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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在苏区的日子：原来是这样打土豪筹款，真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长江大中华
1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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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红军的“打土豪经济”
红军给养主要依靠”打土豪经济”，1927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指示南昌起义朱德余部：

“你们队伍一切的给养，均应从豪绅官吏财主地主身上着想，千万不要空想党会来帮助。这不但事实不可能，而且原则所不许。”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残部抵达井冈山，与袁文才、王佐的地方武装合编，但毛泽东的第一团并未立即上山，而是先开至莲花、攸县、茶陵等县去打土豪。

毛泽东：

“向着一切国民党区域去扩大我们的财政收入，向着一切剥削分子的肩上安放着苏维埃财政的担子……这就是克服困难的方法。”

1931年2月，闽西苏维埃政府明确规定：

“开辟财源问题，各县有工农武装或游击队的，须向白色区域游击，打土豪筹款。”

1928年1月，红军攻占遂川县，进而占领草林镇，打了两个大土豪，没收全部财产，获两万多块银洋、七百多担布匹。5月，攻下永新县城，没收土豪劣绅财产，挑回井冈山三百多担布、两百多担盐和西药等物资。9月，再占遂川城，获一万银洋与大量金银首饰、棉花，“井冈山“全军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缺少布。”虽然打土豪甚有斩获，井冈山上的日子仍十分艰难。
毛泽东写于1928年11月25日的《井冈山的斗争》：

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以为继。仅仅发油盐柴菜钱，每月也需现洋万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给。

2、为何不得不去“打土豪”？
退入贫瘠山区后，经济是除了国军进剿以外的最大压力，阶级觉悟、革命意志之类，都是后来的文艺宣传，红军不可能因“特殊材料制成”而不需要吃饱饭，穷人固然有参加革命的天然阶级性，但前提仍是必须提供基本生存条件。

事实上，只有当革命闹起来，有了一定规模与财力，穷人才会大批跟进。艰难的草创期，最坚定的革命者当然还是“理想坚定”的知识分子。
红军粮食发生了问题，生活更加艰苦。一首著名的井冈山顺口溜：

“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打倒大土豪，夜夜睡稻草。”

不仅意志薄弱的官兵心生怨念，中级干部也发生动摇，红二十八团第二营长袁崇全率队叛逃。团长王尔琢与袁崇全为黄埔同学，赶去制止，被袁开枪打死，随后林彪率大队人马赶到，这次集体叛变才被制止，袁崇全带少数亲信逃脱。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平江起义之初，均发生军官叛变。

南昌起义：仅高级军官就有第十师长蔡廷锴(率部叛离)、军参谋长陈裕新、副师长欧学海、教导团党代表魏瑾钧；

秋收起义：师长余洒度叛变。中下级军官叛变的就更多了。

平江起义时，第一大队长李玉华、第四大队长雷振辉叛变。

1929年2月25日，红二、四团在于都打游击，缴获步枪二百余，机枪两挺，驳壳枪四支，子弹十一担，银洋三千多元。1929年1月23日，彭德怀的红五军开往于都，因缺少弹药，买了几百元的子弹(五粒子弹/元)，这才3月7日打下于都。
1929年1月，国民党调集湘赣两省18个团约三万兵力会剿井冈，山上五六千红军养困难，弹药缺乏，大雪封山，红军只有两件破烂单衣，经费即将告罄。

2月10日大年初一，朱毛红四军(3660余人)携枪1100余支下山，在瑞金大柏地打了一仗，消灭追敌刘士毅旅两个团，缴枪八百余支，获胜后攻下宁都县城，红军的衣服、粮食、械弹都得到补充，并在商场筹得现金五千元，加上打土豪没收现金及罚款近万元，官兵精神因之大振。

红军发给白军俘虏回家路费，“由他们自报，报多少，发多少，一共发了3500块钱。”回家俘虏一般发路费三元，一部分俘虏当了红军。“由于大柏地战斗时我们的给养还很困难，当时向当地老俵借了很多吃的、用的。”同年5月，红四军再回大柏地，向借粮借物的老乡还款3500块。然后趁胜进宁都城停留一晚，得到宁都商人的筹款，官兵每人发了十几个银毫子。2月18日，红四军与江西独立红二团、四团会师东固，毛泽东仍向红二、四团请求经济援助。次日，“红二、四团送了二千银元给红四军，并送了一些子弹和衣服。
1928~1929年，陈毅记述：

筹款工作，红军每月至少要需要五万元左右，这笔款项大部出在土豪身上，小部出在城市商人。有时可以叼光敌人输送一部分来。

3、苏区地方组织的“打土豪”
地方游击队也只能靠打土豪筹款，甚至各级党委机关也需要游击队筹款。1927年12月，湖北省委得到游击队三次送来的千两黄金，因游击队抄了一家银号。
1929年3月14日，红军消灭闽西当地部队郭凤鸣旅。住了一周，向商会筹缴大量钱款，没收郭凤鸣一小型军服厂，赶制四千套列宁装式样、佩有红领章的灰军装与红五星八角军帽、灰布绑腿。每人发一套，红四军创建以来第一次统一着装。“又筹集到军饷现洋五万元……给四军每人发了四元零用钱。官长、士兵、俘虏兵一律平等待遇。不仅做了军旗与纵队旗帜，还给上海中央汇款。

1929年6月1日，《朱毛红军前敌委员会报告》(发自永定)：

在汀州十七天，仅向大商人筹款二万，向豪绅地主筹款三万。”

汀州距离瑞金约百里，商贸繁闹，后称“红色上海。”

1930年夏，“打下吉安，赣江东西两岸的根据地连成一片，我们筹了十万元钱，同时扩大了红军，将游击队、赤卫队整排整连地补充到了部队，为粉碎敌人的第一次“围剿”作了准备。”

1930年3月，红七军在黔桂边界东渡红河；4月初占领怀远，筹款数万银圆；4月底，攻克榕江，缴获步枪600支、子弹十余万发、几门大炮、一座电台，筹款十万元。11月7日，红七军到达武岗城下，本不打算攻城，但为解决经济与服装，决定攻城，连攻四昼夜，伤亡数百。
何键调援的五个团逼近，只得撤围，急行军突袭全州，筹到几万块钱。入道县空城，“商人都跑光了，无法筹款。”从道县到江华百里行军，正值隆冬，战士还是单衣：

“有的战士因为没有御寒的衣服而牺牲了。”

1929年加入红军的邱会作说：

红军没有固定财源，发的物品多为打土豪没收来的，搞到什么发什么，也不管合用不合用，能解决困难就行，打下吉安后，进百货商店，红军士兵要得是马灯、手电筒，其他值钱的东西也没拿，来自山区农民的红军士兵并不认识城里货。后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的邱会作承认：不会花钱、商品意识淡漠，乃红军一代干部之通病。

1931年9月3日《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

“我们的经济来源完全是红军本身到白区去筹款，经济总要筹足三个月的款项。”

4、“打土豪”的经济杠杆
1931年初，第一次反“围剿”打了胜仗，红军生活仍很艰苦，只能吃酸菜萝卜，豆腐就算上等菜了。从总司令到战士，同样发一元零用钱、五角草鞋费，每周分三四十铜板的伙食尾子。红军第一后方医院的工作人员，每天半斤米、五分油盐柴菜钱；月底分点伙食尾子，还得交党费团费、买线补衣、买信封信纸写家信。伤员每天最少一斤米、一角或一角二油盐菜钱、每餐一二两肉，另发衣服被褥，“在那样的情况，能做到这样是不容易的……
只有在战斗间隙进行休整，洗澡、煮衣除虱。1931年春，第二次”反围剿”,红军为等待国军离开坚固工事,在东固一共等了25天。

红三军团政治部保卫大队政委李志民(1906~1987，上将)：

我们在东固等待敌人离开巩固的工事，等了好长一段时间。当时，我们军队那么多人，集中那么一个小地方，粮食、蔬菜、油等都碰到很大困难。没有菜吃，我们就上山拔笋子、下水捉鱼子、捡田螺，笋子又无油，吃得肚子更难受。

经济的杠杆作用还表现于百色起义，百色起义亲历者：

官兵薪饷一律发银洋20元，不仅是工农分子热烈参军，甚至桂系军队中的士兵，亦有自南宁方面出走来百色参加红军者，他们当时并不解革命。主要的原因是为官兵平等、薪饷待遇好所吸引。

当时白军士兵每月只有七元而已，所以红军的待遇是全国所未有的。官佐的待遇虽然是低些，但亦足以维持其个人生活……从来没有过逃兵。

国民党军队围剿苏区，也用经济刺激，张辉瓒鼓舞士气的口号：“打进东固山，金子银子用箩担”。
1930年7月26日，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攻占长沙，俘敌四千余人、缴枪三千余支、“正法”一大批各县逃进城的“土豪劣绅”、释放数千“政治犯”、扩红七千余人，还得款40万元。

1930年11月7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发出《紧急通令》，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迅速集中经济节省费用应付阶级决战”,务必于三个月内筹集现金60万元。11月20日,又发出”财字第二号”《通告》，要求十天内筹款30万元。其中赣东赣南须筹集十万元，赣西各县区共筹集20万元。

1930年12月30日，第一次反围剿龙冈一役，全歼张辉瓒第十八师，缴获两个旅一个师部九千余人全部军械，红六十四师全部“换装”，梭标及八百多支土造枪，全部改为五响快枪“汉阳造”。

1931年1月10日，宁都小布召开反围剿祝捷大会，张辉瓒一押上来，会场上响起一片口号：“杀张辉瓒的头，吃张辉瓒的肉！”后来张辉瓒被枪决。
不久，朱毛接中央来信：

国民党派员接洽，愿以二十万元现金及释放所有政治犯，以交换张辉瓒，但张已死，“大家都感到可惜!”

5、缴获——苏区经济的另一大来源
1931年1月18日，红16军攻占通城，缴获步枪千余支，手枪二十多支，重机枪数挺，子弹数万发，筹款三万余元。

1932年4月20日，红军攻占漳州，筹款百余万元，获得大量布匹、粮食、食盐、胶鞋、药品等，还有两架飞机，组织三千余民工耗时一月才全部搬回苏区。

1932年湘鄂赣全省财政收支：

收入：

1. 向土豪筹款1640元。2.没收逆产4100元。3.转运局、金矿局盈余7000多元。4.银行146000元，共计收入158740元。

支出：

1. 军队在省库支出90000元(军队在鄂东和各县支用未计入)。2.省级机关和医院给养支出77800元。共计支出167800元。

1932年3月中旬，毛泽东率红军主力进入赣江流域，夹江而下，下旬打下漳州，得到许多金银珠宝与大批军用物资。如苏区奇缺的布匹、药品、汽油、食盐等，还筹得100多万元军费，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雇了不少挑夫将物资挑回瑞金，稍缓苏区的资金匮乏与供给紧张。
1931年8月，鄂豫皖红四方面军在英山、浠水、广济、罗田一带歼灭国军七个团，缴获步枪四千以上、迫击炮28门、机关枪26挺、弹药无数，俘敌五千；经济上获与筹款七万银圆、黄金20余斤、白银1600余斤，以及南下部队的所有军装，“解决了部队的经济困难，大大减轻了老根据地人民的负担。”

据中央苏区经济大事记，数笔较大进账：

1、1929年2月13日，红四军进占宁都县城，该城商界筹军饷5500元；2、1929年3月，红四军在长汀境内分兵17天，攻下闽西重镇长汀(国府专员公署驻地)，打土豪筹款五万元，缝制四千套军装，统一换上灰布军装；3、1930年10月中旬，红一军团在吉安通过商会筹款13万元，缝制上万套军衣军被；4、1932年4月20日，毛泽东率领东路军攻占闽南重镇漳州，筹款数百万元并大批物资。

1931年，闽西苏区没有自己的经费，要靠中央接济。地方军阀张贞来进攻，闽西苏区的经费——金银财宝，全靠四人携带保管，即老党员方维夏与三位铁杆红女——留苏生李伯钊、危拱之、唐义贞。
所谓“经费”就是金银首饰，多是金子，需要时每人背它一包，四四方方一包，可真沉呀，行军时肩膀都背烂了。每人还要背一枝步枪。

6、外线出击“打土豪”
1931年4月，方志敏率领红十军挺进闽北，结束长涧源战斗三天后决定攻打崇安赤石街，那儿是福建岩茶产地。春茶上市，商贾云集，“存款”甚多，打下赤石街后，果然从街上钱庄、茶商银柜中“筹”得20多万元，黄金两千多两，还有许多枪支。离开时，除了找麻袋塞装，政委方志敏、军长周建屏及全军官长腾出坐骑驮运银洋，剩下的再由战士身背肩挑。10月，方志敏再率红十军入闽北，二次攻打赤石街及浦城，再筹款十万元、黄金千两，搞到赣东北苏区紧缺的大批物资。如食盐、布匹等。

1935年红二、六军团会师黔东，也要靠出击外线解决给养。不仅解决粮食、款项、冬衣，还解决兵员补充。

贺龙：

“我们出去如鱼得水，要怎么走就怎么走，不走出去，硬把苏区吃得光光的，这家一升?那家一斗，把人家埋的坛坛都吃了好?还是出去开大仓好?”

1935年5月29日，陕北红二十六军打下延长县城，除缴获430余支枪、15挺轻机枪、一部电台、170余匹马，还有15万元银币。
《中国革命根据地经济史》：

“一苏大”(按：1931年11月)以前，苏区财政收入的来源主要是靠打土豪筹款，取之于敌。“一苏大”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红军发展了，根据地扩大了，红军和政府的开支大量增加。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苏区内的土豪基本打尽，取之于敌的财政来源减少，因此必须广开财源，扩大财政收入，才能保障日益发展的革命战争的供给。

广开财源的途径主要是：1、整理税收，奠定财政基础；2、发展国营工商业；3、继续打土豪筹款和向富农捐款；4、采取非常措施，弥补财政收入之不足。

…“一苏大”以后，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苏区内的土豪虽然基本上打完，取之于敌的财政来源较前减少，但打土豪筹款仍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这时打土豪筹款，主要是到白区和新发展区域去进行，据说在老苏区内也还有一些打土豪筹款的任务。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调查隐藏漏网的地主分子，没收其一切财产；二是设法挖掘已打倒的地主土豪所埋藏之银钱物品。

7、“打土豪”的不利局面
“打土豪经济”必须依靠高歌凯进不断扩张才能维持，一旦扩张停止，仅仅依靠赤区经济体系，无法长久挺持。执行阶级斗争政策，嫌富爱贫，苏区农民都怕冒尖成富——成为打击对象，普遍缺乏生产积极性，没人愿意多种地，只要全家够吃就行，各苏区出现大量抛荒，越是老苏区，抛荒地越多。鄂豫皖苏区放弃前，1931年下半年已出现粮荒，“外面不能输入里面储蓄已罄。”1931年8月，鄂豫皖红军总指挥徐向前(1901~1990)抱怨：“全军不仅没有发过一个零用钱，而且衣服草鞋都弄到非常困难的地步。”
1934年1月23日，毛泽东在瑞金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红色区域在建立的头一二年，农业生产往往是下降的。1930年，湖南平江闹红，原有七十万人口锐减至四十万。

苏区经济发生困难并非个别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1929年10月闽西苏区，一位巡视员给福建省委的报告：

在红色区域中目前有严重的问题，即农村生产品价格低落，而且销售不出去。同时市场冷落、工人失业，造成社会经济的恐慌。这一现象目前党必须有很好的政策来应付，才能使苏维埃政权日益巩固。

红四军、红十二军在1930年6月22日，从长汀出发……我们从汀州向长沙进军的途中，一边行军一边筹粮筹款，每个战士都背粮食，到了沅水流域就筹得更多了。在黄陂、小布以后才改为红军的粮、款统由地方党组织供给。
为填补苏区财政赤字，1932年6月“中央苏区”发行第一期“革命战争公债”60万元，10月再发行第二期120万元，1933年7月22日，再发行“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

1934年1月底，军情日紧，“中央苏区”国家银行工作人员记述：

“公债已发行了近半年，交库尚不及半数，土地税自十二月开始，至一月下旬，所收不及十分之一，后方机关限量吃饭，直到开始长征。”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中共各机关晚上办公，每室一灯改为集中办公，多人共享一盏灯，在月光下开会，甚至节省火柴。此前每人每月发一盒火柴，改为每室一盒。最后干脆不发了，“利用香代替洋火”，点一根香作火种。工作人员的伙食标准一降再降，家在苏区的自带伙食。

军事局面稍稳定，1932年3月毛泽民兼第一任钨矿总经理，招聘技工，建立三个钨矿，开采钨出口香港换物资。1933年钨产量达1800吨，1934年秋产值200多万元。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苏区金融。毛泽民还协助毛泽东抓了林木、樟脑、纸张、夏布、薄荷油等经营，搞到不少钱。
1931年3月，红十二军政治部发布的《筹款政策》第四条：

发动贫农雇农反地主、富农的斗争，并从快取得他们对红军筹款的热烈拥护和帮助。所以每到一处，就要发米、发猪肉、分衣服。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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