地拖曳到了地上，手臂上却套着一块黑布，布面上用白色棉线绣上了一个“冤”字，她长长的头发齐根处扎了一条白手帕，其形象，活像京剧舞台上的窦娥。 

4月10日，丁芸写道：
我们这间牢房里，关押的都是未决犯，大部分是大中学校的女学生，都是被造反派看作是“死不改悔的牛鬼蛇神”。因为林昭是新来的“客人”，我们就悄悄地开了一次联欢会。我们出于好奇心，请她自报身世，以及她的案情。林昭今天的心情特别好，她告诉我们说：
“我关在这里已经八九年了。这次是刚从禁闭室出来，调到这个统监来的。一提起我的案情，就要气愤，所谓罪名，都是强加到我的头上的，完全是毫无法律根据的荒谬绝伦之事。1954年我在北京大学新闻专业读书，在这座素称‘民主摇篮’的高等学府里，我为《自由论坛》编过墙报，将鲁迅先生著作《伤逝》改编成话剧演出，为瞎子阿炳写了一部传记。我那时怀着多大的信心，要为祖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些贡献啊！
……可是，到了1957年整风期间，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根据毛主席‘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我向党提了一些意见。但是，真想不到这些由衷之言竟成了罪状，结果被押到劳教农场进行劳动教养（笔者注：此处记录有误，林昭并未去劳教农场），后来我因病‘保外就医’，回到上海家中。
嗣后一批北大同学来探望我，并一起到大光明咖啡馆聚谈，谈了一些南斯拉夫的情况，表示对《南共纲领》有较大的兴趣和赞同的看法。结果被人诬陷告密，说我们组织‘反革命集团’进行反党活动……不明不白地被判徒刑二十年。这样，就成了一件不白之冤的冤案。然而，我是永远也不会屈服的。” 
4月15日，丁芸写道：
今天是星期日，是犯人家属探监的日子。……林昭今天见到了她的胞妹彭令范。回监房后，她告诉我会见的情况：“我妹妹的生活很困难，在一家医院当护士。医院领导要她与母亲划清界限，揭发母亲的‘反动历史罪行’……看来，我们这个家庭真的要完蛋了：然而，我们毕竟是革命烈士的遗族啊！”
同监房的姐妹们为了安慰林昭的情绪，大家拿出家属送来的食品，在牢房里暗暗地举行了一次“聚餐会”。这时林昭却说：“也许这是一次‘最后的晚餐’，我深信我们中间再也不会出现犹大！”……于是，我们互相拥抱。 
4月17日，丁芸写道：
今天下午二时许，从牢房的“风洞”传来了看守的吆喝声：“303号出来开庭！”于是林昭由法警押走了。
一直到晚上七时，她才回到监房。我们就围着她询问开庭的情况。她愤懑地说：“今天提审我的是一位地位相当高的人。他对我表示：‘只要你能够认罪，今后不在狱中写反动的诗词，有悔过表现，我们可以网开一面，对你从轻发落。我们可惜你还年轻，有一些才气……这是给予你最后的一次宽大机会。’我只是冷笑，不作任何答复。”
4月21日，丁芸写道：
今天，林昭在狱中写了一首短诗，一吐她心中委屈和愤懑：

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 
向你们，我的检察官阁下，
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
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
无声无息，温和而又文雅！
人血不是水，
滔滔流成河…… 

这是林昭对不公正的审判提出的一种最强烈的抗议。但这首诗，也因此种下了她灭顶之灾的祸根。 
4月23日，丁芸写道：
今天，林昭的情绪更加激动，她又写了一首小诗：

家祭
——哭舅舅许金元烈士 
四月十二日——
沉埋在风尘中的日期，
三十七年前的血谁复记忆？
死者已矣！后人作家祭，
但此一腔血泪，
舅舅啊！——
甥女在红色的牢狱中哭您！
我知道您——
在国际歌的旋律里，
教我的是妈，
而教我妈的是您！
假如您知道，
您为之牺牲的亿万同胞，
而今都只是
不自由的罪人和饥饿的奴隶！

4月24日，丁芸写道：
清晨，狱吏催促林昭起了床，但是她拒绝进食。看来，林昭的精神状态出现了异常。她开始怀疑自己要被杀害，因而她彻夜未眠：嘴里念念有词，垂着头呆坐在床沿上，保持着一种似和尚坐禅的恣势，一动不动，像是在诉愿，又像在呻吟。
她起床后，又把那套“窦娥”式装束打扮起来了，尔后，她又写了一首诗。这是她咬破了自己手指，用滴滴鲜血写成的血书： 

血与自由的献祭
我将这一滴血，
注入祖国的血液里，
将这一滴血，
向挚爱的自由献祭。
揩吧！擦吧！洗吧！
这是血呢！
殉难者的血，谁能洗得去？ 

当时我劝林昭：“何必这样来赤裸裸的反抗？这不是把自己推到绝路上去吗？”然而林昭却这样回答我：“血流到了体外，总比凝结在心口里要舒畅得多呐！”



4月27日，丁芸写道：
今天，林昭收到法院送来的一份起诉书。起诉书上所列罪名有三条：一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二是“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三是“组织反革命小集团，妄图进行反党反革命活动”。这一连串的罪名，看来，判定死罪，已成定论了。 
4月28日，丁芸写道：
林昭今天的心情似乎特别冷静，她满不在乎地对同房的难友们说：“看来，我要去见马克思了，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们能够消灭我的肉体，但绝不能消除我胸心的毅志。我的路似乎已走到了尽头，但是历史终究会给我作出公正的裁判！这个黑暗时代最终还是要被人民消灭的，我生活在这荒唐的年代里，已经厌恶透了，死亡又何足惜呢！”她说完这些话，于是认认真真写了一首五言诗： 

浩叹 
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灵台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
他日红花发，认取血痕斑
媲学嫣红花，从知渲染难 


4月29日，丁芸写道：
上午十时许，对林昭一案开庭审判。法庭就设在监狱里，开的是秘密庭。因此，没有律师给被告辩护，更没有记者到场采访，当然也没有陪审员和被告家属到庭听审以及群众列席旁听。
……到了晚上，竟然马上执行死刑。深夜，四个全副武装的士兵，在一名狱吏的带领下，打开了我们的牢门。狱吏大声吆喝：“303号，快出来过堂！”
显然，当夜就要将林昭秘密处决了。此时，全监房的女囚都从睡梦中惊醒，呆呆地望着林昭，气氛很紧张。可是，林昭却出奇地镇静：
她从容不迫地穿上妹妹彭令范探监时送来的那件红色呢制的新外套，又从口袋里拿出一面小镜子，照了一下脸，还梳理了几下散乱的头发。顿时，显现出她那俊秀、妩媚、婀娜多姿的面容。本来嘛，她就是一位美丽的南国女性…… 



旋后，林昭走出牢房，向女囚们频频招手，并笑着说：“诸位小姐妹，再见了！再见……”顿时监房的气氛高度的紧张和恐惧。她一步一步地踱出女监的总监门，她想要唱《国际歌》，可是，狱卒马上用棉团塞进了她的嘴里。她奋力反抗，嘶喊出一声：“妈妈！你在哪里？”
狱卒又用布条封住她的嘴，以及她的眼睛。她终于无声无息地离开了这座监狱，离幵了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