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金三角成了喜欢看冒险故事者的热门话题。其标签就是毒品战争，毒枭军阀，凶残杀人，神探冒险；反映金三角题材的电影电视或传奇作品，基本围绕着这些主题来编，越离奇越能吸引人。
泰北的这些难民村正好是金三角范围，而且他们以前确实是贩毒部队转变过来的。我在那里教书时已经是一派祥和景象，老百姓基本能安居乐业。当然一山之隔的缅甸掸邦还是军阀混战的乱世，要说这里完全没有受影响也是不准确的。
还是通过几个小故事来看当时当地的社会环境和治安情况吧。
首先是住的问题，难民营应该是苦难的象征，但当时以华人为主的各寨难民村基本都是砖瓦房或铁皮房，茅草房极少，有的人家可称为豪宅，当年我们云南乡下还很难看到那样的好房子。
有人调侃着总结，寨子里房子分别是：
血汗房——台湾来补给那些老兵，普通士兵每人17万泰币，有官阶的更高；
洋芋房，大蒜房，姜房，包谷房，水果房——种农产品发财的，那几年泰国经济正上升，外贸活跃，种各类土特产也能赚几十万上千万，当然亏本的也有；
烟房—— 过去做大烟生意赚了钱现在金盆洗手；
洞房——女儿去清迈曼谷等地打工赚来，不宜详细解释。
总之，已经没有人再种鸦片。我在多篇文章强调，所谓“金三角老百姓不种鸦片就没法维持生存”是不成立的，毒品与战乱互相依存，泰北已经没有战乱，毒品就没有生存的土壤。那时大的难民村已经基本通公路，大车可以进来拉各类农产品，不管是否拿到泰国公民证，生活在这里的各族老百姓已经有了正当的谋生手段，大部分人不会再去碰毒品，而泰国军警也会随时来缉毒禁毒。
“金三角毒品公开摆着卖”，肯定与这里无关。 
但既然金三角的名片是毒品，有人来到这地方就非要写毒品不可。  
有朋友给我讲了个小故事，真假不知。
据说有个台湾记者来到难民村采访，一再要求“探访制毒基地”，哪怕遗址也好。山那边的缅甸他不敢去，当然也没人敢领去，出意外谁也负不了责；这边难民村到哪里去找制毒工厂？他还是不信，金三角没有毒品怎么可能？后来有两个小伙子受电影镜头启发：就是那种在草棚里煮着各种药粉，光着膀子的工人在不停地搅，旁边持枪匪兵恶狠狠地盯着，嘴里还不时发出“快！快！”的吼叫。
于是这两个小伙子找到山里一个守地棚，用石头支成三脚架，抬个大铁锅放上去，再弄各种粉末乱煮，让记者去拍“制毒工序”。也不知道这记者是否相信，反正是拍了不少照片，还给两个小伙子采访费。
所以有人去难民村转了一圈，回去写出冒死闯金三角的故事，那肯定是编的。
但是，这地方虽然已经没有人敢公开贩毒，还是有少量人吸毒，名声自然不好，而我在学校碰到的两个瘾君子，情况有点特别，印象深刻。
第一个是才子章立业老师，教英语，兼负责教务，比如排课程，刻蜡纸，印考卷，安排考试，几乎是一肩挑。
但他吃四号成瘾，汪董事对他又爱又恨，开除几次最后还是不得不让他进来，一则他家在本村，不会往外跑，二是教务这块确实离不开他。
接近考试，各班老师的试卷放成堆。这时章立业来到汪董事家，一面做出可怜相，一面理直气壮地伸手: “给我二百铢钱，我要去印考卷，没有力气。”
汪董事皱着眉头把钱递给了他:“赶快去印，不要耽误考试。”
于是整个下午你都会看到一个瘦骨嶙峋的身子，在办公室里飞快地转来转去。间或听到英语歌声飘出来。不用说那是我们的章立业过足了瘾正在光膀子刻蜡纸印刷考卷呢。
不到晚上，考卷全部印出来。他又三脚两步跑到大门口，买一小袋酸酸的凉拌米线，猴子一样地蹲在椅子上，左手揪着袋子，右手拿筷子夹着，搅着， “吸溜,吸溜”几下全部吞进嘴里，随手把脏袋子扔在办公桌上。之后又手脚麻利地把卷子整理好，放在各位老师的办公桌上。
汪董事来了，看见这情景，满意地点点头。背后又自鸣得意地总结： “反正小章就是有这个毛病，你不要管他。只要给他得吃那个东西，他就会拼命给你干了。”
有些村民说闲话：“ 听说这个章老师上课爱打瞌睡，让学生自己闹，这怕要不得吧？”
“我们天天骂小孩子，不准吸毒。你老师就吃着，他能管好学生吗？” 
汪董事听到了，便在背后骂：“这些乡巴佬懂什么球？他要不吃那东西早飞走了，还会在这里给你好好地服务？”
我离开没有几年就听说章来师已经去世，不到五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