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 许明：积极​先进的母亲，“反右”时被撤职降薪
原创 点击加盟☞ 新三届 2024-01-31 05:02


原题

母亲王珩小传
作者：许明



王珩，原名王俊芬，乳名玉先，1932年8月2日（阴历）生于贵州省遵义地区正安县城。王俊芬1949年后变身王珩也是当时的革命风尚，如文革时的卫东、峥嵘等人名。

母亲自述幼时被外祖父抛弃，靠外婆帮佣抚养她。她生活的年代，国家正处在一个动荡的时期，偏僻的边城正安亦不能幸免。三十年代以前，贵州地方军阀刘显潜、王家烈、周西城等，都曾经在正安及周边，与光复军、滇军、川军以及散兵游勇聚集而成的流寇互相攻战，县城不时遭遇掳掠。三十年代后，贵州地方军阀与周边川、滇系势力之间取得某种微妙的平衡，战事减少，社会基本安定。1935年后，中央政府及国民党势力开始进入，参与地方治理。不过，政府弱势，社会秩序基本靠民间的士绅和传统惯性维持。

正安县志记载，1936年曾有打着抗日义勇军旗号的游寇进城劫富却不济贫。“义勇军”在正安打土豪200多户，搜刮大洋4万多块，民间的富庶于此可窥。1937年县保安警察大队成立，或许与此事件有关。毕竟保境安民是地方政府的首要职责。1938年国民党正安县党部成立。1939年，县长周凤文贪赃枉法，在有上千人参与的国民公约宣誓典礼上，正安中学校长张国均当场揭发，民国贵州省政府被迫撤销周的职务。可见其时由知识人表达的社会民意，对政府官员的去留，影响极大。

抗战最紧张的时期，正安曾遭日机轰炸，频繁的空袭警报和各路传言，使得富人们担惊受怕，纷纷逃往乡间避险。每当此时，靠帮佣维生的穷人，生计亦会陷入困顿，王珩不得不休学，外出帮工以求温饱。但在王珩的回忆中，除了不能上学时的苦闷，她的少年时期似乎更多欢乐温情。

外婆对独女的管束极粗放。王珩自述经常去要好的同学家里玩耍，有时整个假期都在外，外婆似乎既不阻拦也不担心。王珩要好的多个同学家境都比她好。有一位张淑贤（注1），家里是大地主，雇有长工、佣人。王珩在节假日到她家里一住多天。王珩到老还记得受邀第一次去道真乡间的张家，张家父母派了滑竿（一种两人抬的躺椅）来接。王珩一个穷孩子，滑竿的奢侈让她内心不安，坚辞不坐要步行。结果两人走到天黑还未到家，只好在路边农家借宿。农家主人听张淑贤埋怨王珩不坐滑竿、自讨苦吃，就问她们去哪家？张淑贤说出父母的姓名，农户一听正是他租地的东家，赶紧为她们做饭留宿。次日到家，张淑贤的父母听说后让人挑了一担谷子上门感谢这家佃户。母亲记忆中还有一位家里做鞭炮生意的发小，为避兵燹全家回乡下老宅，邀约王珩同去，王珩欣然应允，跟随这家人到乡下住了一个多月。外婆对女儿的放任宽纵以及王珩贪玩无拘的个性活灵活现。

外婆的开明还表现在只要吃得上饭，就坚持让女儿上学接受教育。这也与正安临江通渝，历来重教兴学、风气较为开放有关。母亲自述断炊时就休学，有饭吃了又复学，复学插班时学校从不为难她，小学混了8年才毕业。虽然贫弱无怙，却极少遭遇歧视欺凌，善待她的老师同学居多。她患火眼，教生理卫生课的老师带她买药治疗；买不起课本就用别人上年的旧课本；学费交不出，老师同学帮助反映申请，也多有减免。1947年她考入正安县中，两年后的夏天，因鼎革之际的局势动荡，学校停课，她才被迫辍学。同年12月正安县解放，二野军政大学五分校公告招生，条件是18岁，初中生，包吃住，每月津贴。她投了一份个人简历即被录取。



正安县当年共计招收300多人，其中女性仅8人。学员就地参加短期培训。短训班的学习内容，王珩能记起的唯有《新民主主义论》；而教唱的歌《新中国的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到老还能清晰唱出来。别小看十数天的培训，那种在集体中找到依傍的归宿感，对于形塑年轻人的思维有巨大影响。短训结束，由陈彬（注2）带队步行到达遵义市。路上多次遭遇土匪袭击，幸得前后有一个排的部队护送才安全抵达。

到达遵义市后入遵义干校培训3个月，尚未毕业，遵义专区人民银行到干校挑人，她被选中做出纳股练习生，从此进入银行，一干一辈子，直至1988年7月从遵义县农业银行退休。

母亲在银行（起初人民银行，后来农业银行）工作了38年，作过出纳员、农经员、计划督导员、会计员、信贷员。最大的官就是县农行的股长，退休前一年得享副科级待遇。她对银行各类业务的熟悉，在当地无人能及，在全省农行系统也大为有名。银行新招员工的培训、一些财务清算查账的复杂难题，她都是挑头的第一人选。以致她退休多年后，省农业银行有干部见着遵义县农行工作人员，还在打听当年赫赫有名的王会计如今安在。

母亲个头矮小，圆脸大眼，一生风风火火，走路说话都快；工作干练利落，为人开朗大气；遇事有主意能决断；和子女关系亲密。与寡言、粗暴、抠门，不善交往的父亲，形成极大反差。从她的絮叨和部分简历自述中，大致可回溯母亲一生经历。

母亲一生，有意气风发、春风得意的欢悦时刻；也有横遭冤击、委屈愤怒的无奈日子；更有在十年浩劫时期无处诉说的幽愤恐惧。

母亲1949年12月投考军政大学参加“革命”，并没有左翼学生的革命意识，只是在政权更迭的特殊时期，求学求职生计无望下，绝处求生的无奈之举。因为年龄小、个头小，又有初中文化，投军后很快进入银行工作，错过了下乡剿匪、赴朝抗美这些九死一生的经历。

1950年至1957年，是她一生意气风发、无忧无惧的时期。供给制时生活虽然清苦，但衣食无忧，单位还公费治好了她罹患多年的疟疾。她是真心拥护带给她新生活的这个新政权。她单纯不谙世事，但工作勤快麻利，学东西快，肯吃苦。1951年下半年开始，为配合土改，恢复发展农业生产，作为出纳员的她，经常一人背一个大挎包，包里装着几万几十万元（旧币注3），步行到遵义县的各个区放贷。钱款数量太大，路途实在太远时才由银行租用马车下去。遵义县18个区，大部分她都步行去过。每天来回三四十里路是常事。以致脚上走出厚厚的老茧，一年穿破好多双布鞋。

当时的银行行长王臻（注4），是冀鲁豫南下的老干部，很喜欢这个天真踏实、吃苦肯干的小女生，一直亲切地叫她小鬼。她很快在1950年入了团，并担任县支行团支部副书记、工会组长、妇女组长、政治理论学习组长，还兼遵义报通讯员，年年被评为先进。1952年9月又被选派到省人民银行干部学校受训。已经调往贵阳任领导的王臻曾经问她愿意留在贵阳吗？王珩一口回绝，她的目标不远大：在遵义工作，有能力后把母亲接来赡养。这是她命运的一个岔路口，如果留在省行，或许后来的命运会大不相同。但是人生没有如果。

受训回遵，她在1953年21岁被提拔为计划股副股长，春风得意。工改定级时为行政22级，工资54.5元。外婆从正安过来，靠她的薪资过上温饱有余的生活。她积极要求入党，年年申请，四五年过去始终不被接纳。她不会想到，她的单纯率真以及少年得志的那些头衔，在运动频仍的年代，使她陷入了马前卒的尴尬险境。

50年代初期，新政甫定，为纯洁队伍，稳定政局，整风、审干、肃反、三反五反、反右，对公职人员的政治历史问题一遍一遍过筛。王珩自己是被审对象，1956年为调查她是否加入过一贯道以及家庭出身，单位和审干部门曾经多次向正安县城关镇人民委员会和她昔日的同学函调；同时，王珩在单位又是奉命审查批判同事者。据她说，她曾奉命组织批斗过生活作风不好的同事。肃反时，作为单位肃反副组长，在揭批一位有历史问题嫌疑的同事会上，她亲见支行行长的老婆，自己出身地主，却凶神恶煞扇耳光脚踹这位被疑为历史反革命的同事。良知未泯的王珩看不下去又无以应对，只好躲进厕所回避。

接二连三的运动，王珩都曾经是组织上依靠的马前卒，她迷惑过怀疑过吗？以她的天真单纯，违背良心有意整人的事或许没有，但无心的伤害恐怕是难免的。不惑不疑的她终于在1957年糊里糊涂掉进那个巨大的阳谋里。

1957年，党中央号召帮助党整风，动员群众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意见尽量提。王珩所在的部门，有若干民国时的旧职员是动员鸣放的主要对象。但无论怎么动员，人家就是不开金口。王珩自己却忍不住，“觉得作为共青团员，应该响应党的号召，有啥说啥，不能学那些口是心非的人”（她的自述多么襟怀坦白，多么幼稚伤人）。于是她把私底下别人议论、她也觉得正确的问题，加上自己申请多年不能入党的牢骚，竹筒倒豆子般一一托出。她自认为“个人历史清白，对工作和党号召的各项运动都是积极的，又不是想推翻党推翻社会主义，说错了也没啥”。（多么天真！）
1958年3月31日，灾难降临。遵义县人民委员会以王珩在整风反右运动中发表了一系列错误言论为由，给予撤销她副股长职务，开除团籍，工资由22级（54·5元）降为24级（40元）的处分。（注5）处分决定罗列了她整风时说过的错误言论：

“（一）王珩在1957年7月银行学习小组会上说：个别单位不要党的领导仍然可以搞好工作。基层单位党的组织、领导过于集中，没有一点民主空气；（二）王珩说行里的宗派主义，要归罪于整个党的组织。党的领导有宗派主义，而党员随声附和，不坚持真理，不起来斗争，所以应由党的整个组织来负责任。那些与领导接近的党员是捧泡（遵义方言，拍马的意思）奉承的，好好先生，是为了个别人利益，不坚持真理的阿谀奉承的小人；（三）王珩不赞成党员对团支部的领导。说县支行有宗派主义，团支部的委员大多数是党员，团员担任支委是个别的；（四）王珩不满党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说：党的领导以什么来衡量一个干部呢？会奉承领导、捧领导的就是好干部，好经常揭发领导缺点的就是坏干部。提拔干部凭印象出发，拉私人关系，宗派主义严重，青一色，凡是党员90%以上都提拔为区级干部。非党员也有好的，因为不是党员就得不到提拔。个别党员未得到提拔，是因为对领导的印象不好，提拔的都是对肃反有功的。提拔的与没有提拔的比忠诚老实不见得差，以才（华）来说就更不见得；（五）王珩对党的建党原则说：组织发展，光拉私人关系，县机关除了县委的妇女和一些首长的爱人是党员外，其他就是没有一个。某县长、某部长的爱人凭哪一点资格入党呢？这不是拉私人关系吗？组织部的也要负责，同时发展党员有轻视妇女的现象。我们银行妇女中，比起某些男党员来说，还有强的，为什么没有发展一个呢？（六）王珩说：党对党员宽，对群众严。党的领导只相信党员，而对团员和党外人士一贯采取歧视、打击和报复，阻止说公道话的同志。同志们的发言中，并没有哪个否认党的成绩，但我感到非党同志向党的领导提了很多意见，党员同志发言，偏偏不提党的缺点，还否认大家意见。在揭发和批判王珩错误言论的初期，她的态度极为抵触，污蔑揭发她的同志是老鸦笑猪黑，不是实事求是，是报复。在会上大闹，吓唬群众。后来经过领导的多次谈话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才基本上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王珩自参加革命工作以来，由于缺乏自我改造的自觉性，旧的思想意识没有得到彻底改造，特别是近年来，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为党作了一点工作，自以为是，骄傲自满，瞧不起别人。由于这样，在党开展整风以来，特别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发起猖狂进攻时，发表了一系列的错误言论。现根据王珩的错误事实，经研究决定，撤销其副股长职务，并由22级降为24级。”
幸好有这份处分决定，记录了王珩当时所言，从中看到王珩的简单幼稚和倔犟个性。她口无遮拦的实话招来严厉的揭发批判，高压下她抗争过、申辩过，终于不得不低头，一遍又一遍检查认错。从1957年10月19号至12月底，两月不到，王珩连写15份上万字的检查，有写给银行领导的，有给党支部的。除对个人“荒谬言论”的检讨自省外，仍然有相当的篇幅自我辩解，否认强加的罪名。从字迹看越往后越潦草，可见当时的屈辱心境。




1958年3月，以县人委名义下文的处分，在罗列了她的六条错误言论后，以“攻击党的组织”的结论落地。被开除团籍撤职降薪后，年底——1958年12月10日，意犹未尽的单位整风领导小组再次白纸黑字鉴定：“该同志整风运动中发表了一些右派言论，在组织和同志们教育帮助下，基本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受到撤职降级处分，内心里是不服的，现在只是不敢说······今后还需长期进行教育、考验。”

从春风得意的工作骨干、先进模范到横遭冤屈撤职降薪的另类，母亲那一段的日子一定痛苦不堪。小弟出生于1958年7月。也就是说，对王珩严厉的批判和处分，贯穿她整个的妊娠期。今天难以想象，挺着大肚子的母亲，如何在极度的愤怒和压抑下，为自己辩解抗争，又不得不一次次被迫书写检讨检查，承认没有的罪名，面对周围人的白眼以及政治经济上的惩处。

这个处分是一处永不愈合的伤口，母亲从来没有放下过。她一直相信申冤有时，辩诬有时，不断写信申述，寄信的邮政凭据，她一张张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以示她的冤屈和光明磊落，未曾想到又成为文革时的罪证。她的执拗，一方面来自她对自己清白忠诚的自信另一方面源自始终相信上面的政策是好的，是下面执行坏了。即便文革那样深重的灾难，在她眼里就是好臣当道，蒙蔽了上面。见到身边的不公不义之事，她会愤愤的说：越到下面越污糟。她一生都在基层工作，对“上面”的笃信想象来自何处？几十年的外部灌输功不可没。而无数的申述信当然都石沉大海。

一直到1979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全国平反冤假错案，遵义县农业银行才对1958年的处分进行复查，给出结论：“王珩在小组会上发表的言论，主要是给本单位个别领导提意见，并非攻击党的组织。原结论失实，应予改正，恢复王珩的原职务及工资级别。”




挨了处分的母亲，沮丧抑郁屈辱愤懑，凡此种种，都不曾完全压倒她。她是一个极为心高自尊的人，一生不愿意示弱，不愿意让人小看她。工作上她似乎一切照旧，让下乡就下乡，说换岗就换岗。无论什么工作在她手里都清清爽爽，干净利落。在一份1960年7月《干部下乡参加生产领导生产评比鉴定表》中，小组给她的鉴定中有一条“自己劳力虽弱，但由于肯干，劳动效率比有的男同志还强”。在1980年遵义县农业银行的职工升级审批表中评价她“应知应会考核得95分，79年全年出勤306天，78年无病事假。78年下半年在县百货公司参加双打查账，协助查清了一万多元的悬账悬案，到县支行后，在整顿办事处和查账中都能认真负责按时完成和超额完成组织上交给的各项任务”。母亲这样奋不顾身的奉献透支自己，不就是为证明自己的忠诚和清白吗？可叹她的奉献并没有得到她笃信的“上面”的珍惜。她的憋屈一直要到多年后才得伸张。

当然，比起那些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发配农村边疆劳改甚至家破人亡者，母亲的遭遇似乎只能算是“小巫”。而无论“大巫”“小“巫”，其一生屈辱的遭遇又岂止是她们个体的命运。记得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认识了贵州省社科院的老院长康健。老头1936年在燕京大学念书时就参加了革命。贵州解放时曾任二野五兵团宣传部长兼贵州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妥妥的冀鲁豫老革命、大知识分子。1958年初在贵阳师院院长任上，被打成右派分子发配工厂，直至1979年平反才到社科院得展所长。我对他的经历很感兴趣，曾经多次在晚间上他家采访录音，希望能为他写一本小传。可惜最后未能兑现，至今惭愧。我曾经问过他，对于1957年帮助党整风，他事前知道引蛇出洞的阳谋吗？老头哈哈一笑说：哪里会知道。党开展整风，号召知无不言，那我是真心相信，也希望整风能够解决党存在的问题。老头这话我信。燕京大学的校训不就是“因真理以服务得自由”吗！这应该是他那一代人当年投身革命的初心。

康健是否贵州全省10082名右派里、资格最老、级别最高的（注5），我不敢说，但他们都因讲真话而受难，却是相同的，这绝不是这个群体的耻辱。他们的尽数折翅，是整个民族元气大丧的开始。





回到我母亲的经历。1962年夏天，由于父亲已于上一年的10月调任遵义县五中（新舟中学）校长，母亲同意调去遵义县农业银行新舟营业所任会计。我们全家随之从县城迁往新舟。母亲想不到，过不了几年，又一场更大的风暴会殃及她和父亲以及全家。

1966年6月后，文革风暴骤然而至。一夜之间，中学校园里贴满大字报，最多最醒目的标题是“打到叛徒、走资派许日新”，还有带侮辱性的“打到许勾鼻”等等。学校停课，工作队组织教师学生批斗父亲、挂牌游街。我全家住的两间教师宿舍，被强令腾退一间，外婆和我及两个弟弟，只好搬到平房对面简易搭建的厨房里住，父亲每月70多元的工资被扣只发15元。

记得一个晚上，我睡得迷迷糊糊，被屋外激烈的喧闹声吵醒，外婆已经在屋外。我出门看见父母住的屋里屋外挤满人，屋内翻箱倒柜，不知道在搜什么，母亲在抗议。其中一个叫胡某某的学生，拿出一个热水瓶，举过头猛摔地上，内胆爆裂发出巨大的响声。抄家结束，掠走了家里部分财物，其中包括外婆的铜质水烟壶，还要押走父亲，母亲竭力阻止，哪里有用。为防父亲遭遇不测，母亲拿了厨房捣煤的锄头，坚持和押解的造反派同行。凌晨时母亲回家，告诉家人父亲关押在区工商所。

又一个晚上，造反派要在镇上的会场召开批斗父亲等人的大会。那时武斗盛行，母亲耽心造反派殴打父亲，带上我和两个弟弟，也到会场观察。当看到台上人手拿绳样的东西，向父亲嘴里塞。离得太远，母亲误以为是用铁丝穿刺父亲，立即举手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并冲上主席台，企图阻止造反派对父亲的伤害。到了台上，被几个造反派死死按在地上，母亲拼命挣扎，一只鞋子的帮和底居然断开，可见其激烈程度。我和弟弟吓得跟在后面喊叫。最后母亲被人拖离会场。银行新舟营业所的造反派负责人当面向母亲承诺不会伤害父亲后，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回了家。

母亲刚烈的对抗行为，等于引火烧身，她亦成为造反派打击的对象，罪名是保夫派、右派、地主(她脱离关系的父亲成分是地主)。不仅批斗父亲时拉她陪斗，本单位也开会批斗。批斗会上，营业所负责人史某某，一位既无文化也不懂业务的南下干部，以玻璃板下的邮政凭据为证，揭发王珩变天翻案之心不死。母亲当场怼过去：我是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又不是给台湾写信，变哪样天?

这位满嘴错别字、把牛鬼蛇神读作牛鬼它神的老干部，既不是造反派，也没有被揪斗，红色恐怖下战战兢兢揭发批判翻案嫌疑者，大概出于自保，或情有可原。最不可思议的是父亲所在的新舟中学物理教师、造反派头目梅某某，居然专门组织中小学生送大字报去营业所，特别勒令我和两个弟弟参加。

那天新舟中学造反派的几个头面人物，带领了数十个中小学生，从校园集合出发，穿过镇上半条街，到达新舟营业所门口，营业所人员被要求站在台阶上，接迎给王珩的大字报。队伍站在街上，围观看热闹的人群，挤到阻塞了街道。母亲也在台阶上，面无表情。

程序开始，由一人领着先呼口号。此刻，我听见带队的新舟中学物理老师梅某某（此人贵阳师院毕业，文革前曾经是新舟中学团委负责人，是学校培养的年轻干部）悄悄给他旁边的队员说，“喊打到王珩时看她们（我和两个弟弟）举不举手”。“打到保夫派王珩”“打到右派王珩”的口号声响起，我机械举手，口中嗫嚅，不敢抬头看母亲。仪式结束，那些人把大字报刷贴到营业所外墙上后散去。我和弟弟怎么回的家，已经遗忘了。当时十来岁少年的恐惧和羞辱，至今分明还能够感受到。

在那个风狂雨骤的时期，母亲尽力张开自己的翅膀，想护住她的家和所有的亲人。但她的力量哪里敌得过时代的暴戾。一直和我们住的外婆不明白这一切。她不能在女儿面前表露忧惧，也无法从几个少不更事的孙辈处寻求慰藉。她悬着一颗心独自饮泣。多年后，一位家住校园附近的聂嬢嬢告诉我，她那时去我家，外婆总是哭泣。她劝慰外婆不要哭，说许校长王会计都是好人，不会有什么事的。但外婆还是病倒了，在经历两年多的病痛折磨后，于1968年秋去世，享年63岁。今天想来她就是因恐惧心碎而死呀。
外婆去世后，遗体停在家门口的院坝里，没有一个熟人朋友敢于走近表达慰问同情。按照习俗，在棺材的特定方位，要点油灯，给逝者指引去黄泉的路。校园里一个造反派上前干涉，说不准搞封建迷信。母亲没有理他。她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必须解决。父母都不是本地人，第一次面临至亲的死亡，到哪里去找一块土地安葬外婆？幸好新舟公社一队的罗队长，得知此事后主动和母亲说：王同志，听说你家老人走了，你去我们生产队选一块地，安葬老人家，不要钱。也是在这个善良的罗队长的帮助下，生产队派了十来人，帮助抬棺、挖坑，母亲和我们才得以把外婆的遗体送到墓地，入土安葬。（抬棺挖坑的费用，按当地的规矩付了钱）。

外婆的死对母亲是巨大的打击。多年后她才告诉家人，那些年她恐惧、痛苦、愤怒，整夜无法入睡，白天还得硬撑着工作，对付造反派的揪斗。到1971年教育整顿，中学恢复招生，父亲被解放出来工作。母亲的状况才有所缓解。1979年改革开放，父亲奉调遵义县城筹建县师范，母亲调回遵义县支行，1957年的冤屈在同年4月得到改正平反（注6），她终于可以无忧无惧生活了。但她再未申请入党，也拒绝县委组织部要她去检察院从事经济案件查办工作的调动。她已勿须向任何人证明自己。她以自己过硬的业务能力得到了同行普遍的敬重，实现了靠本事立身吃饭的夙愿。从那时起到2004年这一段时间，是母亲最忙碌最开心的时期。带孙子女，和父亲以及同事国内国外旅游，过了一段潇洒自在的日子。



2004年，母亲开始出现帕金森症状，2006年确诊。开始十年，靠药物控制，生活基本能够自理。从2016年至今，生活已完全不能自理，其间的艰难对于一生事事要强，干净利落的母亲，其痛苦的程度无以言表。她与疾病抗争的漫长过程，需要长长的文字专门记述。记得小时候，外婆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人生三节草，不知哪节好！回想母亲这一生的坎坷经历，不能不感慨人生的无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