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俄乌冲突看俄国家战略几大教训与启示
原创 刘强 环太国际战略 2024-01-26 12:00

作 者：刘 强  博士

俄乌冲突已接近两整年，仍看不到结束的迹象。俄罗斯仍在加强进攻部署和行动，乌克兰也在美西方的支持下准备采取“城市堡垒”防御策略与俄苦战。从宏大的国际安全视野看，这场自二战以来发生在欧洲的最大战事，对国际安全局势释放出的巨大冲量，对未来国际战略格局的影响不可低估。而从具体的微观视野观察，这场军事冲突给俄罗斯带来的问题与影响也越发显现，其中涉及到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带来的教训十分明显，其形成的深刻启示值得认真思考。

一、落后时代的国际战略思维与战略选择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依赖于一定的物理场域——能够提供足以支撑的自然环境和劳动力——即所谓的“生存空间”。场域越大，其所蕴含和承载的物资资源就相对越丰富，维系生存与发展的几率越高。这种拓展“生存空间”的行为，在动物界体现的是基于“领地”意识的维护与扩大，而在人类社会则是以国家作为行为主体的领土扩张，其最基本内涵指向的就是陆地国土与海洋国土的扩展增加与掌控。

尽管作为一种地缘政治扩张术语，“生存空间”源于纳粹德国并付诸于实践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然而，“攻城掠地”“开疆拓土”却曾是人类历史的主旋律，尤其体现在游牧民族的发展史中。波斯人曾从波斯高原东征西伐，建立了横跨亚欧非的第一个世界性帝国。蒙古人也曾依靠其强大的铁骑征服了欧亚大部分地区。虽然游牧民族的这种力量被后来更加依靠科学技术的定居文明所取代，但其思维和力量则被定居文明所吸纳，成为后来一些帝国形成的关键要素。因此，以争夺领土为目的的冲突与战争也几乎伴随着21世纪之前的人类历史发展，尤其体现在殖民地的建立和争夺上。然而，进入21世纪后，军事冲突与战争虽依旧存在着争议领土的争夺，但诸如“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等已非“攻城掠地”“开疆拓土”，更多是为了地缘政治“势力范围”的拓展与掌控。
客观而论，俄罗斯人更多地继承了游牧文明的战略思维，其对领土的内心“喜爱”和执着“追求”，可谓超越了近现代世界所有国家，并依靠其定居文明优势，将“攻城掠地”“开疆拓土”做到了极致，最终创造了世界最大的行政版图。
然而，由于苏联大厦的轰然崩塌和实力的大幅缩水，曾导致其继承者俄罗斯一度一蹶不振。故，恢复经济成为主要战略诉求，寄希望于通过“向西看”战略来达成目标，却遭受严重挫折。然而，俄却机缘巧合地依靠得天独厚的能源资源优势和恰逢其时的国际能源价格异常波动契机，彻底摆脱了经济困境，并积攒了较为殷实的家底，战略自信也因此得到了极大恢复。于是，2014年在“克里米亚问题”上，其传统战略思维重新占据高地，并强力付诸实践且达成了战略目的。
2022年2月的对乌克兰采取的“特别军事行动”，则可视为是“克里米亚问题”延长线上的一环。因为，尽管俄将这场“特别军事行动”的战略目标设定为“去纳粹化”“去军事化”“中立化”，然而，对乌克兰东部约占乌15%面积并拥有约880万人口的卢甘斯克、顿涅茨克、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四地的“收纳”，其“内涵”就已充分得到展现。
追踪观察不难发现，自“克里米亚事件”起，俄与美西方关系急速恶化，几乎进入一种不可调和状态，严重的军事对峙形势已经显现。而俄对乌“特别军事行动”则导致其与美西方关系彻底决裂，美西方开始全面武装支持乌克兰，导致事实上与美西方的间接“交火”。各种“瘫痪性”或“毁灭性”制裁加上战争造成的经济损失，实可谓一场21世纪的冲突悲剧。事实上，即便俄总统普京也意识到这场冲突是个悲剧。据俄“论据与事实”新闻网站报道称，俄总统普京2023年11月22日出席G20领导人视频峰会时发表讲话称，这场战争（指俄乌冲突）是一场悲剧。“与任何军事冲突一样，这是特定人群、特定家庭和整个国家的悲剧，”普京称，“我们自然必须考虑如何结束这场悲剧。”①
显然，造成这一悲剧的根源，客观而论，显然是俄罗斯国际战略思维落伍和战略选择的重大失误所致。俄罗斯并未采取“克里米亚模式”，即通过首先承认乌克兰东部相关洲的公投进而将其纳入俄罗斯领土，而是欲通过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来扩大战果。但后来的情况证明，俄罗斯虽然通过军事手段得到了部分土地，换来的却是国际形象的一落千丈，“朋友圈”大幅缩水（这点从联合国大会多次针对相关问题的投票即可看到，大致形成了140票反俄：30票弃权：5票挺俄的局面）；经济发展面对前所未有的重压（西方资金和企业全面撤离，传统优势产业严重倒退，卢布大幅贬值，军费巨大消耗。2023年前三季度GDP世界排名跌至第11位，低于加拿大和巴西②）；人民生活水平也大幅下降（今年冬季因基础电力设施缺乏资金维护，包括首都莫斯科等多地不得不选择计划性停电③）。这些都可谓是落后于时代的战略思维和战略选择导致的结果。

二、严重退化的国家情报体系

苏联/俄罗斯的国家情报体系尽管毁誉参半，但仅就情报能力而言，在世界情报历史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然而，从俄乌冲突的视角看，俄情报界暴露出的问题却是致命的，尤其是对外情报工作，明显反映出其已严重退化的本质。
俄罗斯的国家情报体系主要由联邦安全局（FSB）、联邦总统特别计划总局（GUSP）、对外情报局（SVR）、联邦保护局（FSO）和总参谋部军事情报总局（G.U.），其中对外情报局和总参谋部军事情报总局在对外情报工作中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而从俄对乌采取“特别军事行动”的战略决策中不难判断，至少这两个情报机构存在着明显的情报工作失误。
（一）表现在对决策层战略决策的支撑作用明显不足
这一问题集中表现在未能做到知己知彼，尤其是在“知己”上高估了自己而未能达到速战速决的目标，从而导致错误决策的发生。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孙子的情报思想告诫后人，军事手段和战争的暴力性决定了其会带来严重后果，故必须依据缜密的情报分析论证，充分了解自己和对手后方可做出决策选择。“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更是告诫人们“知己”的重要性。
通常而论，尽管俄罗斯的情报体系远不如苏联时代，但相比众多国家而言依旧足够强大。依据这样强大的情报体系，并借助地缘优势之便，俄对乌情报工作理应做到十分完备。尽管由于情报工作的秘密特性，笔者对俄对乌情报工作的细节不得而知，但从开战后的情况不难分析出，俄国家情报工作在“知彼”上存在着严重问题，但在“知己”上的问题更加严重。
首先，在“知彼”上，至少担负对外情报工作主责的俄联邦安全局（FSB）和对外情报局（SVR）低估了在美西方情报支援和武器装备武装下的乌军防御和抗打击能力，更加低估了乌克兰军民的抵抗意志。用俄情报问题专家的话说，“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也严重误判了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将面临的抵抗程度，以为俄罗斯可以迅速拿下基辅。这导致了俄军在战场上的屈辱表现。”④
其次，在“知己”上，俄总参谋部情报总局（G.U.）作为担负军事情报工作主责部门则高估了俄军的进攻能力，包括作战方式、武器装备效能、精确制导弹药储备，作战人员素质等。这就导致开战后，原本被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的一场速决战，打成了“僵持战”和“消耗战”。
更为严重的是，甚至可以说是俄情报部门误导了决策。至于网络上流传的“俄拨巨款收买乌军官，使其开战即投降，但收买款却被俄情报部门有关人员私吞”说法，其真伪目前难以印证，如若为真，说明俄相关情报部门问题之严重程度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如若为假，也说明人们对俄情报机构表现的不满。而无论如何，仅就目前的情况看，俄对乌选择“特别军事行动”显然是个错误决策。
基于情报与决策间的关系与机理，若非普京总统不顾国家情报体系提供的“真实”情报而自己做出发动“特别军事行动”的决策，那就是普京总统犯了自己充当情报分析者的“常识性”错误。而普京总统作为一个资深情报从业者，对情报工作的机理有着深刻的了解，按理说不该有这种情况发生。因此，大概率是俄国家情报界犯了“情报工作政治化”的病疾，即为迎合决策者的喜好而有意提供符合其意愿的“冒真实假”情报，而决策者以此作为决策依据。
“情报工作政治化”是一种普遍存在的顽疾，其产生的根源是情报的本源功能与权力结构差异导致的必然结果。从苏联到现在的俄罗斯，俄情报界存在这种情报文化传统。美国也不例外，君不见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拿着一个装着白色粉末的试管即可宣称在伊拉克找到了大规模杀伤性化学武器吗？⑤因为小布什总统希望对伊拉克开战，美国情报界就必须全力配合给出决策的“正确”依据。伊拉克战争对美国的国际声誉带来的极大的损害，甚至导致其联盟出现了裂痕。而这个后来被人们戏称为“洗衣粉事件”，也成为鲍威尔的一生痛点，他后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就曾表示：“我代表美国向全世界展示了这些证据，这一记录将永远伴随我。我现在感到很痛苦。”⑥从中我们不难发现“情报工作政治化”的贻害。
（二）表现在与决策层的沟通能力协调能力明显不足
这个问题集中体现在导致最高决策者与情报首领间存在沟通障碍，难以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最终影响决策效率和精准度。
关于情报机构与决策层应该保持怎样的距离与互动关系，无论是理论界还是职能部门均一直存在争议。尽管基于丰富的情报工作实践，被誉为美国战略情报之父的谢尔曼·肯特认为：“在情报工作中，没有任何事情比在情报和情报用户之间建立恰当的关系更为重要。”⑦但由于情报用户与情报生产者之间，通常处于权力失衡状态，从而导致建立这种恰当的关系成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尤其是“当政策制定者主意已定时，他们倾向于欢迎支持他们观点的情报”⑧。
这就意味着情报生产者必须要有极为科学的敬业精神，才能通过与决策者的恰当互动来向其提供真实可靠的情报辅助决策。然而，正是由于决策者与情报提供者的不平衡权力结构关系导致的从属性，加之沟通技巧等因素，“我们发现，如何在情报分析者（机构和个人）与决策者间构建一种合理的良性互动关系，学理上和实际上存在着不小的距离”⑨。但无论如何，有利于正确决策的良性互动关系显然是种互利的关系结构，并应在实践中推广。
现实中，从媒体公布出的一些情况发现，俄罗斯在发起“特别军事行动”的前一天，即2022年2月21日在总统普京主持的俄联邦安全会议上，作为最高决策者的总统与重要情报机构的领导人明显缺乏良好的沟通，以至于出现俄对外情报局局长谢尔盖·纳雷什金被总统普京当面逼问是否同意将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纳入俄罗斯表态的尴尬场面。谢尔盖·纳雷什金甚至连要表态的内容都未完全弄清楚，只是在普京的不断的逼问下才吞吞吐吐地做出了表态。
试想，在讨论一个对外事务问题时，国家的对外情报局长作为给最高决策者提供决策依据者，却极为被动地不知如何表态，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表现，至少反映出俄对外情报局局长与最高决策者甚至决策层的沟通与协调出现了障碍，其背后反映出的是情报机构和个人的沟通与协调能力的不足。而这种沟通与协调能力不足直接导致的后果，必定是情报工作与决策需求的差距。而普京总统表现出的强势逼问而非谨慎倾听，很难说谢尔盖·纳雷什金的表态到底是发自内心还是迫于压力的违心话。甚至可以设想，或许俄情报机构所提供的情报并不能令普京总统满意，即提供了普京决心已定下情况下并不受欢迎的情报。
此外，即便是“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俄情报部门的表现也差强人意，俄情报问题专家安德烈·索达尔托夫和伊琳娜·博罗根就指出：“2022年春天，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的几个月里，俄罗斯情报机构显得迷失方向、无所适从。”⑪尽管经历了一段痛苦时期后，俄情报机构貌似开始清醒，出现了一波被称之为“复仇性卷土重来”，但在最初战争谋划上出现的重大失误，仍旧未见很好地在体现在战争控制上，更在“瓦格纳事件”中表现得犹如摆设。我们甚至看不到俄情报机构如何在战后安排问题上如何能够表现出色。
上述情报表明，严重退化的俄国家情报体系，如不洗心革面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浴火重生，很难支撑俄罗斯远大抱负的实现。

三、不合理的国家经济结构与资源配置

国家资源的合理配置与经济结构设计，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关键决定因素之一。俄罗斯是个真正的地大物博国家，也曾经是个制造业大国，尤其在航天、军工、汽车制造和工业品生产领域都曾令世界刮目相看。但苏联解体后的一些列情况，导致俄罗斯的经济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能源兴国战略”带来的相对单一经济结构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度试图采取内容包括价格自由化、减少政府开支、严格控制货币和信贷增长、国营企业私有化、消除中央资源配置残余因素、拆除自由贸易和投资壁垒等所谓的“休克疗法”来实现经济繁荣，但这剂猛药却因“管理不善”和“水土不服”而导致国家经济处于崩溃边缘，“1991年至1995年，俄罗斯GDP下降了42%，工业产值下降了46%，农业产值下降了32%，投资更是下降了惊人的61%。”⑫以至于作为国家安全根本捍卫者的军队都难以支付薪水，百姓更是为了一块面包在寒风中排队……，经济危机与社会不稳定同步发生。
不过，既是“家中有矿”，也是机缘巧合，俄罗斯依靠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资源，将自身优势和国际能源市场的变化相结合，走出了经济低谷。其实，俄罗斯的能源战略是以1995年5月总统第472号令所确认的《2010年前俄罗斯联邦能源战略基本方向》为基础逐渐形成的，并通过各种相关配套设置的开发建设，逐步将能源出口打造成为国家经济的主要支柱。而21世纪初国际能源的又一轮高涨浪潮，给俄罗斯带来的经济发展难得机遇，不仅赚得盆满钵满还清了西方巨额债务，还“余粮”（外汇储备）满满。尝到甜头的俄政府进而继续发力，通过与欧洲国家的能源协议和大量输出带来的巨大收益，直接推出了“能源兴国战略”，寄希望通过能源开发利用来实现俄罗斯的国家复兴，从此也走上了一条经济结构相对单一的道路，并将主要的资源配置也都投入于此。
（二）相对单一经济结构的脆弱性在俄乌冲突中凸显
俄乌冲突爆发后，这种相对单一经济结构的脆弱性就暴露无遗：一是相对单一的经济结构形成的脆弱性导致抗冲击能力极弱。二是资源配置的不科学形成的工业规模缩小导致产能大幅下降。三是短视的经济发展模式形成的低端导致在信息时代的落后。
1.  相对单一的经济结构形成的脆弱性导致抗冲击能力极弱
能源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其重要性勿容置疑，经营得当自然是获取利益的良好路径。但资源依赖型经济国家的一个最为重要特征就是：成也资源、败也资源。当资源成为稀缺品时（甚至包括人为炒作），资源就会价格升高，而通过大量出售这种资源即可成为获利渠道；而但当资源市场萎缩（包括自然和人为），资源成为有价无市或成为滞销品时，获利难再。一旦发生自己的资源优势不再情况，因经济结构相对单一而形成的脆弱性也就体现出来。即：由于其他经济领域盈利能力的缺失和乏力，从而导致没有“堤内损失堤外补”的替代方案和补救机制，就极易导致“蝼蚁溃堤效应”——貌似坚固的大堤会因一处蝼蚁洞而崩溃——发生。
当地时间2024年1月17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政府会议上表示，2023年，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预计会超过3.5%。增长主要是由消费和投资拉动。此外，“工业生产、建筑、农业和旅游业表现良好。”同时，普京在会见俄远东地区企业家代表时表示，“我们似乎受到了各方的压制和压力，但我们仍然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普京称，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俄罗斯已超过德国，成为欧洲第一大经济体，世界第五大经济体。⑬此外，普京还在年度总结时表示，能源以外的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史无前例的54%，这种增长的主要来自国防生产的马力全开、军事建设项目激增，以及与贸易流东西转向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⑭
不管GDP增长3.5%还是能源以外的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4%的数据是否可信，但传统的支柱性产业能源出了大问题则是真的。俄财政部数据显示，2023年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收入降至993亿美元（88.22万亿俄罗斯卢布），同比下降23.9%。
⑮而这一切主要源于美西方的“瘫痪式”或“毁灭性”制裁，相对单一的经济结构和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使得原本的赚钱机器——能源——成了拖累俄经济的重要因素。这种严重依赖能源出口的相对单一经济结构所带来的负面作用才刚刚开始发酵，如果冲突不结束，与欧洲关系得不到缓，以及欧洲不摆脱对美国的战略依赖，其形成的冲击力仍将继续发作。
此外，俄罗斯经济未崩盘的主要原因，主要是因为国防工业生产的马力全开和军事建设项目激增。这对于战时经济而言毫无问题，但一旦战事结束就成为难以持续的经济模式，甚至会拖累整个经济发展。苏联解体的一大教训，难道没有军事投入的过大吗？
2.  资源配置的不科学形成的工业规模缩小导致产能大幅下降
资源配置的不科学，最终导致俄工业规模的不断萎缩，一些工业经济部门虽然存在，但规模较小，导致产能严重不足。即便是过去引以为傲的军工企业，其产能的下降也是肉眼可见。无论是阿玛塔T-14坦克的迟迟难以量产，苏-57战机的产能之低，唯一的航母一维修就是两年多，迟迟不见重返岗位……这是都是俄罗斯产能大幅下降的真实显现。
而“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前的精确制导武器弹药的生产储备明显不足，开战后的持续供应保障能力跟不上，从俄军事行动的规模和效果即可发现。虽然经过后来的紧急性“抢救”，军工产能才开始得以大幅恢复，但也主要体现在坦克和装甲车上，其他领域的产能相对较低，则依旧是个难以短时间解决的问题。
3. 短视的经济发展模式形成的低端导致在信息时代的落后
短视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个更为严重问题，它带来的不仅是经济结构的相对单一和其他领域产能不足，更导致在信息化时代高新产业的落伍。这一点，只要去俄罗斯高新产业园走一圈即可深刻感受到。俄工业经济与信息化时代的差距尤其体现在半导体产业上，尽管俄罗斯可以制造90纳米的芯片，可以满足包括军事在内的工业需求，但在高精尖领域的落后则十分明显，极大地影响了俄工业经济的发展。
同时，作为一个传统的汽车制造业大国，如今其汽车制造业之落寞，从其满大街跑的汽车中难觅国产车身影即可明了。更令人唏嘘的是，作为一个传统的武器装备制造大国，却开始向伊朗这样一直有求于己国家购买无人机，也可发现新科技产业落后的端倪。
总之，上述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了一个曾经的强大国家发展，加之劳动力短缺等，俄罗斯经济一直在低水平上徘徊。在过去一年里，尽管俄罗斯通过稳定能源与粮食收入、推动军工制造产业、拉动消费、有效调控金融市场和扩大对外贸易等手段，总体稳定了2023年的经济形势并获得小幅增长，但传统已知因素与一些未知因素形成的挑战依然众多。若不进行深入科学调整，很难走出经济低谷。当然，由于俄罗斯有着丰富的能源和粮食自给自足能力，即便生活水平可能会在外来制裁下有所下降，但尚不至于影响到生存问题。除非自己再瞎折腾而出现战略决策失误。




贴主:布南温于2024_01_29 9:39:24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