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立案调查
原创 能静居主人 能静居看历史 2024-01-09 06:19
撰文|赵立波

公元1627年，刚刚度过青春期的16岁青年朱由检继突然接替二十三岁而死崩的兄长明熹宗。

虽然年纪轻轻，朱由检已经清晰认识到，帝国在宦官魏忠贤的把持下已经被倒腾的乌烟瘴气，再不进行定点清楚，大明的命运将岌岌可危，因此清除这一毒瘤是摆在这位年轻人面前的最大难题。

在做好细密准备后，发动了大量言官对其弹劾浪潮，在这位年轻人“去恶务尽”的定调下，群臣积蓄的对魏忠贤的痛恨如同火山爆发，不可阻遏。虽然先是打算将他发落去凤阳，但听到魏忠贤出京时，前呼后拥的卫队，随从多达千人之多，平日豢养的私家装备，押着金银珠宝四十辆大车呼啸而去，仿佛告诉所有人他的“满载而归”。


崇祯接到奏报勃然大怒，立即给兵部发去谕旨:“逆贼恶魏忠贤，本当肆市以雪众冤，姑从轻降发凤阳。岂巨恶不思自改，辄敢将畜亡命，自带凶刃，环拥随护，势若叛然，朕心甚至恶，著锦衣卫即差的当官旗前去扭解，押赴彼处交割明白，所有跟随群奸，即擒拿具奏，勿得纵容。”《崇祯长编》

如同一部精心布局的大棋，将权威甚重的宦官魏忠贤一步步推向死角，无疑这位年轻人表现出了超强的手腕。继位只是三个月，就将盘根错节经营多年的宦官势利清除，可见朱由检的处理紧急要务的能力。“烈皇不动声色，逐元凶，处奸党，宗社再安，旁无一人之助，而神明自运。”《幸存录》可知在没有任何协助的情况下，迅速除掉这颗毒瘤，朱由检的手腕非同寻常。



带着一股狠劲，这位青年的勇猛为岌岌可危的大明注入了一股强劲动力，仿佛从此将改写宦官专政的历史，大明的所有臣僚无不对此保持充分信心。

然而接下来的事情的发展显然出乎所有人都预料。

虽然在处理魏忠贤后并全面清剿宦官势利，包括追随魏忠贤的五名号称“五虎”的实权太监，将他们财产全部籍没收。出于对大明的责任感，年轻皇帝多次督促阁部大臣，一定要做到无一遗漏，除恶务尽，因此从原先拟定惩处的宦官四五十人发展到二百多人，按照崇祯理解，正是这些太监们的彼此勾结最终导致出现了以魏忠贤为代表的阉党集团。

有明一代，宦官擅权造成的政治祸乱，共有三次，即王振、刘瑾、魏忠贤，其引发后果是一次甚于一次，到了魏忠贤基本接近将大明推向灭亡的境地。在全面处理完宦官的案子后，这位年轻人长长的出了一口气。然而，让帝国臣僚无不惊骇的是，没过多久，这位痛恨宦官的皇帝竟然再度全面启用新的宦官，面对纷纷的上疏，崇祯后来自己也感叹说:“朕万不得已遣用内臣”，所谓内臣就是身旁的贴身太监。

刚刚登基后不久，内阁辅臣黄立极就给他写了一道意味深长的奏疏，崇祯阅后也颇为感慨，并针对黄的奏疏批示说:“看了你都奏疏，自称是多余无用之官，是摆设。主要是你认为都是因为内臣（太监）在牵制事务，因此导致你们形同虚设。”最后崇祯决定将所有各边宦官全部撤回，一切兵马钱粮都交给地方衙门调动管理。



看似非常有效果的奏疏，同样也引起了崇祯的认可和极力纠正，并且将所有事权全部下放给地方，那么为何在不久却又重新使用太监呢？

从根本上来讲，太监监军，是由于皇帝不信任封疆大臣所导致的，目的是收集和督促前方将帅作战情况，有明一代甚至成了一个传统。朱由检以巨大勇气想革除这一弊端却仅仅维持了半年，这其中势必存在许多原由。

大明官僚从上到下无不对宦官干政和作为皇帝心腹无不相当反感，这些人对太监的鄙视是具有庞大共识的，然而这些人的政务能力又参差不齐，常常在处理重大事务时出现要命的“掉链子”式的脱节，但是剥夺或削弱官僚权力让他们开始抱团反抗。这种问题同样也让急于工作效率的崇祯非常焦虑，却又无可奈何。



他们反对宦官的理由慷慨激昂，比如当时顺天府尹刘宗周，同时也是儒学大师在大明官场颇得威信，他数次抨击崇祯重新使用宦官:“大小臣工岂无一人足当信任者？”放眼大明难道就一个都没有让皇帝放心的吗？随即他又阐释宦官对大明的根本威胁:“自古未有宦官典兵不误国者，不知危急存亡之日，舍天下士大夫终不可与共安危！”《国榷》

然而，面对前线愈发紧急局面，皇帝不再顾及所谓脸面，他只要快速推进，能够全面清晰掌握前线动态，这些只能靠身旁太监往回传递消息。

不知道这种地方与紫禁城的隔膜层是从何时形成的，皇帝认为这些官员只要事权却不一定能把事情办好，他们彼此勾连欺骗自己，满口道德仁义措辞激昂的理论空洞而乏味。



然而同样遗憾的是派出的太监能力确实难惬人望，比如在任免太监李凤翔出任京营提督，这一职务过去是侯伯一类总督高官，兵部侍郎协助军务的要紧岗位，实际在崇祯的布置下全部由太监掌控。按照当时的野史《野史无文》记载，这位太监与魏忠贤差不多的出身，毫无军务能力，又自傲自大，胡乱指挥，朝廷军政大事由此日见其坏。崇祯四年(1631年)九月，崇祯惩处袁崇焕的家属，把他们流放到云南广西府维摩州，作为一个反衬，他宣布派遣乾清宫管事太监王应朝前往山海关、宁远，乾清宫牌子太监张国元前往蓟镇东协，乾清宫太监王之前往蓟镇中协，乾清宫太监邓希诏前往蓟镇西协，监视各镇粮饷兵马及边墙抚赏。

王应朝身衔皇命出关，颐指气使，一天内连上六疏，奏讨官军马匹勘合,都蒙皇上允准。吏科给事中熊开元针锋相对地上疏,希望皇上收回成命，停止派遭内臣，以统一边关事权。思宗全然置之不理，批驳道:“遭用内员自有裁酌,不必过为疑虑”。

后人对思宗此举作这样的评论:“帝初即位，鉴魏忠贤祸败,尽督便宜调度，无复委任不专……继而廷臣竞门户，兵败饷绌，不能赞一策，乃思复用近侍。”《国榷》显然大明后世主流舆论无不对崇祯大面积重用宦官提出尖锐批评。



甚至在此后从使用宦官的级别和人数创大明之最，最多时，一日派出四位宦官出任要职，仿佛要逐步接替大量官员。

六科都给事中宋鸣梧联名上疏，对崇祯一天四次遣太监提出强烈批评:天启七年八月，我皇上登基，尽撤守内臣，天下翕然称颂，内臣不与政事，是高皇帝规定的家法。

皇帝不甘示弱驳斥他说:“国计边防欺玩日甚，即欲整饬，劳怨熟消，酌用内员，自有裁处，不必过为疑揣。”你们这些人天天忽悠我，我不派太监管一下怎么得了，不必过分解读。

此后吏部尚书发动大量官员联名向崇祯上疏希望他停止使用宦官。此后不久兵部尚书联合内阁也不断向皇帝施加压力。面对如此庞大反对浪潮，崇祯不得不耐着性子给他们解释:“你们的奏疏我都看了，太祖明训我怎会不知？自成祖以来的使用太监也都是一时权宜之计，何况天启年间所派遣的我不都给他撤回了吗？岂至今反用！朕不是不信任文武，只是这几年蔽坏不堪，朕是万不得已，亦权益用之，若文武诸臣实心任事，撤亦不难。”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可知崇祯对地方官员的失望。闵洪学见皇上提及此事,便说明上公疏的原委:“臣等才力不及、不能仰副皇上任使,然此心不敢不从国家起见。”



崇祯说:“大小臣工实心干济者能有几人?即如马政一事,屡有旨严饰，如何解马到京但云不堪尽行变卖?如此则解亦何用?”举这一事例目的在于 埋怨外廷诸臣不肯实心任事。

为此，崇祯最后宣布，“总之，卿等文武诸臣若齐心协力，为国任事，则内臣之撤甚为不难耳！”撤不撤太监都是你们干的好不好决定的，可知此时大明乏才之患到了何等地步。从继位之前朱由检生活在战战兢兢之中，早点丧母的他没有一天是在安稳中度过，他没有任何人脉关系，最多的也就是身旁的若干太监。意外的登基，当帝国摆到他的面前时，除了冰冷的座椅外，他没有几个能靠得住的，然而基于对大明责任感又不得不进行迂回治理。大明的症结不是旱灾、也不是瘟疫，而是整体的道德沦丧与滑坡，不管他如何努力，终究难以挽回颓势。

使用太监自然是无奈之举，后世甚至将此作为亡国原因之一，当一人之力想扭转乾坤时，摆在崇祯面前的确实是饮鸩止渴的一济毒药。