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大富：落幕以后 章剑锋
六

毕竟，北京埋葬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暮年的蒯大富，内心的“北京情结”依旧很深。



“他前两年还想在北京买房，憋着劲要回北京去。每年校友会他都去了。”罗晓波说，“他想回去，我不去，我说行，你自己一个人回去。去北京怎么活啊？”



蒯大富接过他太太的话头，“你本来在深圳也不工作。要在北京活下来，只要有房子就行，有钱的话就买个小房子。”


蒯大富对于北京岁月的缅怀，在罗晓波眼里之所以不切实际，不完全是虚言。时过境迁，木已老朽，可是风却不止。2011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蒯大富西装革履，别着荣耀的红胸标，高调在清华园露面，引发了不小的舆论反响，有人质问，“为什么一个文革的罪人今天还能在清华大学那么受欢迎呢”？在此前后，他也到过不少次北京，会同学，见朋友，谈生意，看女儿，不过都不公开，低调来去，免生是非。这种情形，想定居北京便成了他的一厢情愿，连他公司里的人都为此作了毫无可能的结论，“回不去，有些人不愿意他回去，肯定有些私人恩怨，对他有影响。”



罗晓波不喜欢北京的理由，是认为那个大得离谱的地方人文关怀不行。这基本上是早年跟着蒯大富在北京惊皇失措、提心吊胆过日子所遗下的经验。1993年，他们夫妇尝试过重返北京，终告失败。那时北京海淀区准备在北太平庄兴办通讯器材一条街，经人牵线，决定将下海到了山东蓬莱的蒯大富引进，担任管理工作，大有改革开放新举措的意味。考虑到历史背景，海淀区事先与他约定，一合法经营，二不干政治。蒯大富满口答应。尽管当时有朋友劝说此事不靠谱，还是不要涉足北京地界，但他们夫妻一致乐观以为社会开放进步了，环境已改变，可放心大胆前往。就这样，北京方面专车将他们一家子接去，条件优厚，配给一套三室一厅带装修的房子，一台专车，专职办公室人员。



到北京一个月光景，风声突变。地方上似乎为了显示成绩，向上面报告了此事，“好像很了不起，说把蒯大富这样的特殊人才从山东挖到北京，肯定对我区开放工作能有相当大的促进。不报告没关系，一报告，形势 就不对了，公司注册不下来。”罗晓波说，“听说是这样，‘要把蒯大富客客气气请出北京。’”



眼看要被扫地出门了，蒯大富还一门心思想呆在北京。不让当总经理、董事长他倒无所谓，心想去路边擦车、修鞋、开个茶馆，总应该可以吧，合计一下，一天没准也会有三百块钱的收益。但这只是空想。



风风光光地来，灰溜溜地走，那境地让罗晓波终生难忘，“走的时候就比较惨，都没来得及跟我们商量，就知会我们，你们必须离开北京，越快越好。老总和他太太又拿车把我们送回山东，街道上有家肉联厂，搬家时，来了十几个小伙子，开着装肉的冷餐车，把我们的东西一装，把门一锁，就走了，像逃难一样。”



败走京城，没脸见人，回到山东的蒯大富呆不下去，几经辗转，被同学拽到深圳去了。罗晓波不想走，两天后又带着孩子悄悄折回。孩子放到幼儿园，自己找了份工作，默不作声地呆了两年多。然而不是一路人，不进一家门，和她丈夫一样，性格中有高调爱张扬的成份，80年代下海后，他们就敢于在媒体上抛头露面，谈论自己的生活，蒯大富逢人好以“天下无二蒯”自命。在北京生活的罗晓波也是，因为接受了在杂志社工作的朋友的采访，文章登出，大出风头。此后单位受到压力，只好给她三个月工资，请她走人。老总在全体员工大会上说，“为了全公司人的饭碗，只好对不起罗晓波。”



罗晓波至今还保存着那份惹事的杂志。



那时蒯大富在深圳，已能负担家中生计，但是失了业的罗晓波带着孩子，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常常找不到栖身之所，房东怕和他们这种人沾上边儿，都不愿意租房给她，熟人同学也不敢与之接近，几经流离，最后才到深圳与蒯大富会合。这经历让罗晓波讨厌透了北京，“有一阵子，好几年我都不去北京，同学聚会也是，不心酸肯定是不可能的。”



烦恼的事情不只是在关于对待北京的态度分歧上，自从她选择与蒯大富结合，烦恼就没有休止过。正如蒯大富在婚前提醒她的那样，要对今后的各种客观际遇“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虽然一口应承，但现实生活的持续检验，说明她在这方面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应付，多少有点吃力和摇摆。



“几乎一直生活在压抑、无奈的气氛中”，罗晓波这样描述他们的生活，“太麻烦，太无聊了。我嫁他是真没想到这么麻烦，要知道我还真不嫁，绝不蹚这趟混水。”

七
生活的考验，都呈具体而细微的关口。90年代一家人在深圳团聚，户口却是分散在外地。孩子要在深圳上高中，夫妻俩想将之送到最好的学校就读，可是这件事涉及到户口问题，关系全部走不通，孩子连入学考试的资格都争取不到。


在深圳落户，简直难于登天，申请每每石沉大海。无可如何的罗晓波，悲从中来，当即在办事大厅里哭开来。办事人员好心告诉她，如果表格中不填蒯大富其人名字，应该没有问题。这么一来，就想办个假离婚。蒯大富坚决不能同意，视此为晚节不保的耻辱，“为了孩子上学，你非逼得我离婚？不进就不进，不然我就等于在向黑势力投降。”



小小户口并不在蒯大富眼中。这让罗晓波异常恼火。去学校开家长会，校长在台上念文件，说明没有户口不能上哪些学校。火烈性子的罗晓波当即冲到主席台复印文件，带回家甩在蒯大富面前，让他在残酷现实面前清醒清醒。犯了倔犟脾气的蒯，谁劝也没用，最后孩子以不读书相威胁，“清华的爹，北大的妈，有何用”？蒯才软了下来。2004年，法院发出裁定书，同意他们导演的这出“感情不和”的离婚。很快，罗晓波和孩子在深圳顺利落户。



茫茫如丧家之犬，吃苦纠葛大半生，这生活对于夫妻感情的消耗是必然的。事情办成了，很多人又回头敦促罗晓波尽快与蒯大富复婚，他们那已上大学的女儿还要求罗晓波立下保证书，有生之年不再改嫁他人。罗晓波将此视为无礼之举，拒不合作，“在他什么都不是就一个劳改犯的时候，我从南京那样一个虎踞龙盘的地方嫁到宁夏的戈壁滩去，婚姻再不幸福，我维持也要维持到死，什么质量不质量的，就得从一而终。保证这种东西有什么用呢？今天复婚了，我明天就离家出走，以后回来签 一个火化证明，有意义么？”



这种情绪突兀的谈话仍是于蒯大富在场的背景下进行的。谁也没有异样反应，两个人似乎已经习惯于这样开诚布公的氛围。罗晓波总是一副无所谓的表情，不把这些东西当作是不可示人的私生活。“别人老怕我不管他，觉得他是弱势群体，”她继续说，“我是深圳义工嘛，我说别的孤寡老人我都管，何况还是我孩子的父亲，肯定是要为他养老送终了。”



这个女人把结成喜鹊尾巴的头发打开，重新梳理一遍。那时候，蒯大富早将一海碗首乌喝完。属于他们的散步时间到了。那一夜，蒯大富没有穿外套，趿上一双旧皮鞋就下楼了。距离春节还有一个多月，正是三九季候，深圳的冬夜并不寒冷迫人，只是些许凉意。起风的时候，这城市下了一点细雨。路灯下，蒯大富的身影被打出一种弯曲状。他以一种暮龄病人特有的略显吃力的姿势在林荫道上向前快速移动，碎小的步子不间断地迈出去，皮鞋与地面摩擦时，会发出一连串不大协调的踢踏声。



那时的蒯大富，正在持操人生中也许是最后一件大事：社保。此事之难与当年落户深圳不相上下。用罗晓波的话说，每天干的事就是给这个写报告给那个写报告。抱着病躯，蒯大富不懈地往深圳各个能管着此事的衙门跑动，甚至直接找他那位同乡的市长申诉求告。在一份报告中他这样写，“我的后文革时代的经历依然波澜壮阔，充满困惑、折腾，希望你们能特事特办，给我一个出路。”



2004年，蒯大富以投靠 子女的名义将挂在山东人才市场的户口迁入深圳，属迁移而非调入，这就影响到社保问题，没有交满15年，也是一个妨碍，总之是条文罗列，多有不合之处。蒯大富想一次性补交完毕，好将此事了结，但社保局不同意，声称自己无权许可。奔波半年多，一无所获，一筹莫展。



“弄不下来，现在他一点招也没有，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罗晓波说着怪话，“他现在做的一些事是很不可思议的。给市长秘书发短信，说请市长担待一下，你的大恩大德我终生难忘。你看这种话都说得出来，以前都是踌躇满志的，根本不求人的啊。”



一个已经完成财富积累的家庭，怎么也会像普通工薪阶层那样为区区一份社保而执著纠缠呢？蒯大富承认这并不是由于日子过不下去了的缘故。他说自己只是想争取使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利更加全面一些。“清华大学毕业几十年，最后连一个基本的老保都没有，说不过去啊。”



据他的了解，有一部分文革人物的晚年得到各地的妥善安排，当年和他齐名的聂元梓，就争取到了相关待遇，处境不错。政府给她一套房，什么费用都不出，可以一直住到死，每月还发两千块生活费。住院治病，全部报销，且住的还是干部病房。相比之下，他心里就不免失去了平衡，“出监狱这么多年，到哪里都干不成，但不管怎样，跌跌撞撞踉踉跄跄终究还是走过来了，社保不给我们，那就有点过分了”。



有人建议他干脆设立一个蒯大富救助基金会，这种出格的做法他却是知道不能干的。这么多年过来，他已经具备了十分谨慎的觉悟，并不愿意让自己的行为朝向任何含有示威性质的方面发展，怕被别有用心的“境外反华势力”利用，闹出什么响动。



可是事情不能总没个下文，他还是得经常往衙门里活动。一次他去找社保局长递材料，局长在十二楼办公，坐电梯上去，那一层按键是被取消了的，不能停靠，他就改坐到十层，再走楼道步行上去，终于到了十二层，发现那层楼道也是铁将军把门，进入不得。在那之前，深圳社保局发生过相关官员被人锤砍事件，受阻于一道门的刺激，向来奉行宽厚谦和处世原则的蒯大富当即给那局长发去短信，“百姓与局长的联系被切断，我有点理解社保局官员为什么被砍。”



对于这样一个“大人物”，社保局方面知道也不好过于怠慢疏失。局长得到辞色不豫的抗议，专门抽时间请他过去做解释工作。可是真正的需要仍旧悬而未决。那天他回到家里，向罗晓波透露说，社保局表示在社保这件事情上委实爱莫能助，作不了主的，需要市里面领导的特别批复方可圆满了事。



当我离开深圳后，不久就接到了罗晓波的来信，将深圳方面有望特批解决她丈夫社保问题的消息作一预报。他们曾把自己叫做“上访户”，可是事情能够访出这样一个眉目，看来他们夫妇虽然地位过时，也不是全然无用，犹有活动能量在。

八

1968年7月，因为不服从工宣队的强令缴械，蒯大富领导的“井冈山”兵团与工宣队势力冲撞火并，引发了“百日武斗”事件，死伤惨烈。是年毛泽东点名批评了蒯大富，这个在清华大学只手遮天两年多，天王老子一般的人自此失宠，转眼成了罪人。先被打发去了宁夏青铜峡铝厂安置，后又被逮回北京劳改、判刑。



在某类有觉悟的语态中，蒯大富的身份是“四人帮的残渣余孽”，必然遭人不齿。但也有例外的时候，在青铜峡铝厂，蒯大富既没有工龄又没有职称，就是一个普通的技术员，体制内的待遇本来是按资历走的，但分房时，竟分了他一套40多平米的小三居。有人不满，厂里领导力排众议，“你们和蒯大富没有可比性。”



西北人的热情豪爽，点点滴滴，给处在人生最困难阶段的蒯大富以温存回味。那段日子在他们的记忆中也是过得最开心，“那里的人非常厚道，人情特别浓，不管你的背景怎么样。我的同事，排着队请客，今天到我家，明天到他家，就是吃个便饭，说说话，关系都挺好。我对那个地方也很有感情的。”这种密切关系，一直延续到今天，离开那里20来年间，蒯大富回去看望过两次，依然感慨，“多少次请客啊，包括我们自己回请朋友，全部是厂里出钱，招待费用全免，好得不得了。”



让他感怀的不止于此。在青铜峡期间，蒯大富曾被判刑坐牢，先在北京，后转往青海不毛之地服刑。快刑满时，时任总书记胡耀邦去青海视察工作，问及关于蒯大富等在押犯人的情况，省里领导力夸蒯大富的表现好。胡耀邦说，表现好就好嘛，出来以后给他分配工作。1987年刑满，在去向上蒯大富不愿回江苏老家务农种地，因为胡耀邦先前的指示，他如愿回到了青铜峡。与蒯大富一道在青海服刑的北航红卫兵头子韩爱晶，也在胡的关怀下进了株洲飞机厂工作。蒯大富说，“胡耀邦特别人性，我们党的干部啊，要能多一些胡耀邦这样的人，真的万岁。”


一个罪犯，身陷牢狱之中，凄凉自然不免。但是蒯大富内心还蛮强大，无论关在哪里，一人一个屋子呆着，无人相扰，他就静下心来读书看报学外语。二十四小时开灯，五六千个单词一气儿拿下来，看完一摞再换一摞。那时期世界名著差不多全被他看了一遍，“秦城监狱图书馆很大，你只要开得出书名的，都能给你找到。”晚上还能看到彩电，那年代电视剧霍元甲甚是风行，在监狱里可以连续播放，他们这些犯人，一边端着饭碗一边儿看，直呼真是带劲。



蒯大富和狱警也处得不错。除了自己埋头学习充电，他还帮带着给准备考大学的狱警儿子做学习辅导。讲课的当口，碰巧中组部的官员去探监，见他精神状态那么好，全然不把囹圄羁绁当一回事儿，感到挺意外，“蒯大富，我怎么看你一点坐牢的样子都没有？”



“我一直坦然活着。很多人问我，17年（刑期）是怎么过来的？讲得黑乎乎的。我还真没有过恐惧。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悲惨。”出狱后到处流转，可谓夹缝中的生存，但蒯大富也不表现绝望，他说，“有时候是很心酸的，但我这个人比较容易找回心态平衡，可能存在一种很大的动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审判了四人帮，传说当时某位中央领导愤怒异常，拍了桌子，誓要把蒯大富“拉出去”（意指判处死刑），但终于没有出此命令。晓得这内幕的蒯大富，既庆幸又释然，“当时把我拉出去，也就拉出去了。那时候我就想，活一天就是赚了，你能活着那就很不错了，不要说活成什么样子了。”



事物的发展，总有其两极，问题人物的存在，亦复如此。蒯大富的坠落，是祸，未尝不可以说也是福。从监狱回到青铜峡，有段时间铝卖不掉，厂长找到他，布置任务，“老蒯，你给我卖铝去，你愿意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我都算你出差。”蒯大富接手这任务，带着老婆孩子在外面一逛三个月，形近周游列国，一下子开创性地卖掉了605吨铝，拿回去605万块钱。



再怎么沧落，终归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这就显出了他的优势，形成一条生存缝隙。



“那时候知道我的人太多了，一般都是厂长级的，处长级的，像我这样的年龄段。都是陌生拜访，下面一报告，说蒯大富卖铝来了，那是很愿意接待的，我立刻可以见到他们的最高领导，‘卖个面子，你得用铝，我们价钱也和市场一样，你买一百吨，那好说了。’”蒯说及此事犹语带欣喜，“主要是当年造成的名气太大了，非常方便。”



这证明他此后并非潦倒余生再没有了抬头见人的可能。那时他已经发现名人效应的有用，以后到了深圳，谈单子拉业务，也是如法炮制，无往不利。

九
临到晚景，和所有老人一样，蒯大富也喜欢回顾和省察自己的人生。今年，全国有不少文革过来人纷纷站出来对当年参与过的暴行检讨忏悔，这其中就包括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当年站在天安门广场上振臂一呼可收万众响应山呼海啸之效的蒯大富，在他怀旧的时候，又是一种怎么样的心绪？



“多少人问我，你坐牢17年，冤不冤？一种意义上讲，很冤，当时跟党干革命，最后坐的还是党的牢。但比起当年被 我们整的好多干部，可能他们更冤。”蒯大富语气有些深邃，“我们犯了比较严重的错误，但他们没什么错误，也被整，有些被整死了。相比之下，我们受的这些冤，也算不了什么。



蒯大富当年担任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副司令，组建并领导清华红卫兵团体“井冈山兵团”，20岁出头的小毛孩一下子就名震寰宇、炙手可热，俨然成了领袖的心腹与臂膀，那架势简直可以叫人晕了头。当时他主要致力的事业，就是不断掀起血雨腥风的武斗。多少人在这种脑子出错的混乱中无辜丧命，下到学生老师，上到国家主席的家人，命运尽操之于蒯大富的股掌之中。这个胆大妄为的年轻人，将他的运动威力和嗜斗风格发挥到极致，后来更是将在位掌权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悉数描绘成一副“百丑图”，不惜丑化渲染之笔墨，连毛泽东看到这些东西都不免要意味深长地说一句，“我们一共才有一百六十三位中央委员，这上面就画了一百多名......”。



蒯大富拉着自己的队伍，打来打去，斗人无数，然而他也终归称不得赢家，也有损失，“有些武斗是可以制止的，或者是应该制止的，但是没有觉察，导致死了十几个同学，都是很好的同学。我亲眼看着他们被打死的。那是非常心痛的。”



除了错整一批人，还有就是发端于1968年4月的百日武斗，此次事件，由他的兵团与受命接管学校的工宣队冲突而起，后果严重。蒯大富表明自己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当时如果我领导得好，主张不打，肯定打不起来，我的影响力很大，能起很大的作用。这个事让我多少年都后悔。”


但这只是一种有限的人性复归，更进一步，他就不再愿意承认当年那个可以呼风唤雨的司令属于完全的十恶不赦了。他试图择清一些事情。1966年“红二月”事件，北京一个多月里打死1000多人，抄了几万户人家。蒯大富说这基本上是一些干部子弟干出来的事迹，却未被追究。另有一次，12个学校的红卫兵闯入清华园，把全体干部拖到阶梯教室批斗，红卫兵们站列在两边，每人手执大皮带，让所有干部从中间走过，每过一人辄用皮带猛抽，极尽人身侵凌，并开动拖拉机将清华的二校门也给拉倒了。蒯像是在质问一般，“谁干的？都是当时的干部子弟，他们自己干的坏事，还扣到我头上。”这让他对自己后来被判刑耿耿于怀，甚至站在法庭上还公开抗辩，抱不服言词。



再申辩与澄清，都免不了一个刑事犯的命运归宿，也逃脱不掉伴随一生的那糟糕得无以复加的名声。90年代他与一些也曾风云过的学生领袖聊天，对方说，“你们在我们心目中，如果不是坏蛋，至少也是笨蛋。”蒯大富不明就里，问这话如何说起，对方说，“四人帮那么坏，你们跟着他们干坏事儿，你们不是坏蛋么？四人帮那么坏，干了那么多坏事，你们看不出来，还跟着他们走，你们不是笨蛋嘛。”一听这话，蒯大富立刻心里明白了，他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可是怎么也算经历过来的人物，他依然难免指点江山的热衷。人们也总抱着想从他嘴巴里发掘一些新奇东西的向往。1992年，山东一家乡镇企业聘请已获自由的他担任总工程师，按照组织上的规定，他是不能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的，但有一次却破了例，允许日本读卖新闻采访他。记者问了蒯若干问题，分别是对于毛泽东、邓小平、江青等人持何种评价？蒯不回避，从容应答，当着满屋子陪访的省、市外事官员一展其口若悬河的风采。



他说，毛泽东的最大特点是比较维护工农、被压迫者等下层人民的利益，而且他的民族气节是最高的。至少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官员还是比较廉洁的吧，所以老百姓怀念他。至于邓小平，蒯称，我是反对过他，但是十三届三中全会以来，对他我是忠心拥护的，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利益，中国改革开放的车子已经开出去，开放的门打开了，没有任何人能关上，我也坚决支持。谈到江青，蒯 则说，江青是当时中国八亿人当中，尤其是女同胞中最杰出的，她的各方面能力，如马克思思想水平、指挥能力、文艺才能和书法造诣也是一流的。但也有缺点，就是毛泽东批评她缺少自知之明，不可避免的，这就隐藏着后面的悲剧......。两个小时后，日本人走了，省外事办的官员深为蒯大富的口才折服，朝他翘起了大拇指。蒯也很得意，“外国记者是不可能从我这儿抓到攻击中国的把柄的。”



尽管抱恙在身使他的语言能力有所降低，但谈及过去那桩桩件件，蒯大富真有一种世事阅尽之后的自在洒脱气度，言语间节奏铿锵。他说得过瘾和享受，亦给听的人以无形感染。



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他的办公室里。他给我看保存在电脑里的许多照片。其中有不少是与大西北的风物有关。他们一家人都喜好出门远足，2007年，他女儿考上大学，送她入校前，一家人先去了一趟青海，距西宁三百公里之外有一座塘克木监狱旧址，那里曾是用来专门关押全国各地重刑犯的地方。1984年开始，蒯大富在这里服刑三年，故地重履，那个地方只剩了一片断壁残垣，破墙上惟余零星红色标语，说明那里有过怎样杂错恍惚的时代踪迹。高墙深牢全部拆毁，杂草丛生，可以放牧。空荡荡的，警察没有了，犯人也没有了，所有的禁锢格局都因时空而打破。身临其间，他女儿很是新鲜，说那个地方不错，像度假村似的。那块地也是可以买卖流转的，便宜得很，蒯大富一时动念，有兴趣将之买下来，想想也没什么用处，于是放弃了。


“历史有时候是很偶然的，就造成了永恒，多么严重的后果，懊悔不及了”。看着那些残迹，蒯大富难免起了几分情绪。当年他反对驻校文革工作组，因冲撞而被拘执，深陷于“右派分子”的覆灭泥沼中，若不是伟大领袖一手将他拔起继而青云直上，后来他或许没有机会逐一尝尽人世间的繁华与凄凉，领略高踞人上的虚荣得意又瞬间被剥夺一切的彷徨伤悼。他的人生反刍中，竟也嚼出一股不能掌握生命走向的悲情。当他被扶上高位，命运的绳线却不提于自己手中，于是乎丢拿舍取，全凭运气与造化。他说这就叫“身不由己”，“被推上去了，你想退都退不下来。”

（访问于2010年春，写作于2013年夏。版权为著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