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猪拱细糠，“圣君”也穿帮
原创 麻辣煮史 麻辣煮史 2024-01-25 20:25 7人听过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公认的杰出皇帝。他的“贞观之治”堪称中国封建社会中首屈一指的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盛世，千百年来为人们怀念留恋，津津乐道。唐太宗自己求贤若渴、虚心纳谏、爱惜民力、轻徭薄赋、俭朴律己、宽仁慎刑……，也留下许许多多生动感人的事例，被人们一赞三叹地传颂。

然而，称赞之余，也许你会隐约发现这位一代明君为了争当模范用力过猛。  “纳谏”纳得好辛苦   
北京印刷学院的宋斐副教授曾经对李世民进行过一番心理分析，发现了他不少怪异的举止。比如说，他为了表现自己虚心听取臣下的批评意见，动辄大加赏赐，做得就有些过，已经超过了求谏、纳谏的目的本身。有一年岭南酋长谋反，唐太宗决定派兵大举讨伐。魏征对整个形势的利弊作了一番分析，反对出兵。太宗听了，便取消了这个计划。君臣就国家事务进行讨论，原本是政府决策的正常过程，魏征发表见解也完全是自己的本职工作，太宗却一挥手，赐绢五百匹。“绢五百匹”是什么概念呢？在贞观初年粮食歉收的情况下，一匹绢可以换一斗米。500匹绢等于500斗米，相当于50个农民一年上交的公粮。这种赏赐是不是太多了一点？


还有一次，有人告发魏征偏袒他的亲属，太宗派御史大夫调查，没有实据，但捎话给魏征，以后再办这类事的时候，要明确表态，以避嫌疑。魏征听后，上朝反驳。太宗很紧张，赶紧对魏征说：“我已经后悔了”。最后，听完魏征一番劈头盖脸的驳斥，太宗还表现得十分高兴，一挥手，又赐绢五百匹。从当时情况看，皇帝要求魏征避嫌，没有什么不妥，相反倒是魏征，不但不引以为戒，反而强词夺理，理当受到训斥，可事实是皇帝非但没训斥魏征，还为自己说了刺激魏征的话表示悔意，又赏赐一大笔。贞观二年，魏征告假祭扫祖墓回来，问太宗:“我听说陛下打算去南山游玩，车马行装都打理好了，最后却没去，为什么啊？”太宗笑着说：“一开始我的确是想去玩玩来着，可是怕你责怪我，就取消了。”


还有一次，太宗正在逗弄一只小鸟，看见魏征来了，赶紧攥在袖子里，怕魏征说自己玩物丧志。结果魏征奏事没完没了，小鸟居然被闷死了。这两件事中的李世民根本不像是最高统治者，倒像是一个主人监督下的诚惶诚恐的奴仆形象。你不得不怀疑，唐太宗这样做，真的是为了所谓的“求谏”、“纳谏”吗？   皇帝的表演天份   
不仅如此，李世民做的许多事也明显有做秀之嫌。贞观二年长安地区出现蝗虫，太宗看见蝗虫，拾取几只，祷告说：“百姓要靠谷物维持生命，你把庄稼都吃了，就是祸害百姓。百姓如果有过错，都算在我身上吧。你要是有灵，吃我的心好了，不要害百姓。”说罢举手要吞吃蝗虫，身边人劝阻说吃了会得病，太宗说：“我正是希望把灾难转移到自己身上，还担心什么生病！”那几只倒霉的蝗虫终于进了皇帝的肚子。


贞观六年，太宗大宴宾客，被魏征当场顶撞，太宗不但不生气，还大笑道：“别人都说魏征的举止不尊重我，在我看来却觉得他这个样子很妩媚。”一个征服八方，功高盖世的英武皇帝，被臣下当众折面，不但不恼怒，反而夸对方妩媚可爱，达到肉麻的程度。即便有时候听不进去劝谏之语，太宗还要装作虚心聆听，就拿被他看作镜子的魏征来说，李世民就曾动过杀机，他还曾与近臣说过：有机会一定要杀了这个乡巴佬（会杀此田舍汉——《隋唐嘉话》）。看来李世民到底是把魏征当做山猪一头，只不过这山猪吃起细糠来头头是道，让他这个以为逢场作戏就能蛊惑人心的皇帝大为光火。可李世民终究是个理智的人，他没有将心中一闪而过的恶释放出来，若论控制力而言，李世民还着实令人佩服。掌握生杀大权的人，能抑制住手中的屠刀，这本身就不容易。


类似事情还有很多。李世民喜欢一棵大树，身边一官员随之赞美大树，李世民马上宣布他是小人，表示以后要远小人；亲征高丽，右卫大将军李思摩中箭，李世民亲自为其吮血；作战死了许多士兵，李世民亲为士兵哭灵。这些事例明显带有表演性质。最大且最成功的一场表演是在贞观六年，唐太宗突发奇想，亲自接见监狱里的死刑犯，非常怜悯，决定放他们回家去，第二年秋天再回来受死。死囚们心领神会，到时候果然一个不少地按期返回，于是死罪全都赦免。这简直是一出上有德、下知义的活报剧，让人怀疑是不是事先写好了剧本。北宋欧阳修专门为此撰写了一篇短文，矛头直指唐太宗放死囚回家是为了博取贤君之名，太过虚伪。   在焦虑中挣扎   
唐太宗的这些表现显然不合常理，想治理好国家，尽职尽责地工作就行了，何必整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呢？
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认为一些不可思议的行为通常是焦虑的替代品，例如一个人总是不停地洗手，背后一定隐藏着某种焦虑，洗手的行为是减缓焦虑的替代。李世民的一些做法，背后显然也隐藏着某种焦虑。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洛·梅为焦虑下过这样的的定义：“当个人的人格及生存之基本价值受威胁时所产生的忧虑即为焦虑”。罗洛·梅所说的威胁，可能与个人的生命危险有关，如疾病、灾祸、或死亡等现象；但也可能与生命有同等价值的信念及理想有关，如地位、名誉、职业、或养家的能力、教育子女的责任感等等；也可能是个人认为是最有价值的东西受到威胁，如爱国、社会成就、财经、家庭、政治、宗教等等。若这些个人深信的基本价值受威胁，就可能产生强烈的焦虑。


2007年获得一片叫好的香港电影《门徒》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当手下无意中表现出对吸毒者的些许惋惜时，刘德华扮演的大毒枭反应非常强烈，仿佛话唠一样地反复说道：关我什么事？都怪他们自己堕落，关我什么事？都是他们自己……这种不知是想说服别人，还是要说服自己的言语明显就是一种焦虑。因为这个毒枭内心深处仍然存在不应害人的基本价值，可是自己的职业却威胁到这个价值，所以才会产生焦虑。唐太宗做过什么事情违反了自己的基本价值呢？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马上就明白了，他这个皇帝之位得来很不光彩。当年父亲唐高宗原本是将李世民的长兄李建成立为皇太子。李世民不甘心这样的安排，便策划了“玄武门政变”，杀掉长兄李建成和胞弟李元吉，又武力威逼父皇认可自己杀害手足合法，自己做了太子，最后逼父皇让位，自己登基。


这种杀兄逼父的行径，按照古代伦理来说属于不忠、不孝、不悌，被视为禽兽不如；按照当时的法律也属于大逆谋反，在“十恶不赦”之列，是滔天大罪。这也是唐太宗自己的基本价值观，于是他尽管夺取了皇位，却长期陷于焦虑之中。正是因为这种焦虑，唐太宗总是有意无意地去重塑自己的形象。削减统治集团利益，给农民一点点好处；克制本能和欲望，勤勉于政事；控制情绪，忍受魏征的当众批评；做出笑脸，听取难听的谏言。作秀、演戏都是为了化解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焦虑。这个赎罪的皇帝活得好累！当杀兄逼父的形象在人们脑海中渐渐淡去，贞观之治初见成效，贤明君王形象已然确立后，唐太宗的焦虑也随之悄悄散尽，真实的李世民复活了。贞观十年以后他的纳谏主动性明显减退了。
晚年的李世民却出于猜忌冤杀、误杀了不少直言敢谏的忠臣。比如在贞观十九年（645年）逼迫宰相刘洎自尽；贞观二十年（646年）又以谋反的罪名杀掉了开国功臣张亮；在开国功臣侯君集谋反案之后，李世民猜疑其推荐者魏征，甚至下令推倒了魏征的墓碑，革除了赐予魏征的许多荣誉。

玄武门之变立下汗马功劳、鞍前马后追随李世民的尉迟恭也曾遭到猜疑，无奈之下尉迟恭只好主动辞职，李世民都没客气，立刻就让他回家了，这无异于卸磨轰驴。为一些小事，他还将老臣萧瑀、房玄龄撤职、遣回……



同时，李世民开始频繁地出游狩猎，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劳民伤财地攻打高丽，大臣们若是反对，他要么大怒拂袖而去，要么反唇相讥：“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意思是百姓们闲着没事干就容易放纵散漫，让他们多服些劳役才能使他们顺从听话。
这话实在是太气人了，把百姓当牛做马压榨劳动力，还不忘鄙视一下。这与当年秉承“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理念的唐太宗完全判若两人了。

历史只给了李世民23年做皇帝的时间，再长，他苦心孤诣经营的形象工程结局如何，也是难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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