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俄乌冲突看俄国家战略几大教训与启示
原创 刘强 环太国际战略 2024-01-26 12:00
四、轻视“价值观外交”带来的战略困境


外交是内政的对外延伸，是塑造国家形象和维护并获取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历史上的俄罗斯可谓是传统外交大国，无论是外交战略还是策略都曾玩得游刃有余，在配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其开疆拓土和国家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作用。而当代俄罗斯的外交貌似十分灵活和富有弹性，但若内窥其本质则不难发现，貌似充满自信的强硬体现出鲜明的“战斗民族”风范，但实则存在着重大问题，其中包括对美西方流行的“价值观外交”本质，以及在这种外交下形成的联盟力量的认知不足，从而冒然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而与整个西方世界甚至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进行“一对多”的“硬刚”，最终招致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反对的外交孤立局面。

（一）过于自信的外交思维和对外政策带来的决策失误

有关俄乌冲突爆发后的俄罗斯外交，俄学者认为：“集体西方”对俄乌冲突的反应，特别是北约的深度参与，迫使俄罗斯将对外政策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一是在全力对抗国境以西由美国及其附庸国组成的“冤家俱乐部”（The House of Foes）；二是构建将亚洲、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作为优先方向的“伙伴之家”（The House of Partners）。⑯

事实上，俄罗斯这种两面出击的外交政策，都是无奈之举。其中，构建“伙伴之家”不过是权宜之计，因为“这一选择也是制裁封锁下的被迫选择”⑰。而有关与“冤家俱乐部”的对抗带来的严重问题，俄自身也开始逐渐明白其关乎俄罗斯的生死，即“无论如何，俄与西方关系难以在中短期内转圜。俄罗斯国内普遍预计，与西方在未来10-15年，将处于一个在不同领域和程度上都可能升级的‘混合战争’时期。对俄罗斯而言，这场冲突关乎生死，稍有不慎就可能彻底丢掉大国地位，乃至国家主权。”⑱这就不免让人发出“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感叹，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俄开启“特别军事行动”明显是个重大的战略失误。

就仅就外交和对外战略和策略而言，这是没有将外交的柔性与刚性进行有效的科学平衡，从而导致即便在其与构建的“伙伴之家”中也存在着它的反对者，从而导致一方面要应对“冤家俱乐部”的强大压力，另一方面“伙伴之家”的构建也并不会顺利。

（二）对“价值观外交”认知的不足导致与西方的集体碰撞

这里所说的“价值观外交”（Value-Oriented Diplomacy）并非仅狭义指一种基于特定价值观的外交政策，而是广义的基于价值观趋同而形成的一种结盟外交。它集中反映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以共同价值观为基础通过合作而针对具体问题的应用。这种“价值观外交”在针对俄罗斯对乌发动“特别军事行动”问题上反映得尤为突出。

如果反思这一问题不难发现，俄罗斯显然是低估了在冷战思维重归后西方世界这种“价值观外交”的具体表现和可能释放出的能量。同时，也忽略了当世界进入21世纪后国家关系的本质变得更加多重，已打破了唯利益至上的传统定式，加入了价值观等重要因素。以欧洲为例，在推出一轮又一轮对俄各种制裁的同时，阻绝了与俄罗斯的能源交易。但众所周知，欧洲国家对俄罗斯的能源（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依存度极高且性价比极强。即便如此，欧洲依旧忍痛阻绝与俄罗斯的能源交易转而向美国等花高价购买。同时，在“余粮”不多的情况下，依旧选择向乌克兰大量“输血”。这一切的一切，是什么在做支撑，答案十分清楚。

（三）一意孤行的外交政策形成的外交孤立局面

上述两点结合共同释放出的一种能量，最终导致俄一意孤行的外交政策。2021年12月27日，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主任安德烈·科尔图诺夫在《独立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不危言耸听的2022年预测——俄罗斯明年的12项外交任务》文章，其中前3条分别为：防止顿巴斯和俄乌边境局势升级；实现俄美关系趋于稳定；恢复俄罗斯和北约的对话。⑲

回头观望，这3条都是朝着反方向走的。究其根本，都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所导致。尤其是在处理与乌克兰关系问题上，安德烈在文中的第一条预测中清晰地认为：许多西方专家和政治家认为，乌克兰领土上的军事对抗再度升级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他们争论的只是俄罗斯参与这种升级的规模和形式。防止局势升级将成为2022年俄罗斯外交政策的重大成就。这预示着基辅明确放弃用武力解决顿巴斯问题，西方也不直接或间接煽风点火。⑳这就更加说明俄在对西方的“军事对抗再度升级几乎是不可避免”这个十分精准判断心知肚明的情况下，依旧选择将问题升级到军事解决层面。

此外，就在俄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当天，俄媒体还在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共青团真理报”电台节目中的谈话。扎哈罗娃称：“我们一直支持对话，支持谈判。”她指出，最近两月，西方媒体和政客一直在炒作俄罗斯所谓准备“入侵”乌克兰。然而，“我们始终支持谈判进程，几个月还可以，甚至一年，但不能八年一直呼吁各方同一件事情，履行明斯克协议。”㉑现在看来，这番表态尽管从策略上说可称之为“战略欺骗”，即用以掩盖采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这一“既定方针”和“既定方案”，以达到军事行动的突然性。

然而，就俄采取军事手段解决俄乌问题的战略选择而言，这种不能应因事态变化而变化的一意孤行的外交政策选择——外交欺骗下的突然军事行动——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后来在联合国大会要求俄撤军的表决中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反对俄罗斯的局面发生。甚至连独联体成员国中应有的“铁粉”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也都投了弃权票而未选择力挺俄罗斯。更不要说西方联盟中的众多国家对俄外交官驱逐事件的频发，这一切都形成合力，使俄罗斯陷入了几乎前所未有的外交孤立困境。


五、军事能力萎缩与战略诉求的失衡


无论是在人们的印象中还是在近些年世界各种机构的排名中，俄罗斯都被认为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军事强国。然而，从俄乌冲突爆发后俄军的表现看，确实颠覆了人们的认知。尤其体现在其军事能力萎缩与战略诉求的失衡上。

（一）总体上实力上，缺乏一鼓作气赢得战争的能力

客观而论，仅就俄罗斯与乌克兰两国的军事实力对比而言，这场军事冲突或战争显然是一场不对称的军事对抗。因此，俄罗斯显然设计了一场速决战，即通过一次速战速决的军事行动，瓦解乌克兰政府，从而达到其所设定的“去纳粹化”“去军事化”“中立化”战略目标。

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除了完成了乌东部地区的领土兼并外，上述“宏大”目标迄今均为达成。退一万步而言，即便上述“宏大”目标只是幌子，彻底吞并乌克兰也许才是内心所指，但在整个西方对乌克兰的全面支援下，目前看，由于目标过于“宏大”和不切实际，根本就难以达成。而这一切的原因，就是缺乏对自身军事能力能否完成如此高的战略目标的客观理性认知，更缺少一鼓作气快速遂行军事任务的能力。

加之，“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很多官兵均不清楚行动的目的，这种良好战前动员的缺失，导致俄军的士气并不高涨，首战效果必然大打折扣。这恰好应验了《曹刿论战》中的那句“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道理，导致原本想象的速决战，成为一场持久消耗战，且尚看不到前景。

（二）武器装备上，常规武器装备远落后于现代战争的要求

尽管俄罗斯是世界最为重要的武器装备研发和生产国，但从俄乌冲突中俄军的表现看，其武器装备与乌克兰所使用的西方援助武器之间存在的差距十分明显。尤其是俄名噪一时的诸如苏-57、阿玛塔T-14坦克、S-400防空系统等并未发挥作用，甚至未出现在战场上。作战效果只能用差强人意来概括。

反观乌克兰方面，在西方侦察情报的支援下，对俄地面部队和海上目标实施了沉重打击。其中，美西方的现代科技——精确制导+人工智能——加持下的新一代情报与指挥控制系统，其中就包括以Space X为代表的商业航天形成的对乌战略支援战斗力。尤其是美西方的远程支援能力，帮助乌克兰极大地压制了俄军事行动的规模和速度。体现了“新一轮科技革命通过技术迭代、赋能嫁接、场景拓展等极大地提升了新域新质战斗力”㉒。这些都给看似极弱的乌克兰提供了作战效能和极大防御韧性，并在防御中适时发动反击，并利用西方提供的各类先进武器，给俄军人员和装备造成巨大损失。

虽然相关数据显示，在俄乌冲突中，乌克兰的人员伤亡、装备毁伤和财产损失高于俄罗斯，但考虑到彼此间的差异，俄罗斯的损失之大，仍令人震惊。据外国防务媒体《陆军识别》网站发布的一份综合分析报告，俄罗斯在冲突中花费了超过1650亿美元，装备损失达330亿美元。这笔巨额开支涉及多个方面，包括军事行动费用500亿美元、军人工资342亿美元、对死者家属的赔偿256亿美元以及对伤兵的补助195亿美元。 从2022年2月24日至2023年9月29日，俄罗斯军队的预估战斗损失巨大。他们损失了约27万名军事人员（包含受伤人员）、2329辆坦克、4118辆装甲车（包括装甲运兵车和步兵战车）、1099 个火炮系统（包括榴弹炮和火箭发射器）、166个防空系统、91架固定翼飞机、105架直升机、约300架无人机、16艘军舰和1艘潜艇、以及930辆战术车辆和其他装备。这些数字不断得到确认和更新。 ㉓即便从常识看，这种数据必有一定的水分，但纵然打个7折，损失不可谓不惨重。说明了俄的武装装备更新速度太慢，以难以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尤其是精确制导武器的严重不足，更是难以达到现代战争所要达到的效果。

（三）战役战术上，传统战法难以对付乌灵活多变的游击战

“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俄罗斯战役战术上采取的依旧是传统的“闪电战”模式，即大兵团、宽正面、大纵深和高速度的作战方法。但这种方法在乌克兰的有效防御下，很快就得到了遏制。尤其是想通过制空权下“陆战之王”——坦克的快速推进而拿下乌首都基辅的作战计划被打破。俄军大量坦克和装甲车被乌克兰灵活的单兵小组使用单兵精确制导武器——“标枪”反坦克导弹和自杀无人机所击毁。

同时，俄向美国学习的以“营级战术群”取代师级部队的作战方法，也因缺乏后勤支持和指挥系统故障未能发挥应有作用，不得不通过重新组建规模更大的装甲炮兵师来提高作战效果。

然而，在西方提供的防空武器系统支援下，俄罗斯难以形成有效的制空权，由此形成了陆地对决场面。而乌克兰凭借西方提供的先进火炮和导弹，给俄军攻势形成了极大的阻碍，尤其是灵活的游击战术，更是导致俄军人员和装备的重大损失。

因此，仅就战役战术而言，乌克兰采取的是一种不对称作战方式，而这种方式，在彼此均无明显制空权的情况下，是形成战场僵持的十分重要原因之一。

（四）人员兵力上，正规军萎缩并纵容私人军事武装膨胀

俄乌冲突爆发前，俄军有约90万名现役军人，200万名预备役军人，而乌军仅有20.9万名现役军人，90万名预备役军人。㉔即便是在兵力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人们却在后来的新闻报道中得知，一支名为“瓦格纳”的私人军事组织却在“特别军事行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正值战事正酣之时，一则“瓦格纳”向莫斯科进发的消息震惊世界。瓦格纳甚至通过其电报账号称，普京作出了错误的选择，“很快我们就会有一位新总统。”㉕

尽管后来这个被普京总统定性为“武装叛乱”的事件，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瓦格纳”被肢解（部分消化至国防军、部分解散、部分去了白俄罗斯），其创始人普里戈任也以“坠机”结束生命，但这种在俄罗斯并不具合法地位的私人武装力量，缘何能在俄生根并发展壮大甚至得到“重用”，则不能不是个值得追问的问题。尤其是后来发生的“瓦格纳逼宫事件”的发生，是否会令莫斯科不寒而栗呢？其教训之深刻，不言而喻。

更为重要的是俄罗斯通过裁军后，即便名义上仍有近100万正规军，但真正到了作战需求时，则显得捉襟见肘，不得不在后来由总统普京颁布扩军令。这种状况也再次反映出俄罗斯军事力量配置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萎缩的正规军难以遂行所需的作战任务，从而导致私人武装的膨胀并引发的问题。

进一步而言，上述所有问题导致整体军事能力的萎缩，难以达到目标过高的战略诉求，而“特别军事行动”将自己拖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当然，或许正是看到了这些问题带来的严重后果，俄开始在多个方面做出调整，并取得了一些改善。但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采取行动前未将整个国家状态，尤其是军事作战状态调整到适合遂行作战任务的状态，就急功近利地采取军事行动，这样的失误或教训之深刻，则是十分明显的。


结语

世界正进入一个复杂易变的时代，国际安全战略思维也正悄然发生着变化，新冷战的爆发给未来带来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加，冷战与热战交织的时代正急速驶来，联盟意识的增加，军事手段的偏爱，都将使得未来的国际安全形势变得更加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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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安全最终内化为国家安全，面对复杂易变的国际战略态势，国家发展战略该如何制定并用怎样的路径去实现，考验着每一位决策者的智慧。俄罗斯在新形势下国家战略选择的一些重大教训，值得认真理性地去分析，并从中得到某些启示，目的就是为如何更好地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利益服务。这是每一位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学者都应坚守的任务。

从俄罗斯国家发展战略思维和战略选择呈现出的一些重大问题，导致俄罗斯面临前所未有的战略困境，再次证明战略决策失误给国家安全带来的问题与挑战的严重性。如何利用自身战略资源并结合变化多端的国际形势，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地设计国家发展战略，并配以务实的策略去贯彻，是个极为重大的战略问题，必须审慎思考和理性选择。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维护和拓展中国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